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工具性批判

用工具性来规定我们的学科，这是语文作为学科名称之后的事情。为了确立工具性在学科中的地位，研究者追溯到国语时期，甚至追溯到1904年的学科独立，在历史中寻找立论的根据。讨论工具性，我们必须把课程标准的表述与学者的观点分开来看。

一般而言，课程标准吸收了学术界成熟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对课程对象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把握到了课程对象的本质，因而其观点符合课程对象，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国语时期，虽然有包括胡适在内的知名学者在讨论国语教学时提到了“工具”，但是国语课程标准修订数次，仅仅在实行“党化教育”时，1929年的课程标准才出现“工具”二字，通观国语时期，个别人的特殊意见对课程标准没有产生实质影响。“语文”时期，在学科的外部，政治对于本学科的冲击尤为厉害，但是，从自身检讨，在学科内部，把一门课程看作“工具”，并且写进教学大纲，人们纷纷随声附和，对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大加阐发，这些都是学科研究者的自发行为。国语时期，课程标准与民间个别意见有着清晰的区分，“语文”时期，教学大纲与民间声音大体合流。

1955年，叶圣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正式提出了“语文课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的强有力的工具”观点，在此之前，他就具有“工具观”的思想基础。他在1942年就说：“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中的一种。”1949年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后说，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必然的。1956年的教学大纲便提出了文学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63年的教学大纲提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不久，张志公写了文章《说工具》，后来，蒋仲仁发表与张志公的观点大体一致的文章。1980年，教育部决定，由张志公、刘国正具体指导，武汉师范学院等12所院校中文系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法》对“语文”的定义是：“语文科是兼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基础学科”。从“工具性”形成的大致线索看，官方文件的规定、知名人士的宣传、学术界的定位一起为“工具观”奠定了扎实而广泛的基础。

语文作为工具，最初是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服务的，后来扩展到人与人的交流和各行各业的工作需要，以致于成为道德的工具。但是，工具观的主要目的，在叶圣陶先生那里落实为“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就是把语言作为学习的对象。由于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理解语言，后来的语文教学走向了僵化、生硬的形式化歧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与人文观的交锋过程中，工具观也得到了发展。工具观的教学要“通过理解文章的内容去领悟文章的形式，即作者是如何驾驭语言的”，刘正伟等人的语文教学观则有了长足进步，他们纠正了旧的工具观的片面性，回到了健全的语言观的轨道。“语文课，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培养和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培养运用语文的能力，这是语文课的‘主’，必须完成好”。有学者明确指出：“守住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所谓“工具”，无非是强调学习语言。民国时期的“国语”本来就是以语言为学科的对象，更名为“语文”，然后先争论语文是什么，再争论语文的性质，绕了一个大圈子，在奔波了四十余年之后，语文学科的对象回归到了原点！

但是，这一波折轨迹至今还没有被学界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仍长期被用来表述学科的特质，在这一点上，课程标准也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鉴于此，我们在回顾历史之外，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工具”本性。

“工具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把语言比作锄头、斧、锯、刨、凿等，与这些工具所不同的是，它们的作用不同。锄头、斧、锯、刨、凿等“工具”是物质性的东西，作为自在状态，它是无意识、无生命的存在物，它的本质是为他者而存在，依赖于它所服务的对象，自己没有独立的存在，当它所依赖的他物不存在时，便丧失了工具价值。“工具”与它所服务的对象之间总是分离的关系，它永远在服务对象之外，即使它与服务对象亲密交往，也不能与服务对象融为一体，或者成为服务对象的一部分。服务对象按照自己的目的来选择或制造工具，而不是由工具来决定人的目标，当服务对象的目的达到，转而朝向其他目标前进时，过去的工具便被弃置一边，被新的工具所取代。工程车、挖掘机、吊塔、脚手架等，在建筑楼房时，它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楼房竣工时，作为“工具”，工程车、挖掘机、吊塔、脚手架等，则被清理出工地，任何一座楼房都没有把曾经的工具保留在自己的体内。

巢宗琪先生解释说，“工具”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具有“实用”“中介”的含义。“中介”是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的媒介。把“语言”当作中介，那么，在“语言”之外，还存在着被中介的两端，“语言”把两端联系起来。中介的存在依赖于它所联系的两端，中介的价值在于两端有了共同的需要，中介满足了两端的需要。两端一旦得到满足，便各自回到自身，把中介冷落在一边。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特点却不是这样，不管哪一方面的个人思想都必须与普遍的语义和语法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各方的“语言”都是同一种“语言”，如果没有普遍的语义，割裂为两端，谁也不能理解对方表达的内容。而且，在完成交流之后，语言并不像中介那样被两端弃置一边，而是作为相同的东西保存在两端的精神里。“中介”在黑格尔那里还有一种解释，他把事物自身的运动过程也看作中介。沥青在熔化之后显示出“粘性”，熔化的过程也属于中介。“工具观”的“中介”却只是为着满足两端主体的需要，而不是对象自身的运动。因此，用“中介”来说明“工具性”是不符合逻辑的。

