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治理是作为过程和结构的双重治理，这体现为在社会抗争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过程中，社会抗争治理形成为何治理、何以治理、以何治理和治理如何的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作为底层社会利益博彝的社会抗争的结构、正面和负面功能、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而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通过建构以制度化治理为理念，以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以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为治理内容的治理机制，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抗争有序化和抗争有益化效果。

关键词：社会抗争治理；为何治理；何以治理；以何治理；治理如何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1-0144－06

一、社会抗争的原因和负功能分析

为何治理社会抗争是基于社会抗争的原因和负功能的双重客观原因：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有其必然的原因；从社会抗争的负功能来看，如不去治理社会抗争必然会对党、国家和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一)社会抗争的原因：主体一结构――制度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现象，不是一种社会病态，转型中国的社会抗争频发背后有其必然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等原因。鉴于当前中国社会抗争很大程度上关联到公民、社会和国家这三方，因此上述社会抗争的原因可以被概括为利益主体性原因、社会结构性原因和国家制度性原因等三个主要方面，具体地说：

首先，利益主体的主体性原因涉及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权益意识的明晰、价值观的多元等因素。在当今中国，社会日益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与国家保持了一定的分离，社会中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不断涌现，社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层，不同利益分层之间的排斥和矛盾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社会利益主体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自身的主体权力和利益意识日渐明晰，引发的不同利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冲突，李培林的研究便表明，阶层分化特别是两极分化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和可能，即便是那些“迅速致富”的人，也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曾鹏也指出，日益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与阶层意识是中国转型期冲突性集体行动的宏观情境之一。160可以说，这种利益主体性因素在下文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原因的双重影响下会更加明晰，成为社会抗争之所以发生的主观原因，进而，社会抗争的主体不断多元化、利益诉求不断复杂化，增加了社会抗争治理的难度

其次，社会结构性原因关注社会风险、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等结构性因素对整个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影响和挑战，构筑了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抗争之生发的宏观情境。受全球风险社会的影响，国内很多学者已经关注中国风险社会的表现、原因、影响和治理，强调风险社会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并通过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寻求中国风险(危机)治理的制度路径。孙立平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处于从断裂、到失衡、再到博弈的过程中，社会日益断裂，利益日益失衡，和谐社会及生活的基础秩序这一底线难以守卫，社会的基础秩序甚至到了需要重建和再造的地步。0陆学艺也指出，不同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的机会不足、机会成本过高、资源禀赋悬殊，导致社会流动的失序和社会矛盾的多发。对能在总结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基础上，针对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事实，指出了经济利益重构和经济利益博弈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地形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围绕特定稀缺资源的争夺，构成了解释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一个根本机制，同时，这三次集体行动浪潮更迭呈现出三大趋势――世俗化、基层化和暴力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剧，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波动，在一个现代的流动型社会中，社会抗争者多为游离于正式体制和市民社会的“游民”，有其独特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和组织模式，呈现“游民政治”的特点，如何“化游入土”也成为治理社会抗争的关键。这些结构性因素在转型社会中的频率、强度是社会抗争发生的根源和治理的根本。

最后，国家制度性原因包括国家和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体制、政策、法律等。尤其是国家和政府在转型期的战略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跟不上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质量，不但没能有效地治理抗争，有时甚至成为抗争的对象，这在基层尤为明显，例如县域往往成为抗争频发的“接点”，呈现“底层政治”和“接点政治”的特色。因此，社会抗争的发展绝非凭空而生，更不是民众素质低下所致，它深深地扎根于行动者所依存的政治制度之中，取决于政治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及其结果。国家功能的调整反映了制度的政治适应程度，但是，调整的方向与结果却背离了社会初衷，最终演变成保护国家与少数人利益。这种调整反映在国家能力上，就是片面强调发展国家的抽取能力与强制能力，以此来保证国家功能的实现。为了使这种保护国家与少数人利益的国家能力得到正当发展，国家频繁地改造合法性的基础，将政权的阶级基础建立在精英联盟之上，通过暴力与经济增长来维持这种合法性基础。但是，作为国家性变迁的社会反应，社会大众不仅没有对这种调整表示顺从，相反还以集体行动的形式表示抗议，这些抗议紧紧地伴随国家性变迁的步伐与轨迹，它们塑造了国家性，国家性反过来也塑造了集体行动。可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是当前社会抗争之所以发生的最直接原。

