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文献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摘要]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外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发现国外对于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而国内对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在旅游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接触引起地方民族对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别，进而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考量。

[关键词]民族旅游；文化认同；文化变迁

[作者]吴其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博士。四川成都，610068

[中图分类号]F59，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191－008

文化认同问题在旅游文献研究中经常出现，旅游作为一种现代人评估他们的世界，界定自我的认同感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霍尔(Hau)指出，旅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表明它者形象的一种手段，通过旅游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到访可以增加对该国家或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是谁”，“我们怎样让您们看到我们”等信息渗透在各种旅游促销活动中，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希望突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身份以提升和强化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一、西方文献中的旅游与文化认同研究

西方文献中关于旅游与文化认同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旅游与族群符号、物质文化复兴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具体体现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

1、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旅游对于促进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力量。各级政府都倾向于鼓励各种与文化和政治认同一致的旅游方式，而且也通过各种官方宣传材料向人们传递出一种该国的政治文化认同。政府在通过它的旅游开发政策和各种旅游促销手段向国外旅游者宣传时，力求凸出本国在外界中的好印象，以确保自己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认同能够得到外来旅游者的尊重与赏识。邓肯・赖特(Duncan Light)在《罗马尼亚的恐怖旅游：文化认同与国家》中指出，政府是文化含义的仲裁者，它在旅游发展、计划编制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许多国家进行了很多向外国游客促销本国遗产和文化的活动，其目的是通过让游客体验和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生活方式，更大程度上激励出该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对于那些希望吸引可观的外来投资进行国内建设的国家来说，旅游体现出的本国文化认同成为影响外来投资的重要力量。

自从1989年共产主义体系解体以来，中东欧国家正在试图重新构建他们的文化认同。一是要否定四十多年来构建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二是要构建起民主、多元、资本和向西方看齐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认同，而旅游在这个认同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邓肯・赖特(Duncan Light)在《凝视共产主义：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的遗产旅游与后共产主义者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德国的柏林墙、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雕像以及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民众之家三个共产主义遗产旅游考察后指出，由于忽略了旅游者对共产主义遗产的兴趣，使得这种重塑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过程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依旧艰难与漫长。

2、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

族群意识由不同群体的相互影响产生，族群发展既是里群(in-group)同一性和差异性结构关系变化的产物，也是不同群体各自冠冕堂皇表述的产物。麦克纳尔(MacCarmell)在《族群重建：第三世界的旅游与文化认同》中指出，旅游对于族群边界的保持、转化、重建有重要影响，旅游诉求的重要目标就是族群文化认同。范・登・贝(Van den Berghe)、奥侨亚(Ochoa)在《旅游与库兹科的民族意识形态》中探求了民族旅游开发与印加本地意识的关系。虽然印加文明与旅游没有关系，但他们却是共存共生的，都是一种精英现象。前者是当地自豪感的典型表现，是区域认同的象征，印加人保护对游客具有吸引力的遗产，为旅游商品化包装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伊斯特曼(Eastman)以肯尼亚的斯瓦希里族群为例，指出虽然斯瓦希里语已经成为肯尼亚的官方语言，但斯瓦希里人和他们的话语权力相对于其他族群而言仍是边缘化的。不过，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开始向政治经济方面倾斜，以期获得族群发展与经济增长。作者认为，在肯尼亚进行国家重建和经济变化时，说斯瓦希里语的族群也正在获得他们以前没有过的族群认同。