乐鸣先生解释说：“所谓‘工具’，无非是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或凭借，至于它是木做的还是铁做的，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是身外之物还是身内之物，这只是每种工具的特殊性，而非工具的本质属性。”“手段”是从主体方面的说法，是主体为实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方法，“性质”则是客观对象所具有的特征，“手段”不在客观对象身上，属于主体而不属于客体，因此，也就不能说“手段”是客观对象的性质。

深入到语言的内部，即使按照科学的语言观来看，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也是有意识、有生命的存在。从语音方面看，与自然的声音不同，语言本身就具有声音，语言的声音具有自主性。语音是有规则、又能够根据表义需要进行组合的声音系统，自然的声音没有复杂的规则，随机地产生与消失。与自然声音更为本质的区别是，语言的声音包含着意义。任意一个词，都是先人的精神劳动的成果，语言的意义反映了对象的关系，是对一类事物的概括。一个词的意义溶解在与它相联系的词语中，即使是一个陌生的词，依靠其他词语也可以得到理解。虚词被看作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它们不在感性世界里，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它们没有现实的对象，只表示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却是纯粹的思维。“被”、“让”、“给”这样的介词表示施受关系，“自”、“从”、“在”则表示事物或事件的时间处所；“因为……，所以……”表示因果关系；“的”表示种属关系，“着”表示行为状态；“啊”、“呢”表示情感态度。词是前人认识世界及其关系的结晶，一个个词语丰富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拓展着人们的精神领地。任何工具都不可能满足精神的需要，唯有语言才可以与精神为伴，因为语言本身属于精神，而不属于僵死的物质性的存在。

进一步地看，词的意义是对一类事物的抽象概括，意义属于同类事物中每一个别对象，又不为个别对象所独有。客观语言正像精神那样运动着，它与个别意识结合在一起，让个别意识分有客观语言，使个别意识获得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从混沌中走出来，变得清晰、明确。客观语言并非长驻在个别意识中，而是立即返回到普遍性中。语言进入个体意识之后，融合到个体的精神世界中，成为个体精神的一部分，再现了灵动的生机。表面上看，我们在使用词语，深入地分析，我们使用词语的过程也是双方交流、融合的过程，词语不是完全被动地被选择，我们选择了一个词语，也可以说是词语选择了我们。每一个词语都是一方天地，它有意义，就有自己的现实存在，有自己的对象，认识一个词语，我们的精神随之得到扩展。词语不像工程车、挖掘机、吊塔、脚手架等工具，在我们使用之后被弃置一边，它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构成了精神的一个部分，丰富的精神世界都是一个一个的词建构起来的。我们承认法律、制度、文学属于精神的范畴，这样的复杂的精神形态是由词组织起来，词语能够建筑精神大厦，它当然也属于精神。语言的意义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现在作为客观的精神存在物，无不是曾经的主观精神。看起来语言外在于我们而存在，这种外在的存在物与其他的客观存在物不同，语言与我们具有直接的同一性，语言是精神性存在，我们也是精神性存在，正因为如此，语言才是能够被理解的，我们也能够被语言理解，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原因即在于此。语言作为精神的客观存在，它保持着人的精神性，与主观的精神相融通，其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工具”在精神领域里有一个切当的例子。奴隶是奴隶主的生产工具，是为奴隶主而存在，但是，奴隶放弃了人的尊严，接受奴隶主的役使，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根本上是为自己的存在，他按照奴隶主的意旨劳动，通过为奴隶主服务而获得自己的生存机会。精神性的存在具有独立意识，具有活的灵魂。物质工具永远是被动的、独立于它的服务对象之外的死的存在。语言属于人类的精神，不应当把精神性的存在贬低到物质的层次。

“工具”毕竟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表象的东西，其意义十分宽泛，不能确指，不适合用来表达科学的概念。不用科学方法来认识我们的学科，而用物质性的、表象的东西来规定精神性、理性的事物，这是思想方法的错位。语言属于精神的范畴，我们应该把语言从“工具论”中拯救出来，恢复语言的精神本性。

一般而言，课程标准吸收了学术界成熟的研究成果，课程标准建立在对课程对象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把握到了课程对象的本质，因而其观点符合课程对象，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邓维策：中学高级教师，公开发表教育教学评论、论文逾30篇，发表《语文学习》的论文主要有《浅论邹忌劝谏艺术的发生条件及人格基础》、《作为学科名称的“语文”的软肋》、《从美国英语课程谈“教学内容的确定性”》，发表于《语文教学研究》上的论文主要有《本体论：从“语文”返回真理之通途》、《“语文味”之反思与质疑》、《美国母语课程的知识形态及其启示》，另有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论文评比中获得一等或二等奖。

语言作为精神的客观存在，它保持着人的精神性，与主观的精神相融通，其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