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分析社会资本动机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3年Bateman和Organ正式提出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Behavior，OCB）概念以来，许多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从组织公民行为的因子方面，有二维结构、三维结构、四维结构、五维结构、七维结构、九维结构、十维结构等；从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来看，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工作满意感、公平知觉、组织承诺感等态度变量和动机等心理变量、领导行为变量和组织特征变量等；从结果变量来看，主要集中在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对管理绩效评价的影响。而最近几年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趋势，比较突出地是突破传统的个体属性变量研究，扩展到结构变量研究，即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分析等观点和方法来实证分析和检验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角度分析组织公民行为主要关注的是人际公民行为（InterpersonalCitizen-shipBehavior，ICB），主要考察社会网络位置（如网络中心性、中介性、网络规模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这个视角的发展得益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跨学科研究。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本来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提出的概念，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除社会学以外的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者的青睐。社会资本是关于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可以为组织及其成员带来各种优势。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之中。在企业组织中，主要有三种网络：一种是友谊网络，一种是信息网络，一种是咨询网络。另外，还有一种是信任关系。按照抽样方式不同，对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主要有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和整体社会网络。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可以采用随机抽样，整体社会网络必须采取一个封闭的整体，这个整体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中的几个部门，主要特点是其所分析的最小单位是整体，必须整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进来。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目前已有一些学者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组织公民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Bowler和Brass（2006）发现社会网络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行为者和接受者的影响。Settoon和Mossholder（2002）发现友谊网络中心性对组织内人际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朱庆忠（2003）在其硕士论文中发现，组织内部经常在工作上被他人请或求助的员工，以及在私人情感方面经常被他人依赖的员工，会展现出较多的组织公民行为。Lai，Liu和Shaffer（2003）在中国香港、台湾、上海样本中研究了社会网络特征以及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规范对人际公民行为的影响。同时，Bolino和Turnley（2002）分析了组织公民行为的指标、社会资本的维度以及组织绩效的关系，提出组织公民行为有可能在结构因子、关系因子和认知因子上增加组织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学者认为个体可通过网络关系获得及运用各种资源，而这些资源即所谓的社会资本，其镶嵌于社会网络之中，并由员工的社会网络位置决定。个人的网络中心性愈高，所建立的关系连带愈多，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愈多。多数的研究发现，位于网络中心者或连结许多强连带者，通常能获取较丰富的信息与资源，对他人有较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较能提升他人对自己的依赖。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愈多，则所获得的相关信息、资源、情感支持、情绪支持、协助和帮助也愈多。行动者投资越多的个体资源，则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愈多。据此，本研究提出命题（1）：个体社会资本（IndividualSocialCapital，ISC）在个体网络中心性（IndividualNetworksCentrality，INC）和组织公民行为（OCB）之间具中介作用（INC-ISC-OCB）。本研究的另一个基本假设是个体心理变量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发现独立于个体动机之外的其他类型的预测变量(如结构)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作用和中介作用，从而探讨社会情境互动中的组织公民行为成因模式。据此，本研究提出命题（2）：个体社会资本（ISC）对个体动机（IndividualMotives，IMs）和组织公民行为（OCB）具有中介效应（IMs-ISC-OC）。2.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以个体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采用整体社会网络分析法建立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方程中介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独特视角，包括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和整体社会网络两类。二者分析的重点不同，关注的的关系也不同。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关注的是个体行动者的一些关系特征，如关系的密度、同质性等，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网络。这种研究可以随机抽样。而整体社会网络是分析具有整体意义的关系的各种特征，如互惠性、关系的传递性等。这种研究必须整群抽样。本研究采用的是整体社会网络。根据测量关系的层次和分析单位的不同，整体社会网络因分析分析单位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个体层次分析、网络层次分析、对偶层次分析和三方关系分析等。本研究采用的是个体层次分析。个体层次是对“点”的属性数据分析，其分析单位是“点”，即行动者个体，其数据为属性数据，及由关系数据转换而成的属性数据。