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新论

摘要　当代世界人类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决不是人们虚幻的道德理想或单纯的道德呼吁，它不仅是应当的和可能的，而且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当然，文明对话的进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其作用的发挥有一定的限度。

关键词　文明对话；可能；限度

中图分类号　D815／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6－0083－04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文明对话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大都从价值观层面上认同当代世界跨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但对于这种对话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则有乐观、悲观或怀疑观望等不同态度。本文从学界的两种流行观点谈起，以一种有别于道德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具体探讨文明对话的可能和限度。

一、对两种流行观点的分析

关于文明对话的实际可能性，国内外学界流行两种不同观点，大致可概括为文明对话问题的“悲观派”和“乐观派”。

“悲观派”的观点以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他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结束后，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已不再重要，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新世界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世界各文明之间，基于它们所属的文化、宗教的根本不同，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亨廷顿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各文明之间暂时和解的可能性，但对文明对话在当代世界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可能性，则持高度怀疑和基本否定的态度：文明冲突将占据世界格局的主导地位，对话与和解希望渺茫。亨廷顿的观点在国内外学者中产生了很大共鸣。不少学者认为。在强者宰制、冲突占主导的现实世界里，文明对话不过是一种奢谈，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乐观派”的观点则以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为代表。他认为，人类正在从一个彼此分离隔绝的旧世界走向一个美好、彼此处于网络联系中的新世界，文明对话不仅是一个愿望，而且已成为必需。在他看来，人类各文明、各文化传统之间在许多方面(如基本价值观、一般人性、共同道德情感等)存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文明对话得以可能的可靠根据。超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对立的文明对话，将推动人类实现一个真正的、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全球共同体。与亨廷顿不同，他虽然有时也意识到文明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仍对实现各文明间的充分对话持高度乐观态度。对这种观点，学者中响应者亦大有人在。

以上两种观点分别代表了文明对话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文明冲突论”怀疑或否定文明对话的实际可能性、实际作用，冲突较之对话更具现实性，是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主导形式，后者至多是附属的、偶然的情形，甚至这种对话的可能性都是值得怀疑的：“文明对话论”则充分肯定对话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径，通过对话可以避免或抑制冲突，用对话来替代冲突、消除战争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各有深刻或积极的一面，但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它们分别看到了当代世界中文明冲突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和文明对话对人类自身而言的现实意义。但是，前者过度渲染了文明冲突的主导地位和不可避免性，对话仅成了一种理想状态或道德呼吁，基本排除了它在世界格局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可能性：后者则过分夸大了文明对话的现实作用，似乎对话无所不能，对它在各文明实体间发挥作用所受到的现实制约因素考虑不足。我们认为，从人类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来看，文明冲突、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斗争仍将继续存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同时应该看到，文明对话也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它决不是人们虚幻的道德理想或单纯的道德呼吁。从人类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文明对话的地位将上升，并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发挥日益重要的现实作用。

二、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何以可能

关于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求。

(一)多极化世界格局为文明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确认世界格局多极化、西方强国不能任意主宰世界的基本事实。对于我们讨论文明对话的可能性、现实性极为重要。这种事实为文明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同时也创造了这种对话的必要性。如果某一文明实体(譬如某一西方强国)能够任意支配、奴役甚至消灭另一文明实体，那么，这两个文明实体间的对话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也失去了其必要性。弱肉强食就成了世界的普遍法则。而在强弱悬殊的两个文明实体之间，对话是难以实现的，单纯的军事暴力就可以实现强者的意图，并消灭弱者。恰恰是两个文明实体之间达到了力量对比的某种相互牵制，一方不能通过简单的征服、消灭另一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文明对话才有了起码的前提和必要性。“文明对话”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对话的一方承认另一方的实际存在，并自感不能任意支配或压服对方，对抗的结果极可能导致两败俱伤、得不偿失的结局，因此才转而寻找双方的共识，争取共同利益。谋求双赢的局面。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和自己不能主宰对方，转而谋求对话和合作，反映了人类最为基本的理性。

