红歌的政治美学

曾经极“左”极“纯”

红歌，现在叫这名称，以前的叫法――革命歌曲、无产阶级大众歌曲、健康文艺歌曲，一般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迄今，具有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歌曲。

红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阶级性、政治性，正是红歌之红，是红歌的灵魂所在。在它产生的年代，这政治性表达出来就是，立场正确，态度鲜明，服务于人民大众，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红歌服务于政治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份关于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件，提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成为文艺界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在这篇重要文论里，明确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

红歌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以达成某种集体的事业，是它独特的政治美学。说它独特，却也并不孤僻：在组织行为学中，举凡组织之中、需众人协力以达致某种集体目的的领域，歌曲的政治美学，可说是具有一般规律性的认识，现在的应用也非常普遍。

红歌曾经达到的深度，是政党、文艺工作者及工农大众对使命的共认。在集体的事业中，只有融入集体，成为集体的一员，成为共同事业的一分子，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个人才是有意义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取决于集体的价值。这种政治美学，演绎到极致，就是纯而又纯的革命成了唯一目的，集体的事业成了人的唯一属性，集体的价值成了人的唯一价值。虽然这可能最终导致了荒谬。“”十年，它就发展到了这样的极“左”、极“纯”的程度：有涉个人情感的歌曲都成了毒草，包括爱情、友情、个人悲欢都不能唱，所有的红歌，都是关于事业的歌唱，只有这是唯一正当、唯一正确的。

“唯物主义者并不反对一般的功利主义”

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等十部委曾推荐“爱国歌曲大家唱100首”，现被通称为“红歌100首”。我粗粗统计了一下，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流行年代，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到2009年建国60周年庆典之际结束，涵盖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世纪。其中，1949年以前的歌曲，约占十分之一；1949-1976年的歌曲，约占十分之四；1977-1999年的歌曲，约占十分之四；2000年代的歌曲，约占十分之一。

1999年之前的歌曲，大都有比较强的政治背景，一些歌曲甚至直接是因事而生，因某种形势需要而生。如《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是抗战歌曲，《南泥湾》是歌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在希望的田野上》是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歌，《春天的故事》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故事。

2000年代的歌曲，甚至也包括一些80、90年代的歌曲，虽然也多有特殊的创作事由、政治背景，但其政治意义比较模糊，有时是概念宽泛的拥军、爱党、爱国歌曲，有时甚至背景语义复杂，与红歌指向的红色语义并不一致。

这样粗粗扫过即能看出，红歌与普通流行歌相区别的最根本特色，乃在于它是一种服务政治的歌曲；服务政治，是其旗帜、歌魂、时代性、歌曲的意义所在。在红歌的政治美学里，曾论述得旗帜鲜明：“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红歌的创作者，大多即秉承了这种革命的信仰、革命文艺的理念。

红歌都在唱什么

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标，统一的价值观，对责任与使命的共同认同，是红歌之所以能感召人心的根本力量所在。

100首红歌，按内容划分，可粗略分为以下七类。揣摩其内容指向上的特点，更容易把握红歌政治美学的根本。

军歌类：服从党的领导，党指挥枪，军队忠于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外御敌辱，保家卫国，是其最核心的政治使命。

英雄类：在民族危亡面前，英雄的感召力，“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的事迹，可歌可泣。

领袖类：对领袖的赞美，实际上是对集体事业的赞美，对组织领导核心、现行政治正确的肯定。领袖颂歌，是统一思想、团结一心、共创现在和未来的有效形式。

爱党爱国类：爱党爱国，是集体对自身的颂扬，表达伟大、光荣、正确，感恩、归属、拥抱之情。

岗位类：这是在集体中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对集体的奉献是其主要内容，自豪感是其主要特征。

故乡山川类：是对集体事业的另一种肯定形式。往往以故乡山川的新颜新貌，抒发对形势一新、山乡巨变的喜悦，由此对某项政策的正确表示拥护。

幸福生活类：歌颂幸福生活，随着近60年历史阶段的演进，依次等同于歌颂新社会，歌颂新时期，歌颂新时代……

红歌也在起变化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1980年以前，是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绵延达半个世纪。

与其盛期对应，那也是思想一统的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歌曲的政治伦理到达了这样的极致：通过对毒草的清理刈除，红色歌曲变得无比“纯粹”，凡政治过关的歌曲，无不表达着政治正确；歌曲的内容，无不表达着集体的事业、领袖的意志；各阶层角色分明，无不是集体事业的某分子：工人、战士、社员，共产党、共青团、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整个社会成为一部革命机器，所有人成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改革开放之后，一统化的思想格局渐渐成为过去，以集体事业建构起的价值体系，容纳进异质，出现另外的眼光。

