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限制死刑趋势研究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体现了我国限制死刑的立法趋势。死刑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手段，在价值论上主要体现为效益性、公正性、非人道性。我国目前废除死刑还不可能，但限制死刑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限制死刑不仅可以从司法实践上进行控制，更可以建立完善的赦免制度。

关键词：死刑；限制；废除；价值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5-0077-04

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刑法修正案（八），涉及非暴力、非职务的13类经济类型犯罪，被全部取消死刑。修正案（八）同时规定，对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表明立法减少死刑，司法实践减少死刑适用，是适应全球大趋势。我国短期内废除死刑不可能，但会从减少开始。

一、我国限制死刑的价值

任何刑罚都以其一定的价值作为赖以存在的前提，死刑亦不例外。西方学者将法的价值界定为秩序、公平与个人自由。［1］死刑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手段，其价值自然不能自立于法律的价值框架之外，在价值论上主要体现为效益性、公正性、非人道性。

（一）死刑的效益性

第一，死刑具有最大的安抚功能。犯罪所引起的民愤的大小及其促使人们对犯罪人所产生的报复欲望的强度与犯罪的严重性成正比。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手段的死刑，因系对最严重犯罪的制裁手段，而可以平息最严重犯罪所引起的最大的民愤与满足人们对最严重犯罪的最强烈的报复愿望。

第二，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刑罚的威慑功能源于意欲犯罪者对刑罚惩罚的畏惧。而意欲犯罪者对刑罚惩罚的畏惧程度与刑罚的严厉性程度成正比。在诸刑中，惩罚最严厉的莫过于死刑，因为死刑所剥夺的是作为人的最重要权利的生命。相应地，死刑因给人所造成的畏惧感最强而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

第三，死刑具有最大的个别预防功能。死刑的个别预防功能表现为随着对犯罪人生命的剥夺而产生的对犯罪人再犯能力的剥夺具有彻底性。即是说，犯罪人因生命被剥夺而永远丧失了再实施任何犯罪的能力。这样使死刑具有了个别预防功能。当然，死刑也具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说，死刑具有最大的恶化犯罪的作用，具有最大的刺激犯罪分子再犯罪的作用，也可能促使犯罪人为求早死而实施犯罪。总的来说，死刑既具有最大的预防功能又具有最大的副作用，但相比之下，死刑的预防功能大于死刑的副作用。

（二）死刑的公正性

从公正的角度来确定死刑的分配，标准只有一个，这便是生命与生命的等价。也就是说，死刑与被分配死刑的犯罪之间必须具有价值的对等性。死刑是否分配于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生命的价值的犯罪，是衡量死刑的分配是否公正的标准。将死刑的分配标准具体化，死刑的等价公正分配范围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方面来确定：其一，只有客观危害最大的犯罪才可能分配死刑；其二，只有主观恶性最大的犯罪才能分配死刑；其三，只有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均最大的犯罪才能分配死刑。根据以上限定，只有主观上处于直接故意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杀人罪、危害国防利益罪与军职罪；客观上具有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生命安全的现实可能性的直接故意危害国家安全罪、直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直接故意杀人罪才可以分配死刑。

（三）死刑的非人道性

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在人的权利系统中，生命权是最基本的权利与首要的权利，生命的丧失意味着对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对生命权的剥夺，构成对人本身基本权利目的的剥夺与对人自身的否定。由此，必然得出死刑不符合刑罚的人道性的结论。死刑的不人道性不只表现在其构成对人本身的否定与对人的最基本权利的剥夺，而且也表现在其不可避免地连带剥夺人的生命之外的其他权利。死刑是不人道之刑。这是由死刑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

对死刑在价值论上的分析表明，死刑是一种既具有效益性又具有公正性的刑罚，但又是不人道的刑罚。立足于刑罚的效益性、公正性，应该保留死刑；而立足于刑罚的人道性，则应该废除死刑。法律的价值是公平、正义和秩序。任何刑罚从本质上说都是不人道的，但其跟公平、正义和秩序相比，其价值要小得多。公平、正义、秩序是实现人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公平、正义和秩序，人道无从谈起。由于生命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对于剥夺生命的死刑刑罚的适用应慎之又慎。

二、我国限制死刑的原因

废除死刑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它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目前完全废除死刑还不可能，但限制死刑具有现实可能性。

