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搜查”规则的历史变迁

时间:2022-10-09 10:08:45

美国“搜查”规则的历史变迁

【摘要】随着人权思想和隐私理念的不断增长,如何定义“搜查”行为成为了任何司法体系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判例来构建起美国的“搜查”规则。文章即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例进行归纳并从中指出其理论阐述的思路。

【关键词】美国;搜查;规则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27-01

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第四修正案中“搜查”规则的主要判例

博伊德案(116 U.8.616 1886)确立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警察的行为是否构成“搜查”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对“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进行了物理害。

奥穆斯泰德案(277 U.S.438 1928)严格适用了财产权,侵害分析法。明确指出宪法只保护嫌疑人“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物理入或侵害,且超越上述范围的领域不受宪法的保护。

卡兹案(389 U.S.347 1967)了奥穆斯泰德案,宣布财产权/侵害分析法“不再是支配性的分析方法”,确立了以“隐私权”为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提出了“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

怀特案(4叭U.S.745 1971)重新论述了虚假朋友理论:个人对于交谈人不会向警察报告其谈话内容,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因而虚假朋友不构成搜查行为。

史密斯案(442 U.S.735 1979)认为电话使用人在拨电话号码时缺乏主观上的隐私权期待,同时与“虚假朋友”理论一致,对于自愿提交第三方的信息,个人不再享有合理的隐私权期待。

杰克布森案(466 U.S.109 1984)再次确认仅仅在于揭示某物品是否属于违禁物品的行为,没有损害任何合法的隐私利益,因而不构成“搜查”。

科诺茨案(460 U.S.276 1983)和卡罗案(468 U.S.7051984)认为电子追踪装置在公共领域所反映的信息通过警察的视觉监控同样能够获得,因而被监控人不享有隐私权期待。

格林伍德案(486 U.S.35 1988)基于第四修正案不保护已经明知暴露给社会公众的信息,且对于自愿转述他人的信息个人不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因而存放在庭院之外有待垃圾工人运走的、装在垃圾袋子里的垃圾,个人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

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搜查”规则的理论阐述思路探析

(一)第四修正案保护范围的扩张:向“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转变

在卡兹案之前,以博伊德案和奥穆斯泰德案为代表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基本上是以个人基于“财产权”的权利是否遭到了警察的“物理入”来认定警察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搜查”。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分析法越来越难以反映第四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即保障公民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保障财产利益。同时“物理入”也不再是警察获取信息的唯一抑或是主要手段,警察可以借助各种电子技术手段轻而易举的获取个人的信息。在此背景下,联邦最高法院逐渐认识到“财产权假害分析法”既不是好的物理学标准,也不是理想的法律规则,并以卡兹案为契机,提出了“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包含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两个方面:首先,个人要表现出一种真实的主观隐私期待;其次,个人表现出的期待必须是能够被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合理期待”。

(二)第四修正案保护范围的收缩:对“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限制

可能受刑事政策和新任大法官们的个人政治倾向等因素影响,卡兹案所确立的“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并没有产生如民权主义者所期待的巨大影响,反而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对“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适用进行解释来限制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

1.自愿透露信息对隐私期待的限制。在怀特案和史密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地指出,如果个人向特定第三方披露了某些信息,那他应当承担起第三方向警察透露的风险。因为对于自愿提交第三方的信息,个人不再享有合理的隐私权期待。

2.违禁物品对隐私期待的限制。联邦最高法院在普雷斯案、克布勒斯案、杰克布森案案的裁决中指出,如果警察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揭示某容器是否夹带违禁物品或者某物品是否属于违禁物品的行为,则该行为没有损害任何合法的隐私利益,因而该行为不构成“搜查”。即个人对持有违禁物品不享有隐私的合理期待。

3.开放区域对隐私期待的限制。在科诺茨案、卡罗案、奥利弗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由于个人在开放区域或公共领域所反映的信息警察通过采取其他的合理手段同样能够获得,甚至存在其他社会成员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暴露于其眼中的该信息的可能性,因而在该区域的个人不享有隐私权期待。

(三)第四修正案保护范围收缩的止步:禁止冲击住宅隐私的技术手段

对于如何处理警察运用已有的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技术手段来使自己拥有穿透墙壁的观察能力这一问题,联邦最高法院终于以一个新的规则回归到对“合理的隐私期待”的补充。即认为如果警察借助尚未被大众普遍使用的增强感官能力的技术手段探测住宅内部的活动细节,将构成“搜查”行为。在凯丽欧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过多的分析“合理的隐私期待”的主观要件抑或客观要件,而是强调“个人退回其住宅的权利以及住宅不受政府不合理侵犯的权利”是第四修正案真正的核心所在。这个新规则的出现解决了“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部分局限性,从而将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扩展至禁止运用任何尚未被大众普遍使用能够增强感官能力的技术手段对住宅隐私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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