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迟延的法律成因

诉讼迟延的成因是多元的，其法律成因，即因程序法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成为诉讼迟延诱因的情形，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引发更深层面的探究。笔者认为，在我国，民事诉讼迟延的法律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事诉讼法中缺漏对诉讼迟延形成反制的诉讼原则。诸如缺少“不间断审理原则”、“一次提出原则”等。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及时审理”只是一项任务，且“及时”的表意含混，兼有“弹性”，使其难以成为准据；（二）审限的规定具有“皮筋”效应，并成为诉讼迟延的合法理由。在缺乏监督机制下的审限制度，其法定时限模糊，其控制强度削弱。通过“复”报“复”批，以及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切换”，使审限得以“拉伸”。此外，不到审限不结案，似乎成为“习惯作法”。大量案件，在审限的“底限”内突审结案（各级法院的年底突审，是一例证），遮掩了个案诉讼迟延的事实；（三）法院之间解决管辖争议的方式繁琐，直接导致诉讼迟延。目前，法院之间管辖争议的解决是采取“协商”、“报请”（逐级进行）和“指定”的方式，这将拖延时日，造成讼累，尤其双方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院时更甚。相反，实行直接指定的方式则便捷得多；（四）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导致延期审理和诉讼中止。在这方面，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136条的相关规定为当事人实施“证据突袭”提供了依据。尽管法院通过安排“庭前交换证据”，或规定“举证时限”等方式来制约“证据突袭”，但因无法可依，难以真正实施；（五）对诉讼权利的滥用，缺乏制约和处罚机制。诸如回避申请权、管辖异议权、支付令的异议权等诉讼权利的滥用，都可导致程序的中断、迟延；（六）对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及如何查证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这方面尽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但其仍属“弹性规定”。这使法院在更多场合中依职权调查证据（测谎仪的使用既是例证），从而使本该依举证责任的结果审结的案子拖延下去；（七）期间规定的缺漏或规定的不合理。如鉴定、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等期间都无规定，且不计入审限，少则几星期，多则数月，甚至更长。此外，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一个案子便要先后公告送达两次，最短公告期，每次也需60日；（八）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处理案件的便捷方式不够丰富，目前只能机械地援用简易程序，并适用二审终审制。对小额诉讼及在替代性解决办法方面没有规定，难以启动快捷灵便的程序。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消除诉讼迟延的法律原因，惟有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