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中信息表达权的法律规制

“网络即信息”，互联网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而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思想情感和主观意志的表达。在法律上，人们所享有的不受非法干扰地表现其思想、观点、主张、看法、信仰、信念、见解和意见的权利称为“表达自由权”，或“表达权”。表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人权体系中居于最优先的地位。然而，对表达权绝对自由的行使必然会对国家、集体以及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因此，涉及表达权的利益关系需要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鉴于网络环境中表达自由的特殊性，使得这一问题成为立法变革的新领域。

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与网络表达。媒体的形式和特点，决定了表达所使用的技术与方法，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表达的效果。互联网被称作“第四媒体”，其用户分布的全球化以及不存在统一的管理机构的现状，加大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监管的难度，客观上促进了人们表达权的实现。网络创造了交流思想、表达观念的崭新平台，网络表达自由作为传统表达自由理论和实践的延伸，为表达自由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形式、内涵与活力。

网络表达自由的特性。比较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互联网具有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包括表达的虚拟性、发散性、直陈性、匿名性、平等性、开放性、互动性、多媒体性等。比如，匿名性是指在网络空间人们以数字符号代替自己的真实身份、年龄以及其他识别信息。直陈性是指人们回避了现实社会中群体规范的压力，直抒胸臆，坦诚地表达心声。平等性是指网络表达跨越了社会群体的等级界限，每一位表达者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开放性是指网络是一个开放的意见平台，只要不违法，就可以绕开传统媒体的壁垒，不经有关部门的批准而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特性造就了互联网最为珍视和最值得骄傲的价值──“自由”。

网络表达自由的本质。表达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是人们生理和心理的一种需要，表达自由就是对这种需要的满足，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尽管网络只是一种高科技的外在信息传播工具，但却使公民有了更方便、简捷、有效、实际的自由表达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从而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来。表面上看，网络表达自由源于网络的技术特点和对网络的弱监管性，但是从深层次讲，网络表达自由的本质在于推动了表达权的核心价值──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在网络环境里，表达成本降低，表达效能提高，表达积极性得到激发，个性得到张扬，个人价值得到多元化的展示。

网络表达自由的影响

网络表达自由的正面影响。网络表达自由打破了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的相对垄断，使执政党能更全面地了解民意，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根本上促进了民主实现的进程。网络表达自由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生态环境，不仅为发展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而且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促进了政治生活的全面发展，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网络表达自由是对公权力监督制约的“天网”，有利于监督政府忠实地履行职责。网络表达自由可以起到社会“减压阀”、“缓冲器”的作用，能使民众压抑、怨愤的情绪得到及时有效的宣泄，同时增进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有效地促进了各种矛盾的化解。

网络表达自由的负面影响。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某种“进步”或许同时具有破坏的功能。比如，网络表达的匿名性，使得某些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恶意诽谤，侵害他人名誉，或者擅自篡改、披露、传播他人隐私而却不受法律追究。又比如，互联网造就了巨大的“网络群体”，具备迅速而及时的群体强化甚至效应，在某些观点的诱导下，能够短时间内聚合个体的能量，放大个体的行为，引起群体性突发事件，甚至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另外，网络表达自由还容易被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组织、恐怖组织利用散布传播谣言，攻击和诋毁政府，制造事端，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网络表达自由的适度限制。历史经验表明，技术创新在促进与提高人们表达能力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对既有传统与法律体系产生冲击和挑战，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网络表达自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使我们认识到，网络表达自由必须得到法律规制，使对表达权的行使和限制达到均衡。针对网络特点合理设计表达自由权的限制原则和标准，科学配置权利，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网络表达自由的法律规范

赋予表达权在宪法中的法律地位。表达自由是一种重要的宪法权利。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就规定：自由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1891年美国《权利法案》规定：国家不得制定剥夺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律。日本《宪法》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欧洲《人权公约》规定：人人有言论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与思想的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切实保障人们的表达权。比较而言，我国《宪法》对表达权的规定不够完善。比如，《宪法》第35条规定的只是一种政治权利，无法涵盖公民的非政治表达权利。

建立健全网络表达自由的法律体系。就我国目前的立法来讲，一方面对表达自由的规定散见于《刑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之中，另一方面针对网络管理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有《电信条例》、《互联网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办法》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着多头立法、内容雷同，甚或互有抵触；禁止性规定较多，表达权处于附属地位；立法层次低，主要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问题。制度的力量可以减少非规范性的网络表达，因此网络立法要及时跟进，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网络社会与网络民主的需求。

要完善网络表达的法律保障制度。“诉权”是立法的重要内容，目的是将公民享有的法定权利转化为实际享有的权利。如果表达自由权失去了法律保障，那么这种权利就蜕化成一纸空文。我国表达自由权法律保障制度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当这种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找不到保障的途径，而且由于网络所导致的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使得该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比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了相对人违反本办法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但是对行政机关承担的法律责任只作了简略规定。又如，《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则根本没有规定相关部门违法行使职权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不是实际的权利，应该完善保护表达自由权的、上诉、辩论、辩护、举证程序，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对相关案件依法受理、审理和执行。

坚决打击网络违规违法犯罪活动。19世纪末的宪法学家戴西在《宪法学导论》中指出：“我们的现行法律允许任何人随心所欲地谈论、写作或出版，但是如果他误用了这项自由，就必须接受惩罚。”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表达自由，各国通常不予保护。比如，日本《宪法》第12条规定：国民自由之权利不得滥用。俄罗斯《宪法》第29条规定：不许进行激起社会、种族或宗教仇视与敌意的宣传或鼓动，禁止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劣论。我国《宪法》第31条设置了表达权利的宪法界限，要求表达权的行使要囿于法律规范之内，不得侵犯或损害其他权利或者其他主体的利益，否则就构成了犯罪，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如何对打着网络表达自由之幌子而行违法犯罪之实的行为进行有力、有效的查处与打击，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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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