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刑事犯罪立法的完善

摘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日益严重,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环境问题也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尽管我们的立法者日益重视刑法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背景下和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下我国环境保护的现实,具有明显的缺陷。对此,应该在立法模式、立法体例、犯罪构成要件、刑事处罚等方面加以完善,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刑事法制环境,从而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

关键词环境刑法 立法模式 立法体例 犯罪客观方面 刑事处罚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面对生态资源的过度损耗,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环境犯罪活动的日益猖獗,许多国家的立法者开始采取各种法律保护措施来打击环境刑事犯罪活动,限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刑事制裁手段作为最严厉的法律惩罚手段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国重视和采用,因为它可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在惩罚环境犯罪方面的不足。我国也曾在1979 年刑法中规定了有关环境保护的罪行条款,但罪名较少、内容简单,并没有确立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1997年10月实施的新刑法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设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理、保护环境的工作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 在立法模式方面应采用集中立法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方式

1997年新刑法对环境犯罪采用的是“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即对环境犯罪是作为一节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进行规定的。它把环境犯罪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同类客体单独列为一节,注意到了环境犯罪有别于其他犯罪的特殊性。但事实上在刑法分则中对环境犯罪做这样的处置是不够恰当的,它与环境犯罪实际侵害的客体不符。新刑法认为环境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正常管理秩序,但笔者认为环境犯罪侵害的客体应当是环境权益而不是环境资源的管理秩序,更不是社会管理秩序。因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应该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一种法律关系,而法律关系一般都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但不管是权利还是义务,都框定了一种利益。刑法是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法律武器,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大到穷尽其他一切法律制裁手段时才动用刑法加以制裁。因此,犯罪是对一个社会的侵犯,它不可能只侵犯某种社会关系而不侵犯这种关系背后的利益,刑法也不可能只保护社会关系而不保护支撑社会关系的利益。②所以,环境刑法保护的不仅仅是国家对环境的管理秩序,更是环境利益。例如环境刑法规定禁止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禁止非法狩猎、滥伐林木等,很难说是保护了什么社会关系,而其真正目的是通过保护这些动物和森林资源来维持地球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从而维护生态平衡,这仅仅只体现了一种环境利益,而没有体现一种社会关系。因此,把环境犯罪列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是不恰当的,环境刑事立法应该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即在刑法典中设立环境犯罪专章,把有关危害环境的犯罪都综合到这一章中。事实上,如今环境刑事立法将环境犯罪在刑法典中独立成章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甚至一些国家还通过了专门的单行环境刑法和特别环境刑法。比如,德国、俄罗斯在刑法典中将环境犯罪作为独立的一章,而巴西、澳大利亚的部分州和美国的部分州则制定了专门的单行环境刑法。其优势就在于能够集中立法,便于司法操作。虽然环境犯罪类型复杂多变,但是,环境犯罪大体上还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的,某些犯罪也是定型的,因此应当把这些犯罪类型规定到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别环境刑法中去,而把那些相当时间内还不具有稳定性而又非惩罚不可的环境犯罪以分散立法的方式规定到单行环境行政法律之中,同时具体规定罪名、罪状以及法定刑。这样的立法模式既符合我国的保护环境的实际需要,又符合世界潮流,相比较而言,不失为一种理想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③

2 在立法体例方面应完善刑法对环境的保护体系,增设环境犯罪新罪名

我国1997年刑法对环境保护规定的罪名数量较少,比较笼统。例如,刑法 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该罪涵盖面非常广,包括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处置污染环境的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3个方面的犯罪行为,但同时却遗漏了一些其他方面污染环境的行为,如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因此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可以进一步细化,同时进行一些适当的补充和增加,比如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污染海洋罪、噪声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等具体罪名;再如,目前我国刑法对污染水环境的犯罪是适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来处罚,而对于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结果犯,以及对危害水环境的行为犯和危险犯,都几乎找不到刑事制裁的依据。因此,笔者建议把水环境污染罪独立出来,以便更好地利用刑法的制裁措施来加强对水环境的保护;最后,我国草原植被遭破坏的严重程度在某些地区已经相当惊人,草原沙化、退化、碱化面积达到了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3。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我国北方的沙尘暴天气。现在国家大力号召保护草原,退耕还草,刑法单独增设破坏草原罪也是理所当然。事实上,现在有些国家在环境刑事立法上已经采用根据依环境对象的不同而分设不同环境犯罪,这种立法体例也值得我国借鉴。

