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之我见

[摘要]中国抗战题材电影长盛不衰，姜文一改主流电影表现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手法，采用个体的小角度思考，启示人们反思历史和民族性。《鬼子来了》在黑白与彩色的碰撞对比中震撼观众，回归了真实的历史画面，更多的是人性的流露和情感的宣泄，给了抗战题材片更多的精神内涵和阐释空间。

[关键词]民族性 抗日战争 人性 历史真实 情感宣泄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17

在中国电影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片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具有中国特点的电影主题，各个时期的电影人都试图从中探索出中国人的性格本色，以此为手段表现自己的创作主张和独特构想。从1935年第一部抗战题材片《风云儿女》到2009年上映的《南京！南京！》、《拉贝日记》，各界人士都在用不同的视角和演绎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于中国抗战的理解。中国抗战题材片经历了从单纯表现抗战中英雄人物和民族气概的方式，发展到如今对于人性和个人民族性以及道德的表现。抗战电影表现的主题趋于复杂性和全面性，让观众从不同侧面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时期，也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于抗战精神、民族精神以及人性问题的探讨和反思。

《鬼子来了》是姜文上世纪90年代的一部作品，它所表现的内容和方式都和以往的抗战题材片有所不同，并未从一贯的英雄抗日、政治抗日以及全民抗日这种传统套路进行演绎，而是从单个个体的小角度进行思考，被赋予了时代性的内涵。这部作品来源于对经典抗战作品――《地道战》、《地雷战》等的借鉴，从中获取动力和源泉，但也使传统的积极抗战意义趋于淡却，表现出一种分散型的自我意义的体现。[1]它从一种抗战题材的主流文化下解脱出来，寻求另一种独辟蹊径的解读和阐释。它将历史的深沉凝重，叙述得不露声色，又表现得诙谐幽默，在一种主旋律的集体合唱中奏鸣了一种分离于主体的弦外之音，也启示人们反思更多关于民族性、道义以及人性的问题。下面笔者就本片从几个思考点进行分析。

黑白与彩色的对比震撼

对于当代很多电影人来说，资金问题的困扰，使他们迫不得已采用黑白胶片作为材料表现电影。而姜文的《鬼子来了》是个例外，他特意采用了黑白胶片来制作，在影片最后一部分加入了几个彩色镜头――以马大三被杀后的喋血染红整个镜头，这血又演绎成旗帜等，伴随着他的人头落地，他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眼睛也上下眨了三下。这是一种悲剧的重演，一种悲悯的流露，以及一种无奈的讽刺。马大三的死没有深层次民族悲情的含义，只是个人复仇的哀嚎。这其中不包含民族性和历史性的民族主义，只是强调人性和偶然性。这一笑，是对马大三个人个性的升华，摒弃了之前所看到的种种关于人性的怯懦、贪欲以及无知，而展示出一个人最终的释然和淡漠，一个跟同所有胞民一起死于敌手的宽慰和回归的温情，也是马大三个人的赎罪，赎了他这两大麻袋招惹的血祸，也赎了他无法替乡亲杀死所有仇人的愧疚与自责。片尾的一抹鲜红，与整个电影黑白的基调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中黑白表现的沧桑感历史感和沉重感，《鬼子来了》也表现出这种模糊中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影片最后的猩红，带给人的是联想与深深的压抑与反思。

回归真实的另类历史画面

作为不断演进和变化的人类，历史永远不能被完全复原。基于不同统治者和势力的控制，不同意识形态宣传的要求，一部分真实的历史被淹没了。而这部分之中，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了解到更全面和更立体的历史画面。作为主流的抗战题材电影，都是以表现民族主义为主题，并围绕这一内核筛选主流人物，表现正统观念。而《鬼子来了》则将这一高调的主题做了降调的处理，将国耻演绎成家仇，将民族性演绎成生存本能。这一表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真实的历史。在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里，国家危亡、民族大义于他们不及两车粮食更值钱，也不及小孩子手上那几粒糖更让他们觉得甜蜜。这和主流抗战片中同日本人你争我打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但在我看来，这是更真实的。真正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获得，是依靠教育和宣传的，在这样的穷乡僻壤，他们无法接受到更多的教化，所以本心中保持着原始和单纯。在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期间很多人的民族主义是被强迫的，并非天然的，这在抗战的发展中被演变成一种道德和伦理性，[2]这就不难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和日本人一起大联欢，一起喝酒高歌，毫无戒备和耻辱。以马大三为代表的这些人民，并不懂所谓的民族大义，不懂英雄气概，他们对于汉奸的理解是肤浅的，也是跟自己的实际相联系的。换回两车粮食，有了吃的，不杀人，可以不偿命，这就是所有生活的原则和标准。毕竟电影也是一种演绎和虚构，并不能完全表现历史，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文化的延伸性。

人性的流露和情感宣泄

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草根的马大三，以及一群为利益和生存而活得卑贱的人群。有马大三和鱼儿的情感欲望的宣泄，也有面对“我”的怯懦和恐惧，还有若干跟马大三一样的普通人，为日本人点头哈腰，受日本人的欺辱，毫无反抗意识；也有面对要杀那两个俘虏的时候，每个人所表现出萎缩退让的一面；当日本人送来粮食跟他们联欢的时候，一个个表现出的狂喜和谄媚。这是一副真实的中国乡土人性格的呈现，他们怯懦，他们有奴性，他们胆小怕事，这完全不同于经典抗战片中所表现的敌后战场群众军民同心，为抗战亲人送吃送喝，建立抗战第二战场的动人场面。而相反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慵懒的，为保护自己生存的权利，不懂得国耻大义，也不懂得仁义道德的下层民众。这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另一面真实的中国人民，他们虽信誓旦旦，密谋要杀害两个俘虏，但却出于善良淳朴的本心不敢下手，将其藏在自家地窖里，每日好吃好喝侍奉，为其端茶送水，养了整整半年。而对于花屋小三郎来说，在受到马大三一家半年的优待之后，也发自内心的感激，而最终，他出于民族自尊心的受辱，以及生存的需求，动手杀死了村民，再后来提起佩刀，杀死了马大三。这些，都是一个人本质的表现，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背景和立场，都是本能的决定和反应，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宣泄和情感的流露，这些，是最朴实最真切的，不管是美是丑。

《鬼子来了》与它的前身――大批抗战题材电影出自于同一主题，是对中国民族性的表现和阐释，但姜文的这部作品，却将若干高调表现的人性高尚和抗战崇高精神的主题隐去，以愤世嫉俗的讽刺性颠倒了抗战电影的经典模式。由此，我们觉察到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之下的个人性质的体现，将一种真实和非主流借助于经典的抗战题材形式表现出来，这让抗战片多了阐释的空间和精神寓意，也让观众多了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3]

注释

[1]韩琛：《民族寓言的前世今生―《鬼子来了》与抗战电影的历史演变》，太原大学学报，2008年第9卷第1期。

[2] [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3]韩琛：《民族寓言的前世今生―《鬼子来了》与抗战电影的历史演变》，太原大学学报，2008年第九卷第一期。

作者简介

张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08级历史学（基地）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