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脱节: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殇(1842―1949)

时间:2022-09-11 09:13:08

断裂与脱节: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殇(1842―1949)

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基础与政治建筑以及知识分子人与下层民众节节脱散,深刻地说明了百年以来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近代中国百年国势丕变,系“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国门洞开,波澜四起,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之下,中国已进入历史“三峡”,历时200余年,至今还没有驶出峡谷,社会转型还未完成〔1〕17。回眸百年,近代中国已发生剧烈的变迁。在此过程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基础与政治建筑、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逐步断裂与脱节,这种扭曲的近代化延续至今,影响深远。

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断裂

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断裂,萌蘖于鸦片战争后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南宋以还,东南崛起,但与内陆相较,并无径庭之别。19世纪中叶,发源于欧西的世界历史浪潮,开始猛烈冲击东南沿海。在列强船坚炮利的威慑下,东南沿海脱出旧榫,逐渐融入了世界历史进程。而广袤的内陆仍然沿袭原有传统踽踽独行。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变大部分仍只是在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之外,传统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很少受到影响”。〔2〕127简言之,西方在东南沿海扩张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新社会,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开始脱节与断裂。

19世纪60年代,身处中西交冲变局的湘、淮大佬底定东南,掀起以“自强”、“求富”为鹄的洋务运动。洋务机器、设备、技术,甚至原料供应,都仰赖外国输入,这就使洋务近代工厂也多半分布在沿海通商口岸。据统计“在1865年至1890年间,清政府共建立了洋务军工企业21个,其中有6个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五口中,它们分别是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的福建船政局、福州机器局;广州的广州机器局、广州火药局、广东机器局。这些洋务军工企业规模以江南制造总局为最大,时间也最早”。〔3〕以后洋务军工莫不沿袭其流。洋务企业开创了沿海近代机器生产的新纪元,这样的开局使东南沿海在近代化过程一马当先。

此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近代工业化亦主要在东南沿海展开。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开始起步。出于技术和资金的匮乏,为了取得原料、技术、机器、设备、运输和出口等便利,民族资本绝大多数企业集中上海、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民族资本的迅猛发展,使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逐步拉大了与内陆地区的差距。1914―1937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高涨期。除1922―1924年民族资本危机与1930―193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民族资本大幅增长。民族资本主战场东南沿海获得高速发展,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沿海更是狂飙突进,迅速与世界主流的商业、信息、文化潮流连为一体,1933年仅“上海30人以上工厂已达3485家,占全国12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总值为19087万元,占全国12大城市总资本额的60%,净产值72773万元,占全国12大城市总净产值的66%。近代上海确立了其全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纺工业的统治地位”。〔4〕81930―193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东南沿海工业受到极大的重创,这亦证实东南沿海已经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受外在的影响极大。从宏观来看,国民政府的现代化,与清末以来沿海洋务运动一脉相承,尽管历尽坎坷,困扰不断,但东南沿海重新发展起来。

然而东南沿海发荣滋长,却无涉于西部内陆的日臻衰微。实际上,与东南沿海繁盛相对的是,许多“内陆城市的发展水平大大下降了。比如,中国的古都西安1937年人口15.5万,不及1843年的一半。1937年太原人口13.9万,兰州人口10.6万,与1843年保持同水平”,〔5〕433内陆大部分地区只有很少的或者几乎没有新式工业。1940年国民经济研究所在贵州调研发现:“黔省已有之工业,因多为农家副业,而各地有各地之农产,工业性质亦因之而异。严格言之,机械工业,可谓绝无仅有。”〔6〕460抗战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虽然遭受空前重创,沿海企业迁徙内陆,内陆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然而“两个世界”的差距依然明显。1940年重庆新华日报评论:“上海租界那么小的地方,现在竟有5000家的工厂,而西南各省这广大的领域,经过了几年的推动与努力,才有上海厂数的1/10。”〔7〕109西南内陆抗战时现代工业内迁开始起步,而北方农村则仍以传统手工业为主,影响很大且辐射其他地区。聂荣臻曾任冀中根据地领导人,他回忆说:“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还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 、热南等地。”〔8〕379