民族旅游的核心是对异质文化的寻求，这种寻求强化了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意识。伊斯曼(Es-man)在《保存族群的旅游：路易斯安娜的克基人》中指出，旅游通过强化克基人(Cajuns)与外来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保存了独立的族群认同。虽然克基人喜爱美国的主流文化，但他们仍旧保留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和自豪感。克基人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旅游者，他使外来旅游者沉浸在“地方脸谱”的文化之中。克基人文化成为了地方和外来者的“旅游舞台”。这种舞台有助于使可能遭受文化变迁而消失的族群边界永存。亚当姆斯(Adams)在《旅游与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互惠与重建》中指出，尼泊尔的夏尔巴人(Sherpas)通过为旅游者充当向导和提供相关旅游服务，获得了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旅游业体现了他们在登山探险中的独特性作用，加强了他们的族群认同。瓦伦・L・史密斯(Smith)在《爱斯基摩人的旅游业：微观模式和边缘人》中指出，大量游客的到来，对爱斯基摩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这使爱斯基摩^认识到他们的文化对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游客愿意出高价来极地一游，看看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这强化了族群的自我价值意识。麦基恩在《走向旅游业的理论分析：巴厘岛经济的双重性和内在的文化变化》中指出，旅游业的产生有助于巴厘人的“民间、民族或地方文化”的幸存，传统和现代化的特点共同强化了巴厘的文化生产力和自我身份。更年轻的巴厘人发现他们作为巴厘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得靠旅游业作为关照，这使得许多人继续充满激情地发扬自己的传统。大卫・库利尔(David.Cuillier)和苏珊・登特・罗斯(Susan.Dente.Ross)在《认同下的：美国官方印第安人部落网站》中通过对美国224个官方印第安人部落网站的分析，考察了带有吸引旅游者到场动机的印第安部落在网站上怎样表达了他们的认同，作者指出娱乐场的广告宣传表现了一种单方面的认同来取代整个印第安部落认同倾向。近40％的具有场的印第安部落通过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一主要是依赖于异域风情的它者，比如圆形帐篷和酋长头巾来留住过去，这是一种吸引非印第安人旅游者的标志，也是设有场的印第安部落倾向于白人印第安人认同的营销策略。作者认为不管有场的部落还是没有场的部落如何描述他们的历史遗迹，事实上他们都是美国印第安人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不同于欧美主流文化的认同表现。

文化的商品化会重新唤起地方族群的认同，为了获得旅游经济效益，他们会转而恢复已经消失的地方文化，以营造出一种旅游的真实性。劳里・克罗苏斯・麦迪娜(Medina)在《文化商品化：旅游与玛雅族群的认同》中指出，旅游开发前，当地的玛雅文化认同相当混乱，且不明显，而旅游发展却为当地人带来了一种宣称或再次宣称玛雅文化认同的可能性。作者认为旅游者对玛雅文化的特殊兴趣促使了当地人，包括地方导游、艺术家、地方居民等重新认识到了玛雅文化的重要性。虽然当地大多数村民已经抛弃了土著玛雅人的文化认同，但对旅游的回应却需要他们利用不同于传统渠道的新方式去再现传统，以体现出最为精萃的玛雅文化，这种新方式就是转为利用考古学家和碑铭研究专家对玛雅古代文化研究出版的著作。他们通过向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学习古代的玛雅文化知识，增强了自己对于祖先的理解，并将其运用在日常的旅游实践中，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旅游收益。

文化认同的构建或者传统的创造发明是人类心智不断变化发展的产物，并在当代语境下不断被重塑。面向旅游者的文化商品化不仅没有破坏族群自身文化产品的重要意义，而是成为了一个族群认同或文化认同区别的新标志。罗德里戈・阿热里德・古内瓦尔德(Grunewald)在《旅游与文化复兴》中指出，巴西政府专门开发旅游的漫长海岸线地区，成为了强化巴西安人文化认同运动的先锋。巴西安人的族性以及生活韵律，与美丽的海滨和阳光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对游客产生着巨大吸引力，而游客的蜂拥而至，又强化了东道主地区巴西安人自身的文化认同。最明显有趣的是许多帕泰克斯人也迎合旅游者的这种需求，自豪的宣称他们自己也是巴西安人。于是该区域普遍形成了巴西安人的认同意识，而这种在旅游需求下构建起来的文化认同很快得到私营企业、政府和媒体的推广、提升和宣传，从而确保了作为巴西安人标志的旅游吸引物的文化特色。