(二)社会抗争治理失效：社会抗争的负功能

为何去治理社会抗争可以从它的反面可见一斑，即社会抗争治理失效会有什么负面效应。这一社会抗争治理失效包括不去治理社会抗争、去治理社会抗争但是成效甚微这两个方面，治理失效会使得社会抗争的负功能。鉴于社会抗争发生原因的利益主体、社会和国家三方因素，社会抗争的负功能可以从利益主体、社会和国家这三方来考察。

首先，社会抗争治理失效不利于利益主体的权益。作为社会抗争发起者的利益主体之所以抗争多半源于自身权益问题，不论是在直接性或非直接性权益表达、整合，还是实现过程中，其最终的抗争指向无外乎自身的权益。而在目前中国，尽管抗争者权益的实现既受抗争行为本身也受抗争治理的不同方式的影响，但它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对不同性质和动因的抗争行动的治理，即政府如何处置和应对社会抗争。所以说，如不去治理抗争或去治理社会抗争但成效不佳，抗争者的权益便无从谈起，其权益表达、权益整合和权益实现很可能要么是支离破碎的，要么是无果而终的，甚至抗争本身可能对抗争者就有或多或少的损害，这一方面源于抗争本身所需要的个人成本，另一方面源于被抗争者可能在抗争治理过程中的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对抗争者权益的侵害。

其次，社会抗争治理失效会危及社会稳定。无论是官方、学界还是民间，都认识到社会抗争对社会 秩序的负面影响，尤以时下备受争议的“维稳观”，这种从大政治角度出发形成的对社会抗争的理解是对社会抗争负面影响的惧怕，主要强调社会抗争对秩序和发展的危害，如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危害。这是因为社会抗争的不同性质、不同发生、发展的过程会造成对社会的不同后果。特别是对那些对抗性强、组织性高、发生突然、发展剧烈的社会抗争不去治理或治理不佳，社会流动便会不畅、社会结构便很可能固化，这种风险成本很高的社会抗争便会危及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发展。

最后，社会抗争治理失效有损政府权威和政府能力。鉴于前文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抗争发生的直接原因多源于国家制度性因素，而作为国家人的政府在社会抗争治理中作为不佳甚至不作为，其负面效应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时常是抗争者直接抗争对象或在事态发展中由于应对不善而成为抗争对象的政府便不能整合抗争者的利益诉求，抗争者在自身权益无从实现情况下，必然质疑政府的威信，这在基层政治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许多社会抗争事件中，基层政府本可以作为事件的调停者，但由于时机掌握的不妥、治理理念的偏颇，基层政府往往是出力不讨好，其结果便是抗争事件中牵涉的各方都有损耗；另一方面，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对社会抗争的治理能力是政府总体能力的必然组成部分，在这种‘非常态或危机治理中的不作为或作为不佳必然影响到政府的总体能力。社会抗争对政府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风险社会中，政府必然要在这种非常态的社会抗争治理中迎接挑战，把握机遇，通过治理社会抗争对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四大职能的改进和完善都是利远远大于弊的。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与社会抗争的发生和治理都是非常相关的，社会抗争这一特殊情况更是检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和能力的试金石，社会抗争治理的好坏既是上述政府能力的原因也是其能力的结果。

二、何以治理：社会抗争的结构和正功能分析

何以治理的含义是指社会抗争为什么是能够被治理的，即抗争是“可治理”的原因。这种抗争的“可治理”是基于社会抗争自身的结构和正功能：社会抗争的结构为抗争“可治理”提供了可能性，而社会抗争的正功能是抗争“可治理”的必要性。

