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大学教育的关键词

“趣味”是中国文人乃至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诠解进而阐释“趣味”者，大多要引用饮冰室主人的两篇文章：一是《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二是《学问之趣味》。 这实际上是梁启超1922年的两次演讲：前者是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向教育界的从业人员演讲教育的趣味;后者是8月6日在南京中南大学，向暑期学校的学员演讲如何从学问中尝到人生的趣味。这两篇文章再加上《教育家的自家园地》，梁启超专论“趣味”的三次演讲均从“教育”层面切入，或者说梁启超的三篇文章均将“趣味”视为教育的关键词。按照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释词方式，关键词之诠释需要返回语义现场：梁启超论“趣味”，其语义现场是“教育”。故本文尝试在“教育”的特定语境下，重新解读“趣味”这一中国文人及文化关键词;而本文标题中的“大学”之限定，既是现代“学段”义（相对于中小学而言），亦是古典“四书章句”义（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条，文雅的说法是“此树婆娑，生意尽矣”，通俗的说法是“没兴一起来”。梁启超演讲“教育（家）”之“趣味”的20世纪20年代，旧式教育（科举考试）的流弊尚存，而新式教育（现代西方分科授学）的新弊已现。旧弊与新弊，其共通之处是远离趣味甚至摧残趣味。梁启超将当时学校教育的“摧残趣味”归结为三：一是注射式教育，二是科目太多，三是拿教育做敲门砖。一、三两条是科举教育的流弊，第二条是西式教育的新弊。科举教育的主要方式，在授者是强行灌输，在受者则是死记硬背，梁启超将二者的关系比喻为大人嚼饭给小孩子吃，小孩子吃大人嚼过的饭，还有什么滋味？还会生出丝毫的趣味？科举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拿八股文去敲魏阙之门，门一旦敲开，敲门砖便弃若敝屣。一位敲门者会与敲门砖发生恋情？会从敲门砖中感受到趣味？

从现代文理分科的层面讲，旧时八股文属于文科，或者说属于文科之中的议论文写作。因而科举教育“课目单一”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初，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等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以新式大学教育取代旧式科举教育，其中课程设制以“多门”取代“单一”。1902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的“政科课程”，一个星期的课程类别多达17门，授课时间高达36学时。[2]当然，从教育的通识性及多样性层面而言，现代教育课程设制的“多门”，可以救科举教育的“单一”之弊;但就教育的“趣味”而言，科目太多又会生出新的弊端。趣味的培养是要往深处引，知之愈深，趣味愈真。一个学生，一周上36节课，而且是在17个不同的类别中穿梭转换，既是走马观花，更是疲于奔命。这就像《围城》中的方鸿渐，“兴趣广泛，心得全无”，而“心得全无”之后，自然是“趣味萧条”了。

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演讲，距今已近百年。相较于梁启超的那个时代，今天的大学教育当然有很大的变化;但就“趣味”这一关键词而言，梁启超当年所针砭的三大病症今天依然存在，只是说法稍有不同。比如，“注射式教育”今天称之为“满堂灌”，“科目太多”即为“学生负担过重”，“拿教育做敲门砖”则是“学校教育的急功近利”。笔者在大学生活了40年（前10年当学生，后30年当教师），对大学教育的“趣味”问题真正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念本科时，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必定是闭卷。动笔之前，先将试题浏览一遍，便可预知这门考试我会得多少分：题目摆在那里，自己准备过的，将已经背熟的答案默写在试卷上即可;自己没有准备的，只好硬着头皮胡诌，最后的分数可“算”而知。默写完毕，走出考场，马上将试题连同答案忘得一干二净。待自己十年媳妇熬成婆，又用同样的方法去考学生，虽觉得很没有趣味，却也无法改变，无趣又加上无奈。我将这种教育模式概括为“三写”式教学：先是上课“听写”，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记;然后是课外“抄写”，整理课堂笔记，到期末总复习时还要做各种模拟题，甚至一遍遍抄写标答以加强记忆;最后，就剩下走进考场“默写”一通了事。如果说今天大学里的“三写”与我们当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高科技的引入，比如，用手机拍照替代“听写”，用复印机拷贝替代“抄写”，而应该“默写”的时候却在“抄写”或者“听写”。有一次监考，学生退场后，教室里一片狼藉，各种写满标答的纸片和用过的教材散落各处。面对此情此景，不仅无趣，甚至无奈。