旅游节庆活动在地方认同方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节庆都可能达到强化地方认同的显著结果。美国卡萨斯河沿岸社区举办的“罗林跳河节”就是这样。“罗林跳河节”主要包括卡萨斯河舞蹈、乡村怀旧、土著美国舞蹈、自然环境体验、地方农事庆典等内容。尽管“罗林跳河节”带有旅游商品化的特征，但这些事件却对地方社区的自我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克伦・德・布里斯(Bres)、詹姆斯・戴维斯(Davis)在《集体庆典与地方认同：―个新地域节庆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对1997年罗林跳河节的分析，指出社区节庆活动有利于提高族群和地方认同，族群认同和地方认同与节庆内涵有着紧密的联系。

近年来国际贸易、全球化、移民和旅游的发展，也引起了对旗性和族群认同的消费与市场营销行为的理论研究。艾哈迈德・贾马尔(Jamal)在《跨文化世界的零售业：零售业、民族认同与消费的相互影响》中以英国为例，指出移民选择的移民方式、基于本国宗教联系的文化认同和在英国的居住方式等族群亚文化，导致了少数族群企业主拥有的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的通常特征是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他们互相依赖家族名誉和相互信任的信息网络，以及拥有受到各自社区支持的强大资源。

但旅游发展也可能加剧族群之间的矛盾，对于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或合作基础，旅游有可能成为一种催化剂，瓦解族群认同，消融族群边界。贾米森(Jamison)在《旅游与族群：椰子们的兄弟关系》中以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沿海地区的民族旅游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对东道主社区的民族冲突起着促进还是缓和的影响。作者认为对于当地社区那些依赖于旅游产业或商业活动(受其影响)的成员认同的重新表述，旅游扮演着催化剂的作用。通过对社区民族关系的考察，作者发现旅游强化了族群内部认同，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甘伯(Gamper)在《旅游对奥地利族群关系的影响》中指出，几百年来，奥地利两大族群都各自在相同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着贸易和畜牧活动。但随着近代旅游业的介入，两大族群之间的接触频繁，彼此相互参与到对方事务的运作中，从而引起了长达千年的族群边界的瓦解。

3、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旅游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它使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发生变化，产生文化变迁。文化变迁通常产生四方面的影响：提高民族内部的凝聚能力和传承能力；民族传统文化出现加速变迁的现象；族群文化的内／外两分制度的产生；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市场化。1975年，北美人类学协会专门在圣佛朗西斯科召开了一次“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学术研讨会，该会对旅游给墨西哥的波尔多・瓦拉塔、希腊的米克罗斯岛等地带来的文化影响给与了关注。

旅游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展示民族认同，引起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下实现创新与发展，民族文化得到复兴。如巴厘人的宗教仪式表演，虽然为了迎合游客需求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其地方族群的标志并没有改变，巴厘人的文化表演体现了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族认同是如何通过文化表演获得协商的。科勒尔(Connell)在《小岛之梦：波利尼西亚天堂的沉思》中通过对波利尼西亚岛上塔西提人的研究，完整地再现了当地的文化变迁过程。偏远贫乏、不断散发着迷人魅力的小岛是塔西提人的生活中心，优美的理想化的田园诗歌般景象是旅游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小岛最先给予外来者的影像。然而，由于不断遭受外来族群的影响，特别是男性外来者，“糟糕的社会”、“粗俗的野蛮人”、“需要外来的救赎”成为了岛屿永远不能取代的印象，小岛也最终陷入了荒凉之中。不过理想化的田园诗歌般图景仍旧保持在艺术与文学的形式里，以及照片、风景明信片、邮票、影片(包括旅游见闻录)、倍受欢迎的人类学和地理学著作里，还有旅游和电视里。后来，小岛居民通过对旧有图象的补充完善，在向后殖民地转变过程中又建构起了新的小岛形象。古内瓦尔德(Grunewald)在《旅游与文化复兴》中以巴西波尔图・塞古罗・帕泰克斯(Pataxo'Indians of Porto Seato)的印第安人为例，指出随着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东道主社会常常会出现文化变迁。而这些变化体现在为满足游客需求提供有形文化产品的具体工作上，这些工作为东道主社会提供了经济选择和谋生方式。它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复兴”的进程，因为他们通过舞台化的商业性展示复活了传统，这种舞台化展示为民族旅游带来了勃勃生机。约瑟夫(Joseph)和卡夫里(Kavoofi)在《阻碍的媒介：旅游与东道主社区》中以印度普西卡这个朝圣小镇为例，探讨了在印度宗教社区语境下理解西方旅游影响的框架。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让很多人受益，但也是对传统和宗教的一种威胁。作者以“阻碍的媒介”来形容人们这种好恶交织的情感，即一方面允许东道主社区谴责旅游，同时也允许东道主社区以个体为主参与到旅游中去。范・登・贝(Van den Berghe)在《旅游与族群工作的分化》中描述了克里斯托波镇的旅游发展对族群工作的分化以及对族群关系的影响。作者指出克里斯托波镇已经逐渐成为当地民族旅游的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墨西哥的旅游者，还有当地说拉地诺语的中间商，以及