（一）我国废除死刑不具现实性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形势还较为严峻，在严重犯罪大量存在，并且危及社会秩序和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废除死刑不是明智之举，从经济、文化各方面来看，废除死刑的条件尚不成熟。

首先，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从刑罚进化史的角度来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均GDP早已超过了1000美元。但是与此同时，社会进入了发展期和转型期，由于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些社会问题突出，与此相伴，社会上违法犯罪也处于高发期。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特定的背景下，废除死刑是有可能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其次，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死刑的进化史表明，人道主义是死刑消亡的思想基础，对死刑的价值分析表明，弘扬刑法的人道价值，是废除死刑的合理性之所在。然而在历史上，我国未曾像西方国家那样，接受过人道主义思潮的传播。在现实中，人的权益、尊严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犯罪人本来就被视为坏人，而坏人在社会上越少越好，杀几个只会有利于社会。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废除死刑在观念上与实践中均未被视为理所当然。

（二）我国限制死刑具有现实性

1．限制死刑的相对合理性

首先，限制死刑的适用符合刑罚效益性要求。既然效益是刑罚的初始价值，既然效益性要求保留死刑，那么严格按照刑罚的最大效益法则来分配死刑，便是使死刑真正合乎效益性的唯一合理选择。效益性并不要求无限制地运用死刑，相反，其构成对死刑分配范围的一种限制。死刑只有在所保护的权益价值大于所剥夺的权益价值的情况下，才具有有利性，也才真正具有效益性。

其次，限制死刑的适用符合刑罚的公正性要求。刑罚的公正性对刑罚的量的要求在于其轻重必须与犯罪的轻重相等价，即刑罚的份量必须与犯罪的份量对等。虽然等价并不意味着刑与罪在外在形态上的等同，而在于刑与罪在内在价值上的对应。［2］等价性显然不允许刑罚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高于犯罪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死刑不得分配于所侵犯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构成刑罚的公正性对死刑的适用范围的首要限制，既质的限制。不仅如此，刑罚的公正性还对死刑的分配有着量的限制。既然刑罚的公正性对死刑的分配存在质与量两方面的限制，那么限制死刑的适用便符合公正性的要求。

最后，限制死刑符合人道性的要求。既然死刑是一种不人道的刑罚，那么，死刑的适用量越大，刑罚便越不人道；死刑的适用量越小，意味着刑罚越接近符合人道性的要求。与此相适应，立足于刑罚的人道性，限制死刑也是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

2．限制死刑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随着对死刑研究的深入，死刑的缺陷已越来越被我国学界所认识。限制死刑的呼声不但未因刑法修改的完成而停止，而且越来越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对死刑的研究在我国已不再只限于刑法学领域，而开始成为部分人权学者所关注的课题。基于对死刑的缺陷的揭示而就限制死刑所达成共识，既为限制死刑的行动奠定了较为可靠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将唤醒民众的理性意识，使限制死刑成为大众的共鸣。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限制死刑的行动便因顺乎民意而顺理成章。

其次，从立法实践来看，1997年刑法相对于旧刑法对死刑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标志着我国刑法由广用死刑到限制死刑立场的转变。此次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表明了我国立法者对限制死刑的立法理念的贯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该修正案（八）对死刑的限制不是最充分的，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从立法角度构成了对广用死刑的否定。而且未来的司法实践也会证实这种否定是否具有合理性。

最后，从国际大环境来看，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限制死刑。这是因为，废除与限制死刑已成为当今的世界性趋势，除美国、日本以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总体发展水平不及中国的一些国家均步入了死刑废除国的行列，即使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大都将死刑限于谋杀等为数极少的犯罪。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甚至还通过了《联合国废除死刑公约》，要求各成员国除战时以外，应当无保留地、尽快地废除死刑。

三、对我国限制死刑的两点构想

（一）在司法实践中限制死刑

1.司法观念上限制死刑

第一，坚持司法独立观念，坚决抵制法外用刑。司法独立是公正司法的前提，法官的独立司法观念则对公正司法有着直接影响。对死刑的适用，一定要严格依法，决不能因为外界人为干扰独立审判的因素而违法判处死刑。

第二，坚持司法理智观念，确保公正适用死刑。法官决不能受新闻舆论与民愤的影响，在情感上趋于大众化，应当坚持理智的裁判风格，独立判断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依法公正适用死刑。

