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摘 要：基于现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文献，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厘清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经济结构转变和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理，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007-04

一、问题的背景

2006年，世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其基本含义指：鲜有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均产值达到3 000美元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竞争。统计研究发现，二战以来，有很多国家迅速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却少之又少：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东亚的日本、新加坡、韩国、西班牙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与之相反，拉美和中东地区，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 世纪70 年代后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直到2007 年，这些国家仍然徘徊在人均GDP3 000美元～5 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 100美元，按照世行标准，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11 906美元）还有很大差距。“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通涨比较严重、房价高企、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多发、就业困难、极端事件和增多，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广泛的忧虑。尽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但正确判断中国到底离“中等收入陷阱”有多远以及探索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仍然是一项既重大又紧迫的课题。而且由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普遍性，中国的跨越对于其他国家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相关理论综述

在理论层面，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从制度层面解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与解决机制；第二条主线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第三条主线则强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还是增长问题。

制度经济学家强调为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与攀升，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制度是成败的关键（Imbs et al. 2003）[1]。这即为制度约束、制度匹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将其界定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下时，则能够解释中等收入陷阱与制度演进问题（李月、周密2012）[2]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尤其是对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特别强调了高层次的制度发展以及适当的战略转换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是否突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形成与新阶段相匹配的制度是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赶超策略持续性的关键（世界银行，2008）[3]。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些国家突破制度约束刚性，构建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因此其经济发展得以持续；另外一些国家则没有相应地调整制度，依然延续着低品质的制度，甚至选择了错误的制度，其经济发展则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以经济学家蔡昉为代表。蔡昉（2011）[4] 认为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但许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作为结果的收入分配状况相关。收入分配恶化如果达到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因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基本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蔡昉教授观察到：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公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分配高度不公。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解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认为后发国家通过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开始枯竭、各项成本攀升，而经济增长方式却没能及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也未随之有效提升。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一方面暂不具备高收入国家拓展生产前沿的能力，另一方面原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也难以为继，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高技术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世界银行，2007）[5] 。另外，由于这些国家未能实现需求结构从投资向消费转移，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持续动力。经验研究也发现，日本、韩国之所以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地实现了高度化，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马晓河，2011）[6]。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一）理论框架与跨越路径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探讨与跨越路径选择大多依靠经验总结和国际比较的方式得出，整体看来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还是经济增长问题。单就经济增长模式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和配置效率四个组成部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停滞不前、过大或过小的规模不经济，特别是在中国尤其突出的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资源配置失效，都会使一国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的状态；从经济结构来看，由于要素市场扭曲和产品市场的不充分竞争，使得各种资源在产业间配置失效，产业结构难以实现科学合理的升级。当然，人力资源质量较低，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不足，都难以支撑一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阻碍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通过激励错失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通过降低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抑制了消费需求，使得消费需求不能取资成为拉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更严重时容易诱发社会动荡；从制度体系角度看，制度并不能凭空发挥作用，而是直接作用于微观主体，通过巨量微观主体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效率与质量。比如重要基础原材料的垄断定价制度通过扭曲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而导致资源错配、效益下降和产业结构异变。再如，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促使人们过度储蓄，经济增长难以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经济发展自然后劲不足，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厘清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经济结构转变和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理，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与此同时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也已跃然纸上：各种制度、技术、资源禀赋通过影响市场价格、个人和企业的收益等经济变量，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经营、研发行为与绩效以及个人的消费和投资等行为。巨量微观主体行为的集合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变，最终与“中等收入陷阱”相联系。根据图1，我们认为以下制度体系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直接和系统性的影响：（1）要素和产品市场体系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初次分配后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2）产权制度通过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回报，激励和企业规模决定等诸多方面影响经济结构与效率；（3）财税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与保障体系主要从再分配的角度调节社会各群体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富分化，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4）科技创新与教育体制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和人才的支撑。

（二）对策建议

以下就上面的路径分析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1.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证。

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使得改革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里的进度并不一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而且目前很多体制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缠绕，如何厘清改革的思路，做好顶层设计和改革配套非常重要。

2.有效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政府应大幅度减少直接配置资源和控制市场运行的权力，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为市民提供最重要、最基本的非经营性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民间资本开放更多的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放松对民间资本在诸多领域的准入限制，减少项目的审批。

进一步健全充分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加速完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有效激励两方面的主体作用。目前中国运用市场配置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程度依然较低，以低价获得这些资源的企业，会轻易地获取高额利润，其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却由全社会买单，而且大多数农民、市民的利益都被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很高的房地产价格严重剥夺。未来资源配置应更多地依靠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让要素价格回归市场理性[7]。向民营和三资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域，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盈利空间。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和去行政化，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三资企业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真正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提高各种类型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

3.严格控制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

高水平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是企业在一段较长时期稳定盈利的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此必须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方面的先例是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出台了多项战略和配套政策措施实行转型，然而直到现在，台湾还是处于产业链的中端，长期成为国际知名企业代工的主力。在中国的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未得到质的飞跃之前，严格控制生产和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最近几年，中国稍微发达的地区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很快，主要原因在于住房和土地价格攀升对劳动力成本的倒逼机制以及金融垄断机制。因此，严格控制生产和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的具体着力点包括：一是严格控制房地产价格倒逼的成本上升。积极推进增量房产的物业税试点，同时加快推进和完善经适房、廉租房的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从供给数量和持有成本两方面切实控制房地产价格，打破房地产价格对劳动力成本的倒逼机制和引导资金从房地产投机领域向实体行业回流。二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鼓励非国有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利用更富弹性的利率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引导到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同时，辅以增值税转型等财政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切实减轻企业的成本压力。

4.促进产品和产业升级换代，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

一方面，针对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应继续做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档次和附加值。同时要大力发展新型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与制造业配套的相关服务产业等；另一方面，切实完善要素和产品市场机制建设，在目前人口红利逐渐耗尽、资源日趋紧张和需求下降的大环境下，驱动企业内生强大的创新动力，增加创新投入。 政府在人才吸引、科研合作和贷款担保或利率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促进企业发展从主要依靠廉价的资源到依靠技术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提高生产效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向精细化、高技术和高附加值发展，脱离“微笑曲线”最低端。

5.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其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一再表明，一个国家中产阶级比重，是实现从“投资型”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的关键。因此，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是扩大消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改变在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政府需要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的同时适当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机制，通过构建社会安全网，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再次，通过财政补助等方式继续推进国家扶贫战略，加大资金投入，促进贫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当然一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通过过度借债实现过高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为一国增加了沉重的包袱，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

6.进一步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和教育体制，鼓励自主创新

国家要加大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以及企业研发需求对科研机构的引导。同时，严格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自主创新的收益提供制度保证。

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产业工人。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的体制和培养模式，鼓励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构建多层次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 J.Imbs，R.Wacziarg.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1）.

[2] 李月，周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文献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9）.

[3] World Bank.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R].Washington，2008.

[4]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5] World Bank.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Update[M].Washington，2007.

[6] 马晓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J].经济研究参考，2011，（60）.

[7]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挑战与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1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