土著玛雅族群，形成了旅游者、被旅游者(土著人本身构成一种旅游景观)、中间商(旅游者和被旅游者的媒介以及提供服务设施)三种群体的工作分化。埃文斯(Evans)在《旅游与跨文化交流》中通过对波尔多・瓦拉塔旅游胜地社区适应性策略的考察，指出能懂两种语言的文化经纪人的存在、季节性和常住性游客的存在加速了当地的文化变迁、强化了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伍德(Wood)在《东南亚的民族旅游、政府与文化变迁》中指出，政府作为旅游开发的规划者，文化意义上的商人，向旅游者进行文化展演的仲裁者，新政治形式的舞台，其作用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旅游引起了政府对地方文化越来越多的干预，另一方面，又为地方文化群体提供了一种向政府表述自己不满的新手段。

4、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

通过对过去的或衰落的民族艺术品和歌舞的发展，旅游会使民族地区一些传统艺术得到再生并重新流行。旅游最为显著的影响是通过开发那些被认为是垂死的或消失的艺术品和表演等强化一个族群内部的认同。不过，民族艺术品在向旅游艺术品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形式、内容、规模上的巨大变化，有可能导致传统艺术品内涵的丧失、技艺的下降。格拉本(Grabum)在《旅游艺术品的发展》中指出，带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旅游艺术品是一种介于物质符号、外界需求和民族抗争与重塑的变动关系中的实体，它是连接变化中的旅游、民族与艺术的桥梁。图布斯(Toops)考察了中国新疆旅游发展过程中手工艺品的发展情况，作者认为国际旅游引起手工艺品分化成了旅游手工艺品和民族手工艺品两种类型，而市场与资源的两元性又引起了手工艺品功能和形式的两元性。当新疆的乌鲁木齐成为―个现代化的旅游工艺品生产基地时，吐鲁番工艺品生产基地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旅游在促进了喀什葛尔和库车工艺品生产的同时，也降低了古尔加工艺品的影响。博因顿(Boynton)探讨了旅游对传统阿们派被子样式的影响。作者认为传统的阿们派被子，不管在设计还是工艺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自从旅游者涌入阿们派社区以后，他们对阿们派被子的需求导致了用于销售和用于家庭的被子之间做工的明显差别。斯韦(Swain)研究了土著民族艺术品生产的性别问题，作者认为性别问题不能通过发展理论来解释，因为发展理论认为妇女生产者不是经济利益的权利受益者，就是国际旅游缩影下全球资本浪潮统治中的受剥削者。作者通过对土著族群民族商品化数据的对比分析，揭示出内部(家庭、社区)因素赋予了女人商品生产的权利，而性别、阶层、民族等层面的外部(市场、政府)因素则限制了土著女人和男人的角色选择。作者还指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文化复兴的普遍话题已经主导了“第四世界”艺术品生产的性别话语权力。纳什(Nash)在《旅游、工艺品与密克罗尼西亚的族群认同》中考察了旅游对密克罗尼西亚工艺品的影响，作者指出旅游使日常世俗的工艺品和熟练技师生产的价值较高的艺术品之间存在差异，作者认为对当地工艺品生产体系变化方式的考察为了解民族认同变化提供了重要视角。马克威克(Markwlck)在《旅游与马耳他岛的手工艺品开发》中指出，用传统技艺手工编织的马耳他丝带需要耗费一个熟练工人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所得的经济回报却相当低。尽管这样，这些工艺品传统技艺的复兴却在文化传统和马耳它人认同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二、中国文献的旅游与文化认同研究