(二)人类各文明实体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挑战为文明对话提供了现实基础

人类各文明实体，不仅存在具体利益上的差异和冲突。也存在众多共同利益，并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和威胁。具体利益的差异、冲突促使各文明实体分裂或对抗，而共同利益则促使它们暂时撇开特殊利益冲突，谋求对话与合作。在当代世界，各文明实体普遍意识到，对抗并不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效方式，对话、合作才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有效途径。另外，人类各文明实体面临着一些共同挑战、共同威胁，例如战争问题、核武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等，这些问题通常具有全球性，靠单一文明实体的力量或努力难以有效应对或妥善解决。这就要求各文明实体暂时放下特殊利益之争，展开积极对话，以便共同应对挑战和危机。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挑战的存在，有力地促进了各文明实体之间的对话。它们为文明对话提供了可靠的现实基础，既使这种对话成为可能，也使这种对话成为各文明实体的迫切需要。

(三)各文明实体的共同价值观为文明对话提供了公共伦理基础

尽管人类各文明实体之间在信仰、思维方式、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它们仍共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在各文明实体看来，人的生命权、人的尊严、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决权是不可侵犯的，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应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损害人类共同利益，逃避人类共同义务是应受谴责的。即使是那些在事实上曾侵害过人权的文明实体，也常常被迫在道义上作出不侵

害或不进一步侵害人权的承诺，其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监督和共同制约。对于标榜人权、民主的西方文明而言，当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并事实上侵害其他文明实体的人权时，也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或至少作出一定姿态来表示对游戏规则的认同。作为人类各文明实体间的“重叠共识”、共同信念、共同准则，这些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存在，对文明对话本身显然是有利的。它们既从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各文明实体的行为，使其不能为所欲为，任意挑战人类公理，又从人类公共伦理层次上将各文明实体联系到了一起，使各文明实体之间的交流、对话有了共同的伦理基础。

(四)对话是处理各文明实体之间关系最现实的选择

在人类各文明的世界格局中，既存在西方文明的“文明普世主义”，也存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自我中心主义”。前者以世界各文明的“领袖”、“主宰者”自居，将带有西方特点的信念和价值观视为全人类各文明普遍适用的，并企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将它们无限推广并强加给非西方文明；后者则将本民族的文明模式、传统文化视为无限优越的，不但拒绝西方文明，也拒绝借鉴其他文明的积极成果，排斥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在文明多极化的当代世界，这两种立场都不可能得到人类各文明的普遍认同。在当今世界上，人类各文明实体的多元共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各文明实体来说，谋求将单一文明的特殊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文明的做法，日益遭到鄙弃；而隔离于人类文明大道之外孤芳自赏，也失去了在多元文明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自己的机会。既然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使自己完全适应多极化的文明格局，那么，文明间的对话就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交往策略：一定程度的让步、妥协甚至宽容，对于必然要适应多元文明世界的各文明实体来说，也就成为一种必须拥有的实践智慧。

(五)全球化时代使文明对话更加便利和更具可操作性

全球化虽不能消除文明冲突的根源。但它所造成的全球各文明实体间事实上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无疑为它们之间展开对话而不是对抗，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化预示了人类各文明实体间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必然要发生联系和互动的：全球化伴随的一些全球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它所培育的全球意识，内在地要求各文明实体间加强沟通和协作，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它们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此外，全球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现代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网络技术，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不同文明实体的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使他们的相互往来、沟通、交流更加方便、快捷、频繁，既增加了彼此间进行对话和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愿望。也使这种对话更加便利，更具可操作性，促进了对话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借助于上述技术手段，世界人民能够在第一时间捕捉到全球各角落的各种敏感事件并作出及时反应，迫使有关各方进行对话、谈判，间接阻止一些严重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还时刻保持着对人类正在面临的或新出现的威胁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例如核武器、全球恐怖主义问题)的警惕和关注，并采取各种可能的途径缓解危机、克服困难，推动各国政府间的积极对话。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下，人类各文明间的沟通、对话、交流、合作具备了更好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前提，并具备更大的可操作性。

