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中的母亲

天黑了下来，医院渐渐静了，像一张被适度铺开的白色布单。我想到了死亡，被白布包裹的有些坍塌不平的人体的形状。医院的后院，有一个小型的殡仪馆。我不注意到了那个院子附近，吓了一跳。那些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褡，还有那些挽联上的字，押韵的、不押韵的，几个人蹲在房外的檐坎上，默默地吸着烟。一阵阴森森的风从里面吹来，越过寂寥生锈的门栏。我不得不躲避，或者说心里害怕。回到院子，那种阴森的感觉还没有抹掉，其实那是根本抹不掉的。在这个有众多病床的医院，死亡和潜在的死亡明显隐匿在医院的某些角落。死，在这是一种被确认的平常的事，不必大惊小怪。院子有些单调，倦怠，昏暗，但比起住在高层楼里的病人，就丰富多了。中间是人造的麻枯石假山，两米多高，上面长了浓郁的植物，几乎掩盖了那些麻枯石，不时有一些流水声，下面是池子，一些鱼生活其中，它们可能不会知道，与它们同在一个院子里的许多人，可能不久后就要离开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而它们将一如继往地游弋在清澈的池子里。几条粉红色的鲤鱼特别醒目，还有一些淡墨色的，大小不等，它们一个跟着一个，就像是串在一条无形的绳子上，在水中自由地遨游。它们时而静在水下的麻枯石间，一动不动，似乎终止了呼吸。麻枯石给人的感觉是墨绿色的，上有一些藤蔓，不均匀地从上挂下来，像是别致、优雅的绿色挂帘，构成一些水流的路径，一滴滴的水沿着藤蔓爬下来，然后叮叮咚咚落在池子里。母亲做手术的那天晚上，她还处在昏迷状态，就迷迷糊糊地说，下雨了。被麻药麻醉的母亲，朦胧中还保持着一定的注意力，我知道那是一种无意识的注意。在家乡的时候，她对这种滴水的声音极为熟悉。雨从青瓦的檐上流下，落在窗前的水洼里，声音质感而有节律。母亲已经习惯了那种声音。即使昏迷，她也能从众多的声响中辨别出滴水的声音。有重病的，家人就走到池子旁流泪。很少有人劝，大家的心情彼此相同。在护士办公室的左侧，有一个木头框子，分为四层，里面陈列着各种不同的结石：有的像那种花麻石，质地粗糙；有的像白火石，光滑，细腻，一尘不染；有的像大一些的粗沙粒，一颗一颗紧挨着；还有的像枯萎的石子，一捏即碎。我想人体内的石头和大自然中的石头有一种特别相似的勾连，它们在形状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也在内在质地上同出一辙：时间留下的东西也会被时间所消磨。

一种特别的味道贯穿了整个院子，包括院子里的全部事物，房间、走廊、病人、家属、树木、花草、竹子、池水，而四面连在一起的房子更是加剧了这种气味的浓度。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味道，既有酒精、消毒液弥散的味道，又有众多的人呼出来的气味，还有病人的身体因长时间躺在病床上而散发出来的腐蚀的气味，这些气味相互混杂，渗透，折合，勾兑了一种特别的住院部的味道。三层楼的高度适中，像一个中等个子的人用手攀扯同等高度的树枝，不像门诊大楼，十五层，仿佛一个又瘦又高的人，还在努力地向上伸着脖子。那座楼上的窗口整齐，单调，淡淡的棕白色，黯然，没有什么丰富性，更谈不上美感。挂在高层窗户上的衣服，红的、绿的、黑的、长的、短的、大人的、小孩的，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都有，零乱，高悬，像从高空伸出来的一些被束缚的触手。窗户外发亮的钢丝网以圆圈状分布，它们相互连接，牵手，整齐划一。可以想象，那些被拧干水的衣服湿漉漉地挂在钢丝网上，就像一些人把脸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向远方张望。楼实在是太高了，向下望的时候，未免有一些要坠落的感觉。一滴未拧干的水从十五楼的窗户上落下，是落在一个行人的身上，还是落在水泥地板上，无人得知，但它一定是落下了。天阴的时候，这些衣服非常阴郁，像它们主人的身体和脸。远方被高楼挡住了，乡下的风景一一失去。对那些来自于偏远乡村的人来说，头几天是有一些新鲜感的，病房干净，清洁，房内设备齐全，有电视可以消磨无奈的时间。但渐渐地，这种新鲜感就消失了，代之的是十五层被悬在空中的孤寂，是离开地面后内心的空洞和无着落感。病人和家属吃饭或带一点儿东西，都要上下十五层，虽有电梯，但时间被任意的拖长。电梯有时人多，拥挤，等待就像这些窗户格子一样被动，缺乏选择的余地。一碗饭从下面带上去，到十五楼的病房里已经温了。