沿海内陆的脱节不仅在经济方面,信息思想文化的不同步亦是内陆沿海差异的显著特征。“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的不同步现象是明显的,如果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9〕沿海地处中西文化交流前沿,西方乃至东瀛形形的文化从沿海传播开来,逐步延伸内陆。这使沿海在信息方面先占一筹。山西举子刘大鹏1895年进京赶考后才知晓,“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竞以洋务为先,此亦时势之使然”〔10〕68。刘大鹏赴京之前,对洋务、西学毫无涉猎,科考失败后开始关注这类经世事务的言论。1903年刘氏再次应会试,又发现新学书籍“汗牛充栋,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他的西学显然是无法与沿海举子亦步亦趋。史家罗志田评说:“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11〕171刘氏的科场失利,很大程度上缘于内地信息的闭塞,使其无法与沿海举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由于西学传播不同步,内陆沿海“两个世界”思想观念也呈云泥之别。19世纪70、80年代沿海洋务思潮腾播于世,内陆湖南则“风气未开,向来最恶洋务”,郭嵩焘1879年卸任回乡时,由于出使西洋而遭到绅民的排斥,地方官员“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长、善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甚至“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12〕853―854甲午惨败使民族心理防线崩溃,沿海率先接受西洋野蛮与文明观念的分殊,趋洋之风日炽。至20世纪初沿海知识界的风气已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然而尊西崇洋思潮无法在广阔内陆地区与儒学分占坫,内陆士人仍以传统夷夏观作为对洋人勒迫和侵逼的回应。刘大鹏针对山西开矿务、筑铁路等新政痛愤地说:

前代多有矿务,积久而罢其业,以其无益于国也。今洋夷虽巧,岂能将精华发泄尽乎?洋夷无他知识,惟利是趋,中华为礼义之邦,尊尚孝弟忠信,似不必尤而效之也。〔10〕130

刘氏对开矿筑路等新政作出强烈抗拒性反映,这种回应与19世纪40年代士大夫对西人的回应如出一辙,仍以义理对抗利害,是传统夷夏观在内陆的残余。蒙文通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刘氏日记“假洋鬼子”尴尬处境也写照出夷夏观在当时内陆并非孤例,刘氏说:

“城内一生姓孟名嘉林,从英人学已三年矣,业既毕,给举人。去冬诣上海,欲游日本,因东洋学生之哄遂归,而服色竟易洋装。近日归乡,人皆目为洋夷,宗族亦待为异类,此华人变为夷者也。”〔10〕149

此时已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给予留学生科举的荣耀,然而夷夏之别使留学生无法得到内陆士民的心理认同。实际上,沿海内陆思想文化观念的鸿沟远比我们想象要深得多。内陆一些地域闭塞,一些士人观念直到抗日战争仍停滞于皇权时代。李宗仁1943年任汉中行营主任时发现,“凡我途经的市镇,绅民都排班迎于道左。有的甚至摆起香案,由穿长袍马褂的年高绅士,双手高举一茶盅,前来双膝跪下献茶”。〔13〕569汉中绅商以专制时代跪迎封疆大吏的礼节来接待民国高官,细酝此节,光怪陆离,似已时光倒流。

注释

〔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2003。

〔2〕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熊月之等:《论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史林》1995年1期。

〔4〕张仲礼:《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5〕宁越敏:《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6〕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

〔7〕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出版社,1957。

〔8〕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出版社,2004。

〔9〕罗志田:《数字与历史》,《战略与管理》1997年3期。

〔10〕乔志强辑:《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2〕钟叔河、郭嵩涛日记(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3〕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14〕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

〔16〕杨国强:《晚清士人与世相》,三联出版社,2008。

〔17〕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57。

〔18〕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五),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9〕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李敖出版社,1991。

〔20〕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1927-1937,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72.

〔21〕袁成毅:《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损失初探》,《杭州研究》2010年1期。

〔22〕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9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

〔23〕黄绍f:《黄绍f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24〕欧德良:《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地缘成因》,《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2期。

〔25〕朱有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5。

〔27〕:《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

〔28〕:《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

〔29〕转引何显明:《超越与回归的心路历程》,学林出版社,2002。原文出自《平民教育》9期。

〔3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4。

〔31〕鲁迅:《鲁迅全集》(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2〕张佛泉:《从立宪谈到社会改造》,《独立评论》第101号,1934年5月20日。

〔33〕朱光潜:《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观察》第3卷第19期,1948。

〔34〕吴日昌:《谁能替人民说话》,《观察》第1卷第4期。

〔35〕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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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人与物的变革

《战后日本大众文化》/[日]鹈饲正树、永井良和、藤本宪一 编/苑崇利、史兆红、秦燕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本书以1945年为起点,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以文化研究的手法,通过生动的事例揭示了日本社会“人与物”变革的内外在要素,阐释了日本的民族性格和一般民众的生活理念。日本民族文化是融合东西方文明而受益匪浅的成功范例。从吸纳先进的制度典章到时尚的衣食住行,日本历来被冠以“改良”、“现实”以及“拿来主义”等标签。战后的日本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同时保留了诸如茶道这样被称为日本文化活化石的文化形式,可谓传统之源不息、现实之流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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