第三，正确看待死刑作用，摒弃重刑主义思想。重刑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众多法官在观念上也存在重刑主义思想。应该对我国过去的死刑司法政策作出深刻反思，摒弃重刑思想，正确看待死刑在控制、预防犯罪中的作用，适用死刑时，做到该重则重，该轻则轻。

2．司法技术上限制死刑

第一，在有关死刑司法解释中，要坚持从严解释标准，不能迫于某些所谓形势需要，通过司法解释降低死刑适用的标准或任意扩大死刑的罪名范围。

第二，法官在个案适用死刑时，要坚持有利于犯罪人标准，不能任意混淆死刑罪名与非死刑罪名的界限或人为降低死刑适用的标准，必须严守死刑适用的法定基准；对罪行虽然极其严重但具有重大立功、自首等法定从轻情节的，一定要依法从轻处理，不判处死刑；对罪行严重但具有坦白交待、积极退赃、真诚悔罪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也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三，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对依法应判处死刑但情节并非最严重、非杀不可的犯罪人尽量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二）设立死刑赦免制度

死刑赦免制度是指国家对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宣布免除死刑执行而处以其他刑种的制度。从国际潮流上看，严格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是司法上限制死刑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刑法典中没有规定死刑的赦免制度，而事实证明，在中国已判处死刑的案件中仍然存在少数错案，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为了与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相协调，在中国刑法中应考虑增设死刑赦免制度，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慎刑”政策，而且还能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以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限制死刑到废除死刑的目标。中国迄今尚未实行过大赦，仅在1959年至1975年间先后实行了七次特赦。除第一次特赦是对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外，以后六次都是对战争罪犯实行的。此后，中国再无赦免的实践。在中国正式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为了与之协调，应在中国刑法中增设死刑赦免制度，将此制度落到实处，而不能让其仅停留在法律之中。

第一，行使死刑赦免权之主体。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统治权依法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实行刑罚惩罚的权力，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死刑赦免从国家刑罚权的运用上看，既涉及原判决的执行，又涉及原生效判决的变更。对原生效判决的变更应由拥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这既可以避免审判机关对死刑判决的“出尔反尔”，保证死刑赦免的严肃性，同时又可以从立法机关的角度监督和控制死刑的执行。

第二，死刑赦免之对象。死刑赦免制度涉及的对象，仅限于经死刑复核程序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该死刑犯在实际执行死刑之前，若符合特定条件，可通过死刑赦免制度，获得死刑立即执行的赦免。死刑赦免程序的发动，非以生效死刑判决确有错误为前提条件，如果在实际执行死刑前发现死刑判决有错误，犯罪人不该判处死刑的，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

我国历史上的七次特赦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战争犯罪，而只有第一次特赦涉及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在现今和平年代，如果仍将赦免的对象限定为战争罪犯，赦免制度被虚置之状况也就不可避免。鉴此，笔者认为，应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之对象范围。

第三，死刑赦免之条件。从我国以往的七次特赦实践来看，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死刑犯之所以予以赦免，基本均考虑到其“缓刑期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而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需要便放弃原则。死刑犯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当然可以考虑赦免其死刑.但是，死刑赦免的条件显然不应仅限于此。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我们认为，可以将以下因素作为死刑赦免之条件：行为人在等待死刑执行期间，悔过自新，改恶从善的；检察官明确提出要求的；是否有罪存有疑问的；相比于犯有同样罪行的同案犯而言，刑罚不平等或者完全不相称的；公众呼吁对行为人无须执行死刑的；从道德角度衡量，死刑是不公正的；审判存有不公正的等等。

第四，死刑赦免之程序。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第80条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则根据其决定，特赦令。但上述概括性规定却并未涉及赦免的申请乃至执行问题。从我国七次特赦之实践看，或者由党中央提出，或者由国务院提出，而被判处死刑者和检察官则无权提出赦免之请求。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赦免制度近30年来一直设而不用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笔者认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明确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同时，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之经验，将特赦之申请权授予检察机关，由具体担负死刑案件公诉职责的检察官提出。至于死刑赦免的执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明确的规定，而从我国七次特赦的实践看，均是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具体执行的。笔者认为，这一实践做法是切实可行的，不过应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

我国目前的现实只可能做到限制死刑。死刑制度的废除，还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与社会的发展是相一致的。相信死刑在我国最终会被废除。

参考文献：

［1］斯坦，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3.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