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诗赋对邺下文学集团创作的影响

摘 要：以建安七子和三曹为核心的邺下文人多宴会赋诗，互相诗赋赠答，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创作团体――邺下文学集团。邺下文学是建安文学的核心，其创作最显著的特征是唱和赠答。邺下文人们的诗赋交往使他们的作品多了些歌功颂德的内容，促进了五言诗的形成与发展，使邺下文学在文以气主导下慷慨悲凉诗风与华丽诗风并存。

关键词：邺下文人；交际诗；建安七子

建安九年左右，建安七子（刘桢、应、陈琳、徐干、王璨、孔融、阮）先后归于曹魏集团，和三曹多宴会赋诗，互相赠答，形成了邺下文学集团。邺下文学的实际组织者是曹植和曹丕，建安七子多担任三曹的吏属，是他们的文学侍从，是邺下文学的核心人物。《三国志、魏书、王璨传》云：“始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及平原候植皆好文学。璨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字元瑜、汝南应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他们“行则同舆，止则接席”（曹丕《与吴质书》）。邺下之游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说：“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就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即有把邺下之游看做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集游创作的开始的意思。本文主要讲建安七子和三曹的交际诗赋对邺下文学发展的影响。

建安七子的赠答诗既有七子之间的赠答唱和，更多的是以曹魏集团为中心的奉命唱和的同题诗赋。他们的交际诗在思想内容上既注重主客体的思想沟通，又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既注重情感，又对艺术表达不断地进行了探索，对建安文学的发展成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在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唱和赠答的形式是邺下文人们的共同形式，是该文学集团存在的基础。

一、交际诗赋歌功颂德内容的增加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认为此时的文学主要表现“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内容。邺下作家们同游并行、宴饮登台，有感则相约共同吟咏，加以表现。比如《三国志、魏书、任城王陈萧王传》中有一段话“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因为有了共同的被描绘事物，诗赋唱和常成为邺下文人逞才使气比较高下的一种手段，并且其中还有邀宠争功的心思。这样必然在文人们的诗歌创作中，与前期诗歌相比，在内容上便多了歌功颂德的内容，特别是在宴会诗中。比如在一次宴会中，阮和应在作同题诗《公宴诗》中，前者说：“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后者也是直接歌颂主公：“巍巍主人德，嘉会被四方”。王粲的《公宴诗》对曹氏的阿谀颂德更是露骨：“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表达了曹氏恩遇的感激和自己一心向曹的思想。如其一称曹操为“元后”，严羽、薛雪均指出此称与王璨所称“圣君”，乃都是目中无汉，全为奉承曹公之语。不可否认，七子称颂曹氏的武功颂德，既有合乎实际、诚心诚意的成分，又有夸大其辞、阿谀奉承的成分。

二、交际诗赋推动了邺下文学慷慨与华丽诗风并存

鲁迅先生于1927年在广州所作的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着重论述了建安文风，也提及了建安七子。他说：

“曹操曹丕之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都很能作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

鲁迅在这里认为七子文风有“慷慨”和“华丽”两个方面，虽然是推测之词，但颇精辟。

笔者认为，邺下文学集团的交际诗推动了作品在“文以气为主”的统摄下，“慷慨”与“华丽”诗风并存。

曹丕在《典论、论文》有“文以气为主”和“诗赋欲丽”的著名论断。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家应当充分发挥自己认识世界、反映生活的主观能动性，它倡导文学作品应当更注重于表现作者具有较高水准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生活感受。虽然曹丕此观点是在邺下文学集团基本风消云散后提出的，但历史上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提出总是滞后于文学现象的发展。但这并不代表某文学现象繁荣时，创作者的心中没有明确的支撑此文学发展的理论。一部分创作者有明确的理论意识，而一部分是受其所在的文学团体的影响，文学团体成员之间互相切磋，更重要的文学团体的组织者的带头提倡，往往更能引导此团体文风的形成。建安邺下文学的实际组织者是曹丕和曹植，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取向必然影响邺下文人们的创作。

首先是创作方式的改变，那就是“同题作”的大量出现。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候，徐、刘、应分别转入曹氏兄弟门下，王、陈、阮虽然仍在曹操府中任职，但颇有闲暇。文学史上有名的邺下之游便开始了。曹丕此时还未称帝，他们的创作环境比较轻松，作了大量的同题赋。如曹丕要作《玛瑙勒赋》，便命 陈琳、王粲同赋之。建安十七年，曹氏父子同游西园，登铜雀台，命文人们作《登台赋》。陈琳、王粲、阮、应有同题作《鹦鹉赋》，曹丕、陈琳、王粲、应同赋《柳赋》，还有大量的同题诗如《宴会诗》。这些同题作特别是宴会应制诗必然多用华丽、赞誉的语言以求反映出当时的盛况和宾主的欢情。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的“诗赋欲丽”，正是邺下文人们创作追求的总结。