在中国，地方民族在面临现代化、全球化不断深入渗透的现实面前，也在努力地寻找同现代性融合的可能，努力地进行着自身文化的现代转型。旅游在这样―个建构过程起着重要作用，它带来了地方文化的复兴，地方性的文化以及民众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建构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中国学者关于旅游开发与族群文化认同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在旅游开发下的文化认同与现代化的关系。具体可分为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

1、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

1999年，“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从此揭开了中国学者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民族旅游的新趋向。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专门讨论了旅游与族群认同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的白莲在《旅游与历史记忆：关于满族身份再认同运动的个案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旅游业发展正在帮助满族这样的“边缘族群”重新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澳门大学与葡萄牙阿维若大学的蔡利平等三位学者在《关于民族旅游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解读》中对澳门“土生葡人”这个特殊族群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随着澳门回归日期的日趋接近，该族群的身份认同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便为其提供了一种对内相互凝聚，对外扩大影响的途径，因为通过对“土生葡人”文化特色的展示，族群成员获得了同一性方面的强化。而旅游者在欣赏这种特色时，无形中也承认和接受了“土生葡人”在文化“异质性”上的正常地位。徐新建通过“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的个案分析，指出民族旅游中“旅游民族”的出现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份及其文化分野。’杨慧在《民族旅游与民族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一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中指出，云南各少数民族在旅游开发的特定场景中，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被强化，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不断传承、延续、发展。云南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周星通过对黔东南苗族村寨的观光产业与少数民族文化展示的调查和研究，指出在文化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与当地的族群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族群关系。虽然地方展示给游客的文化部分是一种表层性的东西，但它依然在地方民族的文化认同上有着重要价值。

在旅游过程中，民族接待地的居民自觉不自觉地与各种各样的国内外游客打交道，而在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又往往会唤起他们对自身归属的认识，进而引起他们对自身身份表述的强烈关注。因此可以说，旅游为边缘族群宣称自身族性提供了空间、机遇和资源，他们可能利用旅游提供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去宣称它们独特的族性。云南省宁蒗县落水村的摩梭人在旅游开发中就表现出了对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的强烈关注，他们作为纳西族象征性的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得以强化，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得以传承、延续、发展。艾米莉(Enily)和曹(Chao)等人在《霸权、中介与重现过去：中国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复兴》中指出，纳西族利用政府主导型旅游复活了在间受到压制的东巴文化。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扶持，作为旅游产品包装的东巴文化促进了纳西传统文化的再现。香港人类学学者陈水木在《中国西南贵州“革”人认同的协调与再现》中，对贵州被识别为苗族分支的“革”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指出，尽管国家的民族识别对该族群的民族身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民俗旅游业在当地的发展，为了在民族文化旅游中独树一帜，该族群开始质疑原来的苗族身份，要求将本族群重新划为单一的民族。由此，陈水木提出，应该注意到

原来的国家影响力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多元化的社会转型相结合对传统的认同形式所产生的影响。