三、文明对话的限度

在肯定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对话实际发挥的作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在现实世界中，制约对话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并在继续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它的限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明对话受到国家利益的深刻制约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并未过时，它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现实主体。无可回避的是，在当代世界，制约民族国家具体行为最为直接的因素。仍然是国家利益而非所谓全球利益、全人类利益。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参与国际事务。并与别国发生实际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趋利避害”是它们行动的主要原则。这样。各国在全球交往中，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对话，不能不受到利益原则的重大制约。国家利益既可以驱使某些国家选择与其他国家对抗、冲突，甚至不惜损害人类共同利益，以实现其特殊利益，也可以使不同国家暂时撇开意见分歧，选择对话、合作以谋求共同利益，或应对共同挑战。但是，当冲突、暴力而不是对话更易达到某些国家的实际利益，而它们又具备了推行强权政治的实际能力时，它们常常抛开对话，直接选择对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时，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实用理性，就压倒了所谓人类普遍价值、公共理性。

(二)霸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给文明对话蒙上了阴影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给世界和平和文明对话制造了不小的障碍。这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虽然并不总是能够得逞，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文明实体间平等对话的国际氛围，制造了以暴力、强权而不是对话、合作来解决文明间冲突的恶劣先例，对对话本身是极为不利的。另外，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也对文明间的对话构成了严重挑战。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宣扬自身文明的无限优越，敌视、排斥其他文明的合理性，拒绝考虑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它即便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文明间的某些对话，也仍然拒绝放弃自我中心立场。缺乏与其他文明平等对话的足够诚意，并在处理文明间关系时表现出漠视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片面追求本民族特殊利益的狭隘性和利己主义本性。而一旦其民族势力膨胀，就可能走向地区霸权主义，并进而谋求全球霸权。

(三)各文明实体间的重大差异限制了对话的成效

如前所述，人类各文明实体确实在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上存在广泛共识，这些共识可以成为它们之间进行对话的基础和起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各文明多元存在的基本事实。实际上，各文明实体不论是在传统文化理念，还是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例如，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西方文明倡导个人主义，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东方社会则张扬集体主义，强调社会高于个人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上，各文明的差异更加显著，不同文明实体的各不相同。宗教差异成了文明差异的重要标志。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文明以二元对立、实证分析为特征，东方文明则强调超越对立、寻求统一。此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根本分歧，在指导思想、社会理想等方面具有某种不可调和性。

(四)文明冲突对文明对话构成了重要威胁

文明对话、文明冲突是人类文明间关系的两大主要形式。不论是就历史，还是就现实，还是就人类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来说。文明冲突都将和文明对话结伴而行，共同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在当代和今后一段时期，导致文明间冲突、对抗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文明冲突难以完全避免。并在世界许多地区成为事实或可能成为事实。由于文明冲突的长期存在，文明对话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并经常陷入被文明冲突打断、破坏的境地。虽然就世界范围而言，文明对话不会因文明冲突的存在而完全消失，就世界历史而言，冲突也不会始终在人类各文明关系中占据上风，但对话显然有可能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国家或这些地区、国家的某些时期，因文明间冲突的加剧而中断、夭折或被暂时搁置。当两个文明实体的严重冲突到来时，双方处于敌对状态，文明对话之门不得不因缺乏现实基础而暂时关闭。即使是在激烈冲突结束后，由于双方在冲突中积蓄的仇恨、敌意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文明对话的恢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总之，文明对话的进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要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其作用的发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文明对话关系人类的命运，如果没有它的实际存在，没有它对文明间关系的有效调整。人类文明将难以存续。展望未来。唯有文明对话而不是文明对抗，才能指引人类走上文明发展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