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的呼救

一、母语在呼救

历史的巨轮滚到1919年，以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为标志，我们的母语——汉语，由古代步入现代，由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这本来是历史的必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白话文有两个先天的弊端。

一个是欧化影响下的冗长芜杂。

钱钟书《围城》形容庸俗文人陆子潇“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恰可移来比白话文的发展。白话文就像那陆子潇的鼻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一拳。本来白话文的发展应从古代白话向现代白话循序而下，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拳下来，要打倒孔家店，打倒文言，切断了古今汉语的联系，白话文就不得不舍近求远，向欧化求救。张中行说，“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这外部的动力，“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文言与白话》）据朱自清《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介绍，鲁迅先生也是赞成欧化的，认为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的原因不是好奇，乃是必要。要话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就只得采取些外国的句法。

可是，欧化给汉语带来精密的同时也给汉语带来了很大的弊端——给中国的白话文带来了太多的修饰成分，太多的“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冗长芜杂，使汉语简约的特点丧失殆尽，简约之美荡然无存。如张中行《文言与白话》中所说，“与许多种外语比，汉语灵活，简短。近年来……受了外语译文和新风气的影响，可简、宜于简的地方，乐于从繁的人像是越来越多，一种是喜欢加多余的话，如不说‘下了雪’，而说‘下了洁白的雪’，不说‘拿起笔来写’，而说‘用手拿起一支笔来写’。一种是愿意绕弯子，如可以说‘我没注意’，却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可以说‘我爱唱歌’，却说‘唱歌对我来说是可爱的’。”李方在《给普通话写作点穴》中说得似乎更为尖锐苛刻：“我一直觉得‘的地得’是垃圾，是懒人的法宝……把个句子写得跟个绕口令似的。因此，我一看见少用‘的地得’的人就觉着亲，遗憾的是这种人并不常见。”

一个是“言文一致”影响下的过于直白。

《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中强调：“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

于是，“言文一致”成了白话文的标准。“胡适有一句名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依照这个逻辑，他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认为唯有如此才算地道的白话。”（王澍《近代人物败笔拾遗》）林汉达先生提倡语文大众化，主张用听得懂的白话，代替听不懂的文言，如用“存心不良”代替“居心叵测”，用“心里有底”代替“胸有成竹”，周有光老先生也是赞同此说的。（周有光《语文杂谈》）

但，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它还是创造艺术的工具，而它本身，也因此成了艺术，成了审美的对象。从单纯交际的角度说，言文的确应该一致；但从审美的角度说，言与文，即口语和书面语，应却该有区别有距离，有距离才会产生美么。孔子曾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但又说“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矛盾吗？不矛盾。前者是从交际的角度说，后者是从审美的角度说。文即文采，语言没有文采，难以流传。伍立扬《文字灵幻》中云：“我手写我口，固有其合理性，也有……局限。直录口语之文字，其价值必大打折扣。口、笔毕竟不是浑化无间的一家，‘写话’的结果是‘不像话’。”余光中曾指出：“早期新文学的幼稚肤浅，有一部分是来自语言，来自张口见喉虚字连篇的‘大白话’。文学革命把‘之乎者也’革掉了，却引来了大量的‘的了着哩’……遂令原应简洁的文章，沦为浪费唇舌的叽里咕噜。”如朱自清《别后》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和你分手以后，的确有了长进了！大杯的喝酒，整匣的抽烟，这都是从来没有的。”因其过于直白而遭余光中的批评：“不但太散文化，即以散文视之，也是平庸乏味的。”（《论朱自清的散文》）王澍《近代人物败笔拾遗》更是指责胡适“最大的败笔是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使文学与文化尽量大众化，这本不错，但是做过了头，使现代与传统断了线，使数千年‘雅’的传统绝了迹。恶劣后果至今仍未消除。倡导白话文的人很多，其中以胡适最极端，恶劣影响最大。胡适认为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就是要清楚明白。这与传统的文学要隐约含蓄的说法大相径庭。许多作家至今仍以平淡无奇为文章之第一要义，全然不讲修辞章法、牵连萦带。文章越来越像白开水。”

而这样或直白或欧化的白话，却执了现代汉语的牛耳，成了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 普通话的典范。我们的语文教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多是这样的白话；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进行写作训练时，都以这样的白话做典范。从交际的角度说，固然给了我们莫大的便利；从审美的角度说，却导致了现代汉语的窒息。我们的中小学生的作文都是一个腔调——学生腔，各级领导的秘书们为领导们写总结写报告也是一个腔调——秘书腔，文学创作则是学生腔与秘书腔的杂交。所以，前文说“汉语简约的特点丧失殆尽，简约之美荡然无存”当非虚语。也所以，对提倡用“标准的普通话写作”的观点，李方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现实是，你到底是想写小学生作文，还是想给领导写发言稿？”

所以，余秋雨说：“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绑匪的纸条》）

“这般表述”就是用简约的文字表述。“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意味着不仅学生不会这样表述，就是大学生，成年人，包括教师，甚至包括语文教师，也未必会这样表述了。

也就是说，《我的学校》这样的文字，不要说现在的学生，成年人，包括教师，甚至包括语文教师，也很难写出来了——这种简约的文风已几乎成了隔世的绝响。

——那岂不等于承认现在的人们文化功底不如前人，甚至不如一个13岁的小学生？是的！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又不能不痛苦地承认。

就以大学生为例吧。1996年，一些名牌理工大学组织大学生记者团，到全国抗战故地采访最后写出13篇文章，几乎全部难以卒读——错别字连篇，病句很多，毫无章法。为此，《人民日报》专门配发了言论《大学生的汉语怎么了？》。你想，他们还能用简约的文字表述么？

大陆的大学生如此，台港的怎么样？恐也不能尽如人意。余光中在《哀中文之式微》中曾提到：“‘关于李商隐的《锦瑟》这一首诗，不同的学者们是具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方式。’‘陆游的作品里存在着极高度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类似的赘文冗句，在今日大学生的笔下，早已见惯。简单明了的中文，似乎已经失传。上文的两句话，原可分别写作：‘李商隐锦瑟一诗，众说纷纭。’‘陆游的作品富于爱国精神。’中文式微的结果，是舍简就繁，舍平易而就艰拗。”看来，他们也不能用简约的文字表述了。

母语在呼救。

而要拯救我们的母语，就要营造母语生存发展的环境。

二、营造母语生存发展的环境

（一）要给母语应有的地位

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说到，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但我们的母语似乎没有这么高贵的地位，至少，在学校教育中，语文是弱势学科。

语文比不上数理化。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流传着这样的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没有语文什么事。家长关心学生的作业，也是以数理化为主。

语文也比不上英语。在中国，英语的地位已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评定职称考英语，读研读博考英语，录用人才看英语。大学本科生要达到英语四级，硕士研究生要达到英语六级，否则不能毕业，更拿不到学位证书。专业都退避三舍了，还能有语文的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