这还不是最高级别的“摧残趣味”。试以大学本科教育的最后一道程序――撰写毕业论文为例。梁启超说教育的最大趣味，就在于能将学问与职业统一;对学生而言，则是将学问与学业统一：学问是一件最有趣味的事，因此到了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应该是大学生活最有趣味的阶段，至少比“三写”有趣味。其实不然。先看毕业论文的生产程序：第一步，教师提供题目，越准确越具体越好，准确、具体到学生拿到题目就可以直接动笔;第二步，学校提供统一的论文制作模板，学生用教师的题目，用学校的模板，在上面填充文字即可;第三步，学生参加论文答辩，包括学生陈述、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评分，整个过程5到10分钟（一位）;第四步，结果是预知的：没有不通过的答辩，没有不合格的论文，因为不能影响学生就业，而就业是大学的头等大事。学生拿着用毕业论文换来的学位证书，走上就业之路。再看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时的生态和心态：毕业论文的撰写在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学期，而这个时段，就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哪里还有做学问的兴致，更何谈学问的趣味？

梁启超认为，“教育”作为一种职业，其“趣味”应该是最真最长的。就职业这一层面而言，所谓“最真最长”的趣味，又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全日制、全天候的，上班与下班，职业生涯与业余生活，涵泳于、笼圈于 “趣味”;二是全过程的，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弥纶于、整合于“趣味”;三是良性循环的，问学与诲人，利己与利他，条贯于、赠答于“趣味”。

福柯说“人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他的具体存在在它们之中发现了自己的确定性”[3]，人首先要活着，然后要工作，要说话（包括书写），人只有在这三种状态中方能确认自己的存在，并进而确证自己的价值和乐趣。然而，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讲，这三项活动并不是统一的，至少不能统一于“趣味”。上班时间不得不做一些没有趣味的事，只能等到下班后去寻找趣味，所谓业内无趣业外补。或者反过来，本职工作太有趣味了，下班后反觉得无趣，但又不能24小时上班。而教育这种职业（比如大学教师）大多不用坐班：就时间而论，没有上班与下班之分;就空间而论，只有到教室上课与在书房做学问之别，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教书与问学，其实都是做学问;而“学问”则是“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四大趣味之一。 梁启超给“趣味”下的定义很有趣味：“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他排比的例子更有趣味：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梁启超是做过大官的大学问家，他当然知道“做官”与“做学问”哪件事更有趣味。有官做的时候，梁启超只能在下班后做学问，趣味是不连贯的，是业余性质的。20世纪20年代，不做官了的梁启超，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地做自己的学问，全天候、全日制地享受学问的趣味，只嫌24点钟不能扩充到48点;不光是自己享受，还要“野人献曝”，让别人也享受。晚年的梁启超，除了做清华的专职导师，还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大谈学问和教育的趣味。品味当年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文字，目睹当下一些迷恋于做官，忙碌于做官，或者蹉跎于做官，甚至委顿于做官的学者，真不知是何滋味。

