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理性思考

【前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理性思考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根据我国多数学者认可的...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扩大，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如何，如何理性看待和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居民收入 贫富差距社会公平

一、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1.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多个指标，而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平均程度的最基本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小干0.2时为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水平，0.4～0．6之间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根据我国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已经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樊纲认为：根据我们最近的统计，基尼系数是0.44，有一些研究小组的数据超过0.5，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社会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86倍。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但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2004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53：1。而同期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也在逐年扩大。

二、理性对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客观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

造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主要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从结构性矛盾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市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限制城镇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城镇化率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要低约20个百分点。中国目前GDP仅有1000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城镇农产品消费群体比重太小。中国农民的就业极不充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体制性矛盾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的资金，农业的基础地位长期受到严重削弱；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就业严重不足；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市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这些都是造成城乡差距过大的重要的制度性因素。虽然改革以来中国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农业和农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仍未根本上发生改变。

2.辩证看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差距从相对平均到逐步扩大是必然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一方面，存有适当的差距，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明显差距，使得农村劳动力加速了向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流动，加快了中国明显滞后的城镇化进程。比如，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从29%提高到了目前的40.53%，在短短的8年时间中，城镇化率提高了11.5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44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3.51亿增加到5.24亿，净增了12.72亿人，即增长了48.9%，平均每年增加2150多万人。可以说，过去8年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得我们整个发展过程为此已经和将会付出的代价甚至可能超过它的所得。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关系到中国消费品市场的扩大，而中国消费品市场的扩大是以农民收入增长为基础的，农民收入严重不足，是制约扩大内需的重要原因。比如，生活在县和县以下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5%以上，而县和县以下的消费品市场，却只占全国的35%，这是制约国内需求扩大的根本原因。此外，还必须看到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了他们在接受教育、享受医疗卫生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更明显的差距。而这些差距又反过来会进一步制约农村人口文化水平和科技知识的提高。这样的结果，不仅仅会使农村人口在寻求自身发展方面失去很多的机会，甚至还会延迟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3.树立一种“合理差距观”

差距过小，趋于平均化，显然不能形成激励机制，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之，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社会的激烈动荡，从而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平均主义最大的弊端在于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终导致共同贫穷。

“合理差距观”，即承认差距存在的客观事实，使居民收入差距保持一定的比较合理的限度内。这个限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此限度能够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物质承受力；另一方面，此限度能够保证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相背，即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心理承受力。这样既可以兼顾效率，又可以照顾公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就是合理限度的体现。

4.正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其收入差别的变动的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总的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正处在倒U型曲线的前半部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达到1000美元，要使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在短时期内实现收入的迅速增长，并使他们的收入接近城镇居民的水平，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完善市场体系和健全法律体系，促进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及早走向倒U的后半段，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决不能以限制城镇的发展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当前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

1.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创造更为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加快推进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深化农村的税费改革和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加强对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权益保障和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这些都将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2.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城乡居民享有尽可能平等的机会

目前居民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不是收入的结果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如果贫富差距的形成被很多人认为并非来自于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那么它所带来的负面心理将是巨大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就有可能产生，甚至会出现大规模社会冲突。比如一度为人所关注的 “仇富”心理，说到底，并非社会上基于贫富差距而产生了一般性的对富裕者的敌视，而是表现为人们对财富来源是否合法、获得财富的机会是否正当的高度怀疑，人们并不仇视那些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的人们。一个具有同情心，行事端正的富人不会引来什么仇视，而挥金如土、为富不仁以及飞扬跋扈的人，必然引起社会的反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机会公平。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其本质要求公平竞争。因此,必须在市场经济中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有可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机会的环境，从制度上分析，必然要求改革户籍制度，恢复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从行业上分析，必然要求国家开放所有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从劳动者竞争机会上的公平来分析，必然要求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者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

3.以教育机会平等为重要手段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们一位研究税收的老教授问来华访问的瑞典税务专家：“你们瑞典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你们是怎样通过税收缩小贫富差距的？” 瑞典专家回答说“我们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不是税收。”国外学者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

社会成员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越高；反之，则越低。治贫的最主要手段是教育，是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使得专业人士的价值创造和收入相匹配。 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才能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政府应着重推进教育机会平等。首先，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平等竞争的权利，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方面的起点公平。其次，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尽快解决教育供不应求的状况。最后，要考虑对贫困家庭实行教育补贴的政策，以解决贫困家庭孩子无力求学的困境。

4.再分配以结果公平为准则

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财富。

坚持“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的基本原则。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必须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政府要放弃对垄断行业投资的管制制度，同时改革管制方式，建立起公平竞争的机制，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非公平交易。政府还必须以注重结果公平作为收入分配的补偿，弥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缺陷，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5.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以农民增收放为重点

中等收入者在西方国家叫做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是中等收入。这是相当广泛的概念，有律师、会计师、企业老板、自由职业者（包括作家、部分教师、部分医生等）。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是要使社会的收入阶层结构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格局。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居民的收入状况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时，则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是理想的。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以农民增收为重点。中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到15％。据估计，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3亿―4亿。只要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出去，那么中国的农民怎么也不会富裕起来。因此，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来转移农业人口，通过农村人口的迁移等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6.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掌握有收益索取权和资源配置分配权，承担着提供大部分公共产品的责任，公共产品的供给城乡有别，农村与城市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成本都完全由农民承担。目前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政府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的体制，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的手段，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充分、更有效的公共品，尤其是应当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农民的人力资本和医疗卫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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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梦奎 《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5]陈柳钦.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自“学说连线”www.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