(一)社会抗争的结构：可治理的可能性

社会抗争的结构可以从其字面与背后的蕴意以及其外延探究。“社会抗争”，从字面看来，可以拆解为三个子部分：“社会”、“抗”、“争”，将其放到“政治的维度”考察，具体地讲：“社会”道出了这是来源于与国家相对应的场域中的一种集体行动，通常会以“某某事件”彰显其集体性和影响面，代表的表述形式如2008年贵州瓮安“6・28”，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6・17”事件等，其生发场域往往是在基层社会中，而且可以说这一行动的主体往往为社会底层群体，属于“底层政治”；“抗”涉及行为的客体，即与谁抗的问题，在现实中，这一客体多为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及官员)，间或为其他利益群体，在行为方式上多有对抗、冲突的色彩，这是其理论和现实的敏感性所在；“争”指涉及这一行为的目标和方向，多为利益之争，源于利益表达、整合、实现等环节的不畅或不满，属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博弈”。

综合以上三个要素，这种行为多被理解为底层社会的利益抗争，被界定为“抗争政治”。因此，从外延上看，社会抗争的边界包括：抗争的主体为中底层而非社会上层，是群体而非个体；客体多为基层政府或其他利益群体而非中央或整个社会；目的多为各种利益诉求而非反体制；途径通常制度化低或非制度化，行动方式存在着一个有节制的到逾越界限的连续谱。

从社会抗争作为底层社会的抗争性政治以及具有的上述特点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是可以治理的。简要地讲，与其他激进乃至革命性的社会行为相对比，社会抗争的治理难度相对是比较小的，治理的范围和成本也是可以控制的；社会抗争的治理方式也是多样的和有效的，不仅有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等正式渠道，而且可以有乡规、民约、非正式关系、社会资本等扩展方式；社会抗争的治理主体是多方的和有潜力能力的，涉及党、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抗争的治理能力。当然，社会抗争的上述结构仅仅是提供了社会抗争可治理的可能性，尚需要结合这些结构特点采取有因地制宜的治理举措。

(二)社会抗争的正功能：可治理的必要性

与官方强调社会抗争对利益主体、社会和国家(政府)的负面影响不同，理论界更加关注社会抗争的正面功能，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相关社会抗争研究受国外抗争政治学的影响颇深，而抗争政治学十分强调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社会抗争的价值和意义，如社会抗争对民主和治理的正面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社会――文化不同，但社会抗争在中国同样具有一些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的积极作用，学界对此给予了厚望，这是社会抗争可治理的必要性，对照社会抗争对利益主体、社会和国家(政府)的负面效应，社会抗争的正功能体现在：

首先，对作为抗争者的利益主体来说，社会抗争是与参加选举、找政府办事等常规政治参与方式相对应的一种非制度化参与途径，在目前常规参与渠道不畅、效果不佳的情况下，社会抗争是其自身权益得以表达、整合和实现的有益补充方式。结合社会抗争的结构，对底层社会来说，当底层成员既无法无力诉诸法律维权，又对其他常规渠道要么无从信任要么无从知晓的情况下，社会抗争作为底层社会的抗争行为，更多情况也是底层社会抗争者权益得以实现的“最后武器”，哪怕在社会中不断出现的一些“以身抗争”、“以死抗争”等极端社会抗争事件，尽管其抗争方式和成效都有待商酌，但这种作为武器的弱者呈现出身体政治的表征，对抗争者来说不是单纯的成本收益分析，也许不在乎结果，只求“讨个说法”抑或“诉苦”，因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其次，对社会来说，社会抗争是化解风险社会中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解压阀和缓冲器。当前中国存在的一定强度和频度的社会抗争等非常规行动有利于将社会中的不满、冲突、矛盾等不和谐因素释放出来，从而不至于矛盾和冲突积少成多，急剧地爆发出来，发挥冲突作为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同时，在不同群体和群体之间、公民、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博弈和权力均衡中，缓解社会结构的断裂化，防止社会大的动荡，实现社会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的转型。因此，社会抗争映衬了社会和谐是和而不同的，其背后的逻辑不是对社会抗争掩耳盗铃或讳疾忌医，而是正面以对，分析社会抗争的内在结构、原因和功能，通过有效的治理去实现社会的韧性稳定和动态和谐，发挥社会抗争对社会的正面功能。