当然，学者想做官也很正常，因为中国的文化向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问题是，学问一旦成为手段，趣味便可能丢失甚至被杀死。因此，梁启超提出趣味主义的第一条件是“无所为而为”。梁启超承认，有所为去做学问也可以引起趣味，比如学生为了学位证书，学者为了著作版权;但到了趣味真正发生的时候，必定是无所为的。学问是趣味的主体，趣味是学问的目的，趣味之于学问，恰如康德关于“美”的定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因此，真正的学问是有趣味的，有趣味的学问是美的。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是基础是出发点，“好”是过程是缘由，“乐”才是原动力。按梁启超的说法，学问这件事，从“知之”到“好之”，从“好之”到“乐之”，其“本体”和“对境”只能是学问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非如此则无趣味可言。而我们这个时代名利俱收的学问，其问学者或“好”或“乐”的大多是与学问不相干的各种目的，又何来趣味可言。

梁启超说“生命是活动，活动是生命”，而生命这种活动，无外乎两件事：所做与所说。所作与所说的完美统一，是“趣味”之真谛所在，故稚童是有趣味的，童心是有趣味的，有童心的文章是有趣味，故卓吾先生要喟叹“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人世间有一些职业，所做与所说是不能统一的，比如官宦，比如商贾。而教育这种职业，所做与所说是应该也可以统一的。借用孔子的话，教师的所做是“学而不厌”，所说是“诲人不倦”;“学”是利己，“诲人”是利他。“学”与“诲”，“利己”与“利他”，又是互为因果、互为赠答的。而教育的趣味，正在于学与诲、利己与利他的相互赠答之间。教师拿到课堂上“诲人”的，应该是自己做学问的心得和收获。就大学的专业课教学而言，一位不好好做学问或者学问做得不好的教师，肯定不是一位好教师，至少在学生眼中不是一位有趣味的教师。梁启超曾讽刺不做学问的教师，“拿着几年前商务印书馆编的教科书上堂背诵一遍完事”，甚至长期使用“几年前在师范学校里听的几本陈腐讲义”。百年前的喜剧，仍在今天的课堂上重演：教师拿着商务印书馆或者某个不入流的出版社的教材，在课堂上背诵甚至朗读;考上本校研究生的学生，惊讶地发现导师新开的研究生课程与几年前本科生的旧课并无多大区别。不“学”的教师，“诲人”时除了照本宣科和炒炒剩饭并无他途，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教师自然是既“厌”且“倦”;年年听，月月听，日日听，学生自然是既“倦”且“厌”了。梁启超说“厌倦是人生的第一件罪恶”，故不学而诲人的教师是有罪的了。反过来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是有趣味的，而且这种趣味因着自己的既“学”且“诲”而成倍增长，即如老子所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亦如梁启超所说“教学生是只有赚钱不会蚀本的买卖”。

大学教育的“趣味”问题非常复杂，牵涉方方面面，自然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最应该关注此问题的，是作为“趣味”施授者或创制者的教师。细品梁启超专论教育趣味的三篇文章，似可见出任公的问题意识聚焦于“教育者的趣味”，其良苦用心则是期冀能以“教育者的趣味”来改变干瘪而萧条的现状，从而为大学教育创生或滋乳真的趣味。梁启超认为教育者的趣味，从消极的方面说是“不厌不倦”，从积极的方面说则是“乐”：教育家的财产就是这片“教育的快活林”。或许，做教育不如经商与做官那般有钱有权，也没有山珍海味与绫罗绸缎，但学问和教育的快乐，大到一项崭新的学术创获，小到一句独出心裁的课堂妙语，都是自体自足的真趣味，“南面王无以易也”。

所谓“快乐”，是由“趣味”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孔子讲“益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其实也是教育（包括授者与受者）的快乐;孟子讲“君子三乐”，其中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苏轼《上梅直讲书》，感叹孔门师徒之乐，虽周公之富贵、召公之贤，均不能与之相比：“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苏轼坦陈“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但师者的趣味及其快乐，与或富贵或贫贱并无因果关系。师者之乐，“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这是一种以趣味为目的的趣味，一种自足的快乐，一种“乐乎斯道”的快乐：“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多年以前，笔者在给自己一位学生的新著作序时，套用孔子“益者三乐”和孟子“君子三乐”的话语方式，提出“师者三乐”。人生在世，荏苒百年，免不了会衰老，会独孤，会烦忧，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生活在“教育的快活林”，体会着持续的彻底的圆满的趣味，享受着最丰富的快乐，这么一来没有趣味的事情也会神奇般地变得有趣味，结果是：老而不衰，独而不孤，烦而不忧――此乃“师者三乐”是也。

