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献保护与研究的宝库

编者按：

刘勇，男，藏族，1991年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公派留学项目，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访学。1991年至今，先后担任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副院长、民族研究院副院长，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史、民族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现任民族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兼西南民族大学文献中心主任和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在西南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他就民族文献中心的发展和未来，回答了有关提问。

记者：请简要介绍西南民族研究院?

刘勇：西南民族研究院始建于2002年，有教职工59人，硕士、博士研究生300多人。形成多学科、高层次的办学体制，拥有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各1个；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8个硕士点和一个民族理论公共课教研室。建有完善的科研教学运行机制，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学校提出了“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即以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科学研究、提高育人质量为“一体”，以建设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畜牧业高科技研发示范基地、民族文化艺术创新实践研发基地为“两翼”；两翼包括民族文献中心、民族博览中心、民族语言信息中心、西南民族研究中心、民族艺术研发中心等5个教学、科研实体，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训和科学研究基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西南研究中心、中国西南民族语言资源库建设基地、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和四川羌学研究中心等省部级学术基地，以及2010年创刊的《民族学刊》学术平台。

记者：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献研究中心的现状如何?

刘勇：中心始建于2002年，现拥有8个教辅编制，有专项建设经费，有藏学文献馆、彝学文献馆、综合文献馆、民族文献数字馆等实体机构，民族文献学硕士点、中国民族古籍网信息平台等。中心主要从事抢救保护、整理翻译民族文献以及民族文献数字化建设、相关人才培养等工作。在国家民委古籍办和校领导的亲切关心下，中心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现藏学馆有文献一万余函15万卷，彝学馆有文献3100册，彝文电子图书348册，电子音像制品150多种，彝文出版物3000多册。综合民族文献馆拥有除藏、彝文以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文献万余册。

这里，要特别提到金・史密斯(EllisGene Smith)藏学文献馆。2007年5月，由于土登尼玛活佛的积极举荐，金・史密斯先生来我校考察，受我校领导开放热诚的工作作风感染，与校长赵心愚教授签署了文献捐赠协议书，同意将他所拥有的藏文纸质和电子文献全部捐赠给我校，为此我们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金・史密斯藏学文献馆”。目前，捐赠文献已经到位3批共计两千余函。

文献中心建成后，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先后有十余万人次前来参观，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长参观后，感慨道：“以前我听说中国政府破坏了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今天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大谎言”，文献中心对我国有关民族政策的实施和贯彻，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

民族文献中心建设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借此机会，我们要特别感谢土登尼玛活佛，他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亲赴英、美、加拿大等国，搜集到100多部濒临绝迹的藏文古籍，将非常珍贵的藏族古籍文献捐赠给西南民族文献中心，并且促成了金・史密斯文献的捐赠事宜；感谢自治区民宗委的罗布泽仁先生，他将自己珍藏的一些文献借阅给我们，并有意将之无偿捐赠给母校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献馆；感谢云南大理白族的校友会，他们计划捐赠一批白族文献和一个白族文博馆。民族文献、文化的保护和研究是一个神圣事业，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机构能投身其中。

记者：民族文献中心今后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刘勇：国家民委古籍办、学校党政领导对文献中心今后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国家民委古籍办李东生主任要求我们要站在国家古籍文献工作的高度，将落户于文献中心的国家民委文献基地建设成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与科研重要基地；我校罗布江村书记、赵心愚校长也多次要求我们立足特色和优势，建成全国高校中一流的民族文献中心。文献中心可谓任重道远。“十二五”期间，我们将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四川省古籍保护重点单位”、“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建立高校文献资源与国家相关行政部门在民族古籍保护、翻译、整理和研究间的对接桥梁；加大藏学、彝学文献等各民族文献采集、研究和翻译整理的力度，争取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成立文献数字馆，加快民族文献数字化，尽早实现与国内外重要文献数据库的共享；搞好民族文献学硕士点的学科建设。

记者：西南民族大学藏学研究的情况怎样?

刘勇：西南民族大学的藏学研究有着比较长的历史，出现过李安宅、李绍明、陈宗祥、胡书津等著名学者，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我院加强了藏学研究的队伍建设，目前从事与藏学研究有关的学者近20人，大多是博士、教授，在文献、宗教、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等领域取得一定的成绩，仅2010年就获得7项中国社科规划项目。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界好评，曾获得省部级一等奖2项、藏学珠峰奖二等奖1项。除学术研究，我们还特别重视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先后举办过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如2006年6月的“首届康藏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9月的“驻藏大臣与边疆研究学术讨论会”以及筹办中的“第二届藏学研究珠峰论坛”等。

记者：目前藏学和民族文献学的学科地位如何?

刘勇：这两个学科目前尚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藏学”这个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国内没有独立的藏学学科，而是被分散到历史学、宗教学和哲学等学科里。其实，中国才是藏学的故乡，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藏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从现在的学科体系来看，藏学包含哲学、医药、天文历算、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具备一级学科的条件。

在中国，民族文献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关注与研究，民族文献学的学科建设也亟待建立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