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的金融视角

通观《金融的逻辑》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在于从金融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政策及其制度、儒家文化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洞识慧见。

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历史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规范性解释,即根据某种理论对历史作出学理上逻辑一贯的诠释,理论则出于自足性要求而规范、裁剪历史材料;第二种是描述性解释,乃是根据具体情境对历史作出细致入微的考释,理论并非不重要,但重建合理的历史图景成为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内历史学界主要依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历史,可谓是第一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同时期的美国汉学界虽然排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无论是费正清“冲击―反应”说,还是柯文“中国中心观”,仍然依据一定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出于各自的理论需要而修整史实的枝枝叶叶,基本上也可以归之于第一种路径。这种解释进路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铺陈,汲汲于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串连为一个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逻辑上因果相承的自洽性体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历史学界都开始反思、批判规范性解释的宏大叙事对于历史解释力之损害,转而根据详实的史料重构中观的区域史和事件史,开始出现描述性解释的转向。这又可约略归纳为两种路向。其一是利用实地调查资料来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质,廓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凸显中国史实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内在悖论;其二是从档案史料中勾勒历史事件的细节,侧重具体事件的具体情境分析,强调历史事件背后各各不同的动力机制,而对一般性理论充满警惕。

按照上述谱系,陈志武之新著《金融的逻辑》似乎可归于规范性解释。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众所周知,进入到新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科学对历史解释的影响不断深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金融学的理论及其方法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历史解释获得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及工具的指引,于是规范性解释与描述性解释两者都有被超越之趋势:理论不再是凌驾于历史材料之上专事剪裁的君主,而是作为一种视角,透过混沌未分的历史本相,发掘内在隐含的因果关系,以便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重构历史图景。通观《金融的逻辑》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在于从金融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政策及其制度、儒家文化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洞识慧见。

什么是金融视角呢?陈志武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但仅此并不足以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现象,只有将金融视为 “大社会中一分子的角度”,即,将金融置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而纷纭的相互关系中,金融理论才能令人信服地给出其独到的历史解释。陈志武正是从金融这一新视角来解释历史,建构了一幅新历史图景。

金融逻辑的本质在于资本化。陈志武的资本化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化内涵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将金钱货币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中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前者则更侧重于将未来收入的提前变现以及财富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化设计。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主张西方的兴起根源于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而陈志武则认为西方的兴起主要还在于意、荷、英、法和德国将现有资产和未来收入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其论据是,虽然西班牙因从美洲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而兴盛一时,但旋即开始衰落,足见掠夺来而并未资本化的金银并不能支持一个国家的较长时期的强盛。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明清两朝都遵循最大限度存储金银的财政政策原则,乾隆后期国库储银达到6000―7000万两,即便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也还有银800万两,这一财政结余水平一直维持到甲午战前。但这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而不表示未来的收入。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 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致命的是,明清财政制度里极少把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制度设计,一旦面临财政危机,政府只能靠单年内一次性征收大额税收来解决,这种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远远高于将一次性大额开支平摊到未来数十年的国债制度,导致社会无法承受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明末崇祯帝的累次加收单年重税就是这种情形。清代财政遗传了这一痼疾,直到清朝灭亡也无法发行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只能千方百计往国库存储白银。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利用国债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结果国力飞速发展。不待甲午一战,高下早已判明。这一解释从治国的金融之道入手,将国运兴衰归结到现代公债证券制度上,与诺斯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将西方兴起归因到产权保护制度的做法,殊途而同归,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当然,上述结论并不是说发行国债、证券化越多越好。陈志武认为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交易。确切地说,1600年前后西方的兴起,是由于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国债利率不断降低,同时其在海外的贸易所得的投资回报率却不断上升的结果。反观中国明清时期,金融市场极度不发达,政府往国库储存金银,也是无奈之举;而储存金银又使流通的金银更趋减少,利率就有走高趋势。历史上,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很多世纪里高于30%。高利率反过来恶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金融市场不发达已经决定了国债利率无法降低,那么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的交易呢?明清两朝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时期,专制之下,私人对于政府的债权无从保障,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政府,较长期限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存在,迫使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采用一次性征收重税的方法。可见,政治制度并不利于金融市场交易。不妨再看社会制度的情形。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一个基本单位,对一个社会对金融市场交易的接受空间的影响举足轻重。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家庭强调“养子防老”的功能,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成为人格化的金融品种,这种人格化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家庭向外扩展到家族。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或家族成为金融市场的替代物,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交易的发展。

以此观之,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在历史生态中的处境都不容乐观,把未来收入流的提早变现与“死”财富的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很难在明清时期成为经济国策。实际上,这一整套观念和制度设计,主要是源自西方近代。若一定要以此来解释中国历史,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作为学理的规范性解释还可接受,但揆诸史实,难免有时空错位之感。这一点,陈志武当然清楚,他解释历史的着眼点,在于现实及未来的前景。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足,是为了证明现实中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了提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选择。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浙江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