最后，对被抗争者来说，社会抗争为其提供了与抗争者沟通、协商和共赢的机会。以国家或政府为例，社会抗争弥补了抗争者制度化参与途径不足，可 以缓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摩擦，通过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和对话，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合作和协商等主动和被动的举措，在公民的有序参与中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提升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提高政府预防、处置和化解非常态的抗争和危机的能力，这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增强国家和政府的民主和善治程度。这从事实上也看出，政府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出于被动，在社会抗争的治理过程中，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对一些事件的处理和应对也更加人性化和法治化，这可以说是社会抗争正功能得以明朗和增量的体现。

三、以何治理：社会抗争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机制分析

社会抗争的以何治理指以何理念、以谁治理、如何治理，包含社会抗争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这是基于社会抗争动力机制，需要根据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不同动力机制，针锋相对地形成包含治理理念、主体和内容的治理机制。

(一)社会抗争的动力机制：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

国内社会抗争研究受西方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影响很大，这尤其体现在国内学者借鉴上述理论，结合中国现实研究社会抗争动力机制。在这方面，刘能提供了全面、清晰地思路，他通过追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演变历程，分析这些理论取向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现场的相关度，说明政治进程模型、古典理论和社会建构论／文化理论对当代中国相关现象的解释力要更强一些，与当代中国各类研究现场相关度最高的，是政治进程模型，因为它比较适合对本土社区和底层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反抗进行描述和解释；其次，古典理论要素的重新复兴，也为我们理解处于快速社会变迁之中的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动员机制，以及解释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高概率的现场参与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第三，社会建构论、文化理论和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围绕象征要素和文化符号的利用和操控的精密分析，也使得中国的当代研究者能够同时对反抗者和正式社会控制体系对象征和符号要素的利用，做细致的分析。最后，资源动员取向对于第三部门和NG0的研究，以及对于公民社会中的政治参与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此外，更有意义和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结合上述西方理论，进行的诸多本土化的尝试，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提出了许多具有解析力和洞察力的抗争手段和策略，如“关系网络”、“日常抵抗”、“弱者的武器”、“沉默的共谋”、“压迫性反应”、“安全性困境”、“问题化技术”、“道义经济”、“怨恨与剥夺”、“差序格局”、“草根动员”、“政治机会”以及“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势抗争”、“以身抗争”、“气或气场”等等。这些趣味横身又纷繁复杂的表述，适应了中国比较复杂和特殊的情境，多角度、多方面地解释着抗争得以发生的条件，有益于在认清这些现象之后，既保证抗争的有序、有效进行，又可以利于被抗争者从中吸取预防和应对战略和策略。

(二)社会抗争的治理机制：理念、主体和内容

中国社会抗争治理的关键点是要根据中国社会抗争的动力机制，形成包含治理理念、主体和内容的治理机制，分类、分级、分期地治理社会抗争，这既能保障在社会抗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采取有效的处置和应对策略，形成治标之策；同时又能从根本上事前预防、化解和事后安置社会抗争，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治本之路。这一治理机制可以从治理的理念、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内容三个紧密关联的部分加以建构：