首先是“幸福生活类”歌曲的出现，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潮流，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有什么不同吗?好像没什么不同。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首歌甚至与历史上最红的红色歌曲一样，非常革命，充满了政治色彩。但是，“爱情”、“花儿”、“亲爱的人啊”，这是些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歌曲里被净化掉的词汇，它的美学指向，它所指向的幸福，简直无处隐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虽然继续在抒发“长征路上”战斗、为祖国贡献力量的豪情，但歌唱的却并不全然是集体的事业，而将憧憬挥洒于生活，将愿景设定为“生活充满阳光”。仍然以我们为主语，仍然是集体事业的赞歌，但与集体事业的纯净的价值体系已有所不同。虽然一时充满争议，不乏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声声批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15首歌曲，却成为全国票选的首届“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悄无声息地

演化。表面看起来，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一类的歌曲中，被一波一波不断演进的歌曲潮流改变了颜色，不断被更改；实际上，“像成者也”(《乐记》)，歌曲只是事物的表象，真正变化的是人心，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式微，发生在早已发生的人心的变化上。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退潮的速度非常之快。仅仅五年之短，它原有的内核已经大变。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巨变之大、巨变之快、巨变之多，使人们很少反省追问：曾经的时代主流，那个庞然大物，那个将亿万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时代精神，何以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我推想，有这样的几个关键：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之上，确实是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万众一心，极其广泛；大公无私，极其彻底。它有人所共认的集体的事业，人所共认的集体事业的目标，神圣的未来理想社会，神圣的人类伟业；所有人等，均匍匐在这个基本认同之下。个人的人生，在这个宏伟的目标、神圣的事业中，被赋予了神圣性，获得了毫无疑义的生命价值，由此产生光荣、自豪、骄傲，产生人生前途的无限光明感觉。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其实是在这个宏大建构中矗立起来的音乐丰碑。

打开国门之后，“我们的幸福生活”在发达国家面前现了形，政治宣传失去了诚信；“”结束后，领袖的政治错误被披露，“神圣”露出了它不神圣的背面；经济搞活、发展、先富起来……在政治目的、社会目标全面转向经济的方向之时，价值体系也在位移，物质生活的意义和私利，登上了台面；共认的集体的事业，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逐渐变得模糊；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便在这个过程中离散、淡出。

歌曲风尚的变化，只是以上这个无比广泛、无比深刻的社会大变局的反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邓丽君歌曲中，个人情感被肯定。

20世纪80、90年代，眼花缭乱的流行音乐，将个人世界的意义不断地表达；1986年，崔健唱出了《一无所有》。在国人的广泛回响和普遍认同中，这首歌呈示了这样的现实处境：物质赤贫，精神失落，一无所有。2009年，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一系列歌曲回顾中，这首歌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作品。

如何凝聚人心：老红歌遇到新问题

2010年代，个人思想纷杂，价值极为多元。在歌曲的世界里，港台歌曲、流行音乐轮番登台，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主流。“100首红歌”，对这部分作品也有留意，虽然比例不大，港台歌曲、大陆流行歌曲却都有入选，一共8首。

个人主义、价值多元的世界，与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表面看都是爱国歌曲、民族颂歌，内里的复杂、矛盾，一言难尽。

举两首歌曲为例：《东方之珠》表达的，不单纯是对黄色脸孔、中华民族的归依之情，其更大的主题，是对香港未来的思考；《龙的传人》诞生在1978年的台湾，其时台美断交、中美建交的消息传来，在官民两界引起“政治地震”，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一时高涨。它们与大陆的主流政治并非一路，论及红歌政治美学的核心――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的、服务于政治的要求，流行音乐就是流行音乐，意义纷杂，立场和态度完全不同。

眼前这个价值多元的世界，给人们带来的并不全然是欢乐、自由、活跃、丰富，它也同时在展露令人忧心的面相。人心的离散，道德的失范，精神的寡薄，拜金的疯狂，使社会肌体不断遭到侵蚀、毁坏。

当前的中国，特别需要两个东西：凝聚人心，道德立范。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起、关注、讨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民族的事业来说，凝聚人心，实在是最基本的事。

凝聚人心，道德立范，面对的却是最深层的问题。歌曲能够凝聚人心，但能够凝聚人心的歌曲，从来有一些基本条件，那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今天，在凝聚人心的道路上，这样的问题会被时时追问：我们共同的目标有吗，是什么?准备要追求的、人所共认的价值观是什么?集体的事业何在、使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摘自6月9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