3 在犯罪客观要件方面应增设危险犯的有关规定以及尽可能实现环境犯罪危害后果衡量标准的多样化④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除少数罪名的规定属于行为犯外,将多数环境犯罪规定的是结果犯而不是危险犯。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行为人污染环境的行为只有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以犯罪论处,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环境犯罪有别于其他犯罪的一个特点是,行为人一旦着手实施有可能污染环境的行为,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及潜在的危险。如果在立法中只规定结果犯而不规定危险犯,等到行为人的行为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再科以刑事制裁,虽惩罚了犯罪但生态系统的平衡已经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而将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也就是说,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需要等到危害环境的实际损害发生,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就是犯罪行为,就应当给予刑事制裁。如果我们在立法上作这样的规定,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把环境犯罪遏制在危险状态刚刚露头之际,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使人们在实施某种可能危害环境的行为时会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后果,从而更为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生态环境。这样,既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是较为积极、合理和有效的措施。⑤另外,在危害环境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中,有的行为其危害性是明显的,如滥伐、盗伐森林,毁坏名胜、捕杀珍稀野生动物等,可以从危害结果上判断出其危害性。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行为主体超标准向外排放废水、废尘、废气等行为本身无独立性可言,这些行为大多是各行为主体在创造社会财富和生产过程中行为的一部分。这种行为从结果上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为社会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社会财富;同时,又给社会带来了一定范围和不同程度的危害,即污染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及生态平衡。如果从结果的价值上判断,很难认定行为本身是否是一种无价值的危害行为,也就很难判定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因此,对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衡量应尽可能多样化,既要从人身、财产的损害程度方面考虑,也要从生态、文化、历史角度出发,将对环境要素的损害也视为环境犯罪的危害后果之一。⑥

4 完善环境刑事犯罪的刑罚处罚

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这正是环境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因此,利用刑罚遏制环境犯罪必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当然也要严格把握刑罚成本不超过预期刑罚收益,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取消目前环境犯罪中的无限额罚金制,在立法上明确罚金数额的裁量标准,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我们目前的刑法条款并没有明确罚金的数额标准,建议根据行为人的经营数额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标准采用倍比罚金制或限额罚金制,以增强法条的可操作性,同时赋予司法人员在法定幅度内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

(2)将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环境犯罪处罚的双罚制惩罚顺序改进为从个人到单位,即对单位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要实行罚金制。因为,虽然做出污染环境行为的主体是单位,但做出环境污染行为的决策者是个人,比如说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股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等,他们对环境保护应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如果不对管理者个人处罚一定数额的罚金,则不能切实地惩戒相关责任人,也与建立在个人责任基础之上的现代刑事责任制度相背离。因而有必要将我国双罚制的惩罚顺序改进为从个人到单位。

(3)恢复环境犯罪主刑中无期徒刑的规定。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刑事立法在环境犯罪领域内废除死刑是进步的,但同时废除环境犯罪领域的无期徒刑则使重罪轻刑化,既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也不符合世界各国对环境犯罪惩治越来越严厉的发展趋势。所以,笔者建议应当恢复环境犯罪的无期徒刑的规定。

(4)完善环境犯罪之附加刑。比如,环境犯罪的财产刑可以采取总则概括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大幅度提高罚金刑的数额,以充分发挥财产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制裁作用,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此外,还可以适当增设环境犯罪的资格刑,如剥夺、限制担任公职的权利;剥夺、限制从事一定职业或经营活动的权利;剥夺、限制从某项业务活动的权利(单位)。

5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程度日渐提高,环境污染及生态资源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我们更要求充分发挥刑法对环境资源犯罪的调控能力。因此,为了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立法者在完善我国环境刑事犯罪立法的过程中应当以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相结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立法思想,不断健全环境刑事法律,以充分发挥刑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Z].

②钱水苗.环境资源法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30~33.

③常纪文.中国环境行政责任制度的创新、完善及其理论阐释.现代法学,2002.12.24(6).

④戚道孟.论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J].南开学报,1999(4).

⑤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362~386.

⑥2001年环境资源法国际研讨会学术综述.法学评论(双月刊),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