2、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地方的“土著文化”必然会受到旅游者所带来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文化的影响，从而引起地方文化的变迁。但地方的“土著”并不是只能对现代性的文化做出消极的反映。在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的过程中，地方会基于自身文化理念，在本土宇宙观的支配下将外来文化纳入到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去，借以完成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从而建构起他们新的文化认同。海力波以广西的黑衣壮族群为例，探讨了梭坡县“文寨”的黑衣壮居民在近年来的旅游与文化开发过程中所进行的文化――政治实践活动。他从文化表征的维度考察了黑衣壮族群成员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对本族群文化加以改造、发明、展示的具体活动，揭示出了黑衣壮族群成员对自身文化形象和族群身份的想象。舞台化的存在方式使文化拥有者黑衣壮居民重新反思、建构自己的文化，从而为自己确定新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标准。王良范以黔东南苗族为例探讨了现代转型下的文化认同问题。作者指出，现今黔东南的许多苗寨都把搞旅游作为一种挣钱的副业来操作，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恢复传统的手工艺，将其商业化。传统上那些只是供族群内部使用的东西，银器、木梳、刺绣、蜡染、乐器，甚至工具等等，都成了同外部交换流通的旅游商品。在面临现代化、全球化不断深入渗透的现实面前，黔东南苗人也在努力地寻找同现代性融合的可能，也在接触和接受现代性文化时努力地进行着自身文化的现代转型。在这个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性的文化以及人民也在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

麻国庆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指出，文化认同虽然在现实的族群认同中起到重要的影响，但是，全球化的趋势使得“文化传统”的界定与内涵越来越难以把握，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再生产性，因此，应该更多的重视大众文化与文化生产和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在旅游等大众文化事项的影响下，传统文化往往成为了通过“有意识的创造”生产出来的大众消费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也会与更大规模的文化消费、地方社区的复兴和开发战略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族群认同是在族群互动过程中产生，群体间差异和群体互动是族群认同的基础条件，民族旅游恰好为族群文化差异和族群互动提供了舞台。通过具有民族历史价值和人文旅游景观的再现和重组，一方面，少数民族展示了自身文化智慧和创造力，重新唤醒了本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内聚力。另一方面，处于主流文化地位的游客在民族旅游中获得对它族文化的新认知，使这些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群体”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得到肯定。民族旅游引起的文化复兴、族群认同，经历了一个从变迁到重构的扬弃过程，伴随旅游而来的文化商品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在初期引起地方民族的迷茫，导致传统失落，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弱化，如民歌这种农业文明的文化现象与都市大众文化结合，演变成为一种主要是表演性的民歌演艺活动时，民歌的文化认同功能被大大削弱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调适之后，少数民族会在吸纳外来文化基础上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形成民族文化的再造和创新。地方在这样的再造与创新中强化了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三、结语及进一步探讨

文化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林特辛格(Litzinger)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话语和文化表述中往往被置于他者的边缘化地位，主流话语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表述来建构国家的合法化，少数民族成员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接纳为国家的主^公，并得以反思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怀特(White)以丽江纳西族的族群认同为例指出，纳西族精英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改造和重新解释实际上是在官方话语的引导下进行的，但改造的成果被用来对纳西族“族性”加以本土表述，使其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最终达到维护和强化纳西族在当地的族群社会中所占有的文化、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目的。怀特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改造、展示其中隐含的话语转型与博弈过程。这种方式启示我们在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的研究中，不能局限在哪一种话语对其文化的言说最具有真实性这一问题上，而是更为关注不同的话语在塑造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过程中是如何产生、传播、被接受、被否定、被改造的“博弈”过程，把注意力投放到不同的表述话语对民族的族群认同、自我的建构和生活意义的表述所起到的影响这一问题上。

在旅游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接触引起地方民族对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别。“我们是谁?来自何处?到何处去?”成为了地方族群界定自我身份的思量问题，进而形成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认同的实践问题。在外来文化价值的影响下，是积极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涉及到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

那么，旅游发展引起的民族文化认同主要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笔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指的是由旅游发展引起的各种族群文化现象和活动，包括地方的传统建筑、饮食服饰、传统工艺等物质文化，还包括传统仪式、节庆歌舞等具有表演性的行为层面的文化。涉及到人们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经验判断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者、精英与大众在族群文化认同上如何实践，旅游者和地方民众在空间中的文化交换如何导致文化认同，本民族的成员在旅游中的文化认同的自觉或不自觉行为如何体现等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