首先，治理社会抗争需要制度化治理的治理理念。基于前文对为何治理抗争、何以治理抗争的分析，对社会抗争的治理必须突破现有公检法等政府部门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对社会抗争的控制。尤为重要的是，鉴于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多样化、复杂化的动力机制，社会抗争治理的理念应该从控制论转变为治理论，简单地讲，控制论主要通过体制化来应对抗争，治理论则强调制度化来化解抗争，这种理念的转变涉及社会管理的原则、内容和方式的变化。清华课题组将这种转变总结为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化(或运动式)趋势与制度化建设的区别，并指出两种理念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截然对立：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而体制化则是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度化的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而体制化的关键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制度化的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体制化的渠道则是架设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过度行政化；制度化认为稳定和表达缺一不可，而体制化则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制度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体制化则相信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总之，制度化治理是要增强容纳冲突的能力和用制度化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利益表达制度化，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平衡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这是社会长治久安的真正基础，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之路。

其次，治理社会抗争需要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诸多动力机制其抗争的策略和战略有时是主要考虑社会因素，如“关系网络”、“问题化技术”、“草根动员”等，有时主要考虑国家(政府)的因素，如“政治机会”以及“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机制，同时考虑到前文社会抗争发生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和国家制度性原因，因此，治理社会需要因社会抗争动力机制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同治理主体和方式在深层次上反映着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即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博弈。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抗争治理在理论上而且现实上已经是国家主导、社会协同；另一方面，党在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中居于领导和执政的双核心地位，加上党自身能力建设的需要，党必须在社会抗争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自身的政治、组织、人才等资源主动去治理社会抗争，协调党与社会、党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鉴于社会抗争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社会和社会之间、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党必须去协调这两种关系，从而实现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理顺与功能和谐。

再次，治理社会抗争需要建构包含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的治理内容，这是治理理念和治理主体的具体展开。从社会抗争的动力机制可以发现这些机制主要涉及价值、组织和制度等三个层面，因此社会抗争的治理内容必须整合和开发党、国家和社会三个主体所有拥有的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开发和提升这些资源的功能。简要地讲，价值资源涉及公平正义、法律契约、权利自由、民主善治等价值体系；组织资源涉及各级政府组织，尤其是基层政府、党组织及工青妇等组织、社会民间组织等组织架构；制度资源既包括各种治理社会抗争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村规、民约、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从根本上讲，上述三方面的治理资源对社会抗争的治理成效取决于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理顺和功能整合，特别是党在社会抗争治理中做到良好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开发，与社会和国家通盘协调和通力合作。

四、治理如何：治理效果分析

(一)抗争有序化

抗争有序化是基于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而提出的社会抗争治理效果，使得社会抗争在发生的频度和强度上达到可控化。从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来看，社会抗争是客观存在的，有其内在的利益主体性原因、社会结构性原因和国家制度性原因；从社会抗争的动力机制来看，社会抗争的发生、发展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厘清抗争原因和动力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社会抗争有序化这一效果，这体现在两个层面。针对社会抗争发生的原因，一方面减少社会抗争发生的原因，如在国家制度性原因方面，通过国家政策、法规等制定和执行的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而使其更加有利于社会及其抗争者的权益保护和实现，达到控制社会抗争发生的频度，防止抗争的多发的效果，这是抗争有序化的表现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抗争动力机制进行因时因地制宜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抗争策略和战略，形成相应的治理策略和战略，可以控制社会抗争发生的强度，如以更加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抗争，防止极端抗争事件的发生，这是抗争有序化的又一表现。

(二)抗争有益化

抗争有益化是基于抗争结构和功能而提出的治理效果要求，意在理解社会抗争的结构基础上，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抗争的正功能，即使得社会抗争对利益主体、社会和国家发挥利多于弊的功效。当前中国社会抗争具有底层社会利益博弈的结构特点，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功能作用，社会抗争有益化是在透过社会抗争的现象认清其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开发其对利益主体、党、国家和社会的正面功能而达到共赢局面。同时要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抗争有益化是在抗争有序化的前提上得以实现的，是抗争有序化的最终体现，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当然，这有赖于抗争发生和发展的制度化治理，即通过前文所述的制度化治理理念，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以及在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方面的治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