本研究的变量主要有：个体社会资本、个体网络中心性、个体动机、组织公民行为。其量表来源为：个体社会资本量表是由Seibert等（2001）所编制，其中文部分是由方钰如（2001）所翻译修改而成，共有11个项目（原13个项目），每个项目使用利克特7点计分法来显示被试者的符合程度，其得分越高，表示员工所获得的个体社会资本越多。组织公民行为的量表采用Farh等（2004）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原量表共26个项目（原32个项目），分个人层面、群体层面、组织层面，每个项目使用利克特7点计分法来显示被试者的符合程度。个体动机量表采用Rioux和Penner（2001）开发的15个项目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机量表（原30个项目）。每个项目使用利克特7点计分法来显示被试者的符合程度。组织内部网络问卷题目参考Krack-hardt和Hanson（1993）研究组织内部友谊网络、咨询网络的题目，采用提名生成法编写而成。本研究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在1667家企业中获得16家企业，其中有4家企业不愿配合，实际参与调查的共12家企业，发放问卷620份，回收14家企业共485份问卷，回收率78.2%。鉴于整体社会网络研究问卷的特殊性，若一个企业的问卷回收率或有效率低于80%，则确定为整体无效问卷。在所调查的12家企业中，最后确定整体有效问卷11家企业，其他1家企业属整体无效。有效问卷为470份，有效率75.8%。

三、中介效应分析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AMOS7.0结构方程模型软件、UCINET6.3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INC-ISC-OCB中介效应分析。在AMOS7.0上运行结果显示：个体网络中心性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在p<0.05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关系数为-0.122；个体社会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关系数为0.50；个体网络中心性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关系数为0.23。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3.158，符合Wheaton等（1977）提出的“小于或等于5”的标准。RMSEA值为0.068，在0.05-0.1之间，表示模型具有好的拟合度。NFI、IFI、NNFI、CFI分别为0.935、0.955、0.930、0.954，符合“大于或等于0.9”的普遍可接受标准。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和组织公民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路径如图1所示。由于依次检验各条路径都是显著的，所以个体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又由于个体网络中心性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显著，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ab=-0.16×0.42=-0.03，直接效应c'=0.26，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ab/c'=-0.03/0.26=11.5%。INC-ISC-OCB中介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个体网络中心性（INC）对组织公民行为（OCB）有直接正效应，即个体网络中心性越高越容易表现组织公民行为。但另一方面，处于较高网络位置的员工对个体社会资本有负面影响，说明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具有缓冲的作用。2.IMs-ISC-OCB中介效应分析。在AMOS7.0上运行结果显示：个体动机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关系数为1.131；个体社会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关系数为0.50；个体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在p<0.05水平上不显著。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5.74，大于Wheatonetal.（1977）提出的“小于或等于5”的标准。RMSEA值为1.01，大于0.1，表示模型拟合度很差。NFI、IFI、NNFI、CFI分别为0.863、0.884、0.849、0.883，低于“大于或等于0.9”的普遍可接受标准。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路径如图2所示。在IMs-ISC-OCB中介作用中，由于个体社会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而且各项拟合指标均不符合可接受标准，所以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个体社会资本在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不具有中介作用。3.中介效应检验。根据以上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与检验程序，以上分析中的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需要做Sobel检验。为了保证本研究的严肃性，本研究对以上两个中介效应分析除了做Sobel检验外，又采取了GoodmanI检验和GoodmanII检验。这三种检验也是中介效应检验通常所采用的，其所用的统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和检验，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不具有中介作用；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作用。这个中介模型表明：一方面，个体网络中心性对组织公民行为有直接正效应，即个体网络中心性越高越容易表现组织公民行为。但另一方面，处于较高网络位置的员工对个体社会资本有负面影响，说明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缓冲作用。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从咨询网络中心性较高的员工来看，由于他在专业上、工作上能够被多数人解决问题，相对来说，他在专业上、工作上的能力较强，更多的被别人所依赖，而他在专业上、工作上所需要的资源较高，其他依赖他的员工对此无能为力。二是从咨询网络中心性较低的员工来看，由于他在专业上、工作上更多地依赖别人解决问题，相对来说，他在专业上、工作上的能力较弱，他虽在心理上有想回报经常帮助他的人的想法，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导致了一个咨询网络中心性较高的员工却获得较低的个体社会资本的结果。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提供佐证。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组织公民行为，从而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到组织行为学领域，不但丰富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引发了组织行学方法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