笔者属马，甲午耳顺，他人体貌之，皆曰“看不出”，并询问“有何健身之法”，答曰：只缘身在快活林。“教育的快活林”是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永远青春做伴。问学并诲人于青春的校园，几十年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师生同创青春版”。何谓“青春版”？就诲人之道而言，是指带“古”字的课目中蕴藏着现代价值和生活智慧，做教师的要将之讲出来，使古树绽放新花;就诲人之方而言，是如何用议论、叙事加抒情的方式，用诗性与理思相融通的方式，将传统文论及文化的趣味和真谛传授给青年学子，并使之融入他们的青春和性情。师生同创，授受相长，做教师的自然会“老而不衰”了。

像笔者这种年龄的教师，大多是独生子女的家长，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孩子大了，远走高飞，留下双亲相依为命。我自己，以及近处的同事、远处的同行，虽然早已“空巢”，却也并不孤独。原因很简单，身边总是有学生：本科生课堂的学生多达三位数，研究生课堂也有两位数;老生尚未毕业，新生早已进校;已经离校的学生，返回母校纪念毕业N周年时，总忘不了看望老师…… 独而不孤的趣味，更深一层的内涵是教学相长。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此多的学生与我同行，能做“我师”的该有多少。我曾让两位本科生同学编辑我的散文集，窃以为是给她们一次学习的机会;后来我无比惊讶也无比惭愧地发现：她们的散文比我写得好多了。我的普通话说不标准，尤其是四声混淆不清，每次上课，我总要发动学生纠正我的四声，做我的语音老师。梁启超将趣味比方为发电，越摩擦越出，所以需要朋友，需要朋友之间的相互砥砺，相互切磋。否则，趣味就会变弱，甚至停摆。常说亦师亦友，学生是忘年交，而且是无功利的。年年岁岁，这么多这么好的学生，“足以相乐如此”，自然是“独而不孤”的了。

教师也是凡尘中人，也有各自的烦恼人生，也要去应对一些没有趣味的琐屑之事。进教室之前，你还在为一些琐事烦心;可一旦走上讲台，面对那些略显稚气却是充满渴望的目光，和学生一并陶醉于斯，原先的烦恼便早已烟消云散。梁启超讲教育的趣味，反复强调教师的导引作用。做教师的，有责任引导学生到高等趣味的路上来，否则他们到校外找趣味，结果弄得人生无趣味。主张趣味教育的人，要有做“太子太傅”的使命感，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时，给他们一种终身受用的趣味。“教然后知困”，不学新知，何以诲人？只有学不厌，方能诲不倦。反过来说，将诲人当作一件正经事，拿出良心去干（今天叫“职业道德”），怎会厌倦？故只有诲不倦，方能学不厌。趣味这东西，是愈引愈深，一旦尝到甜头便可成为嗜好，所谓如痴如醉。此乃“烦而不忧”也。

梁启超自称“信仰趣味主义”，自己的人生观“拿趣味做根柢”，进而主张“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他自己也是“趣味主义”的践行者，我们看他关于“趣味”的讲演，实在是很有趣味。梁实秋认为任公是一位难得的好教授，有丰富的学识、流利的口才、动人的表情，凡是做过他学生的，莫不深受其影响，[4]故感叹：“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5]以梁公为镜便可看出，以教育为唯一趣味的师者，人生自会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一个既有根底更有趣味的境界，梁公之教学也是对“趣味”作为大学教育关键词的最好诠释。

注释

[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151页。

[2]同上，中册第537页。

[3]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08页。

[4]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51页。

[5]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槐园梦忆》，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