我站在走廊里，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三人的椅子，上面的皮革已经烂了，可以看到发黄的海绵。院子里有一些成丛的竹子，分布在院子的四角，像四根通天的器皿，很粗，且高过了三层楼的房顶，翠绿的，仿佛与医院这个让人心事重重的环境相脱离。我知道一墙之隔的母亲正疼痛难忍。，有点呕吐，反嗝，咳嗽，她鼻腔里插着两根管子，一根抽胃液的，一根输氧的。腹部掉着三根管子，一根引流胆汁，一根引流腹腔血水，还有一根尿管。五根管子从上而下，将母亲的生命引流或者拨动。我无法想象，这些管子从母亲的身体里伸出来，保持着与身体内部亲切的沟通，它们的起点是始于哪一个脏器？这些塑料管道是怎样和身体衔接的？我只能看到那些缓慢从母亲体内流出的各种液体：浓稠的胆汁，腥红的血，粘连的胃液，稍清亮的尿液。妹妹在一张废纸上记着这些体液在标有刻度的置留袋上的位置和它们累积起来的时间，以便护士询问。我有一些恶心。三个置留袋并排挂在床边，像三个探头探脑的孩子，等待着来自母亲体内的召唤。胆汁管内流出的暗黄液体，此时正浓浓地沉积在置留袋里。它们从母亲的肝脏出发，却不得不顺着预设的方向，向体外前行。这些架在母亲体内的管子，保持了一种低度的缄默，或者忍受。我想，人体内的那些纵横交错而规则有序的管子，是否有一天也会像堵塞的公路，红绿灯不起一点作用？母亲依然昏迷着，像一个沉睡的孩子。脸上没有血色。四个小时的手术几乎耗尽了她所有的精力。她能挺过来吗？我看到送来的费用清单上有一项麻醉延时，那也许是二次麻醉。或许是，母亲在第一次麻醉过后还有巨大的疼痛。疼痛比医生闪光的刀具还可怕，疼痛是可以延时的，递进的，是不打折扣的折磨。病床边不时响着的是氧气瓶中的蒸馏水，咕嘟咕嘟的声音保持着几十小时均匀一致的腔调。母亲又昏昏沉沉地说，下雨了。我说，下雨了。我知道她耳边的世界已经隐含了某些故乡的气息，这使她安慰和部分摆脱疼痛在异乡的感觉。她偶尔伸出手来，在脸上乱抓，也许是疼，也许是本能的反应，她想把身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卸掉。我们手忙脚乱地按住她的手，生怕她撕掉某根管子，又不停地在她的耳边呼唤。她偶尔微睁一下眼睛，像是用了很大的力，又无力地合上。

夜是那样漫长，长得几乎扯不开分秒。我，妻子，妹妹，整夜不眨眼地守护在母亲的床前。母亲的脸是那样的瘦小，深陷在白色的被子中，只有轮廓和阴影。我们无法想通的是，仅仅得胃病不久的母亲，怎么就被查出了长达多年的结石和胆囊癌？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据了母亲瘦小的生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瞬间抛入黑暗的窒息之地？在医生办公室里，妻子嚎啕大哭，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尽管在来医院之前已经哭过多次。我没有劝她，因为我们同样悲痛：一个辛苦了多年的人，一个被各种疾病缠绕了多年的人，才刚有一点儿生命亮色的时候，却未料到一个绝命的杀手早已潜伏在自己的体内。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消瘦、疼痛下去，却没有丝毫的办法。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那些美好的假设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无用。时间才是最大的病原。母亲几十年的艰难和辛酸都积沉在身体里，藏在不同的器官里，有谁能想起那些只有她自己才知晓的苦难？曾经，她出现持续的头昏，脑部的血管里堆积的杂质被时间牢牢把守。而现在胆囊被时间无情地抛弃：萎缩，癌化。一个直径三厘米的石头长在母亲的身体里多年。一个巨大的暗礁。胀疼，闷疼，钝疼。疼，构成了母亲每日的生活。她年轻时与时间钝角般的搏斗的胜利其实只是一个谎言，一个埋在身体深处的谎言。谎言终会揭穿的，就像一双鞋底，最终穿了帮，断了线，露了底。年轻时的母亲不是很真切地知道这些，她只想把一个家拉扯大。她不信时间的刀刃有一天会切开自己的五脏六腑。可这一天终于来临，它毫不留情地切开了母亲的身体。现在母亲的体内有无数的敌人，它们气势汹汹，不分时段。母亲的底儿是一块石，被岁月结怨的狰狞的石。我很想看看那块从母亲体内取出的石，看它怎样将一个人的生命化为乌有。

母亲的脸色凝重，灰暗，憔悴，像被淡淡的姜水洗过，几天来一直延续着这样的色泽。这是让人担心的色泽。它泄露了母亲身体内部的颜色，是母亲体内不发声的声音。灰黄为什么会成为人体衰退的标志，为人从这个依恋或厌恶的世间最终离去留下了踪迹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