在建安之前，诗主要是“诗言志”，到了建安邺下文学盛行之时，由于曹氏对文学的爱好，加上宽松的创作环境，邺下文人们在进行交际诗赋创作时，为了逞现自己的才能，便自觉地对诗歌技巧进行了探索。以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们便追求语言风格之美、字词的锻炼、音韵的合律。曹植的创作“词采华茂”，而王璨则“文秀而质羸”。纵建观安七子与曹丕、曹植邺下交际诗赋，满目皆是“丽”字。陈琳《公宴诗》有：“玄鹤浮清泉，奇树焕青蕤”刘桢的《公宴诗》有“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如陈琳《柳赋》有“绿条缥叶，杂逮纤丽”;《玛瑙勒赋》：“美其华采之光艳”；《鹦鹉赋》有“抱振鹭之素质，被翠羽之缥精”。

尽管诸子在曹氏兄弟的提倡、鼓励下写了不少题材、内容相同相似的作品，有不少是诸子共同游乐的产物，逐渐地走向“诗赋欲丽”，但另一方面，这些交际诗赋正是因为同题而赋，如果大家都尽用盛誉之言，那就显不出自己独特的一面。而曹魏用人，唯才是用，这更刺激了邺下文人尽显个人文学特色。建安七子的同题咏赋中，如《玛瑙勒赋》、《柳赋》、《鹦鹉赋》，他们对这些物都赋予了独特的情思，进行了人格化，展示了个人对其的理解，将个人的秉性、遒劲的风骨、浓郁的情思与文词健劲相结合。在七子之间的赠答诗歌、悼词中，在抒感上，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是情感真切直接，表达了对友人信赖、关心以及之间的情谊。如刘桢的《赠徐干》，有“思子尘新曲，长叹不能言”，有的用并不曲折比兴的手法，如徐干的《答刘桢》“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可见，建安七子在邺下时期，无论是奉命而作的同题赋，还是文人们之间的赠答诗都很讲究“文以气为主”，突出创作主体的个性特征。并且这些“以气为主”的“气”在应制诗有了发展变化，如王粲、陈琳等人的《鹦鹉赋》都暗示着文人寄人篱下的怅恨，应《鹦鹉赋》既有文人寄人篱下的怅恨，又有对鹦鹉应时而动的称颂，隐喻着士人识时择主的赞叹。

慷慨悲凉的诗风，在七子聚会于邺下之前由于多灾多难的时代原因已经形成，到邺下后，诸子们同游同乐 ，同咏同赋，但曹丕却有“乐极哀情来，廖亮摧肝心”。曹丕的这种乐极哀来的心境不仅是其个人的心境，还是诸子心境的代表；不仅是因为曹丕多愁善感的文人个性所造成，更与当时流行的清商乐有很大的联系。清商乐是一种比较悲凉的乐曲，他们的宴会应制诗赋大多是在清商乐的伴奏下写的。诸子们的诗赋是要用来配乐歌唱的，客观上这就要求诗赋的内容风格要与配乐的悲凉风格相协调配合。更何况，文人们本就多情思，在这悲凉的乐曲中，无论怎样的高歌畅饮，也难免悲从乐中来。建安文人有着迫切的建功立业感，但魏晋时代战争、瘟疫等使人们无论处于哪个阶层，都有一种生如旦夕之感。特别是建安七子经过半辈子的奔波流徙，来到邺下，虽受到了曹魏集团的礼遇，但仍不过是幕府文人，这种奉命而作的生活与自己建立一番伟业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在悲凉的清商乐中，诸子们不免悲乐交替，在绮丽的语言下，往往寄托着个体的独特的情怀。

在七子之间，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境遇也差不多，他们的往来唱和诗，更是其真性情的表达，慷慨悲凉的特征更加明显。如刘桢的《赠徐干》“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虽然刘桢与徐干仅仅隔着一道宫墙，但却被无形的禁约所拘限。思友不得而坐立不安，情调是低沉的。园中的细柳、方塘使作者略安，而飘转的绿叶、翻飞的鸟儿，唤起了作者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驰骋才华的渴望，以及对半世无为的懊恼，情调低沉。又继写对白日的向往，心中的期望。全诗忧伤而不颓废，哀怨之中亦有追求。徐干的《答刘桢》“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情感真挚感人，苦闷忧思中又有对友人的鼓励。

三、交际诗对五言诗发展成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主要有：1.实现散文体的五字诗向五言音步的五言诗的转型。2.实现由言志诗向抒情诗的转型。3.其特质是“指物造形，穷情写物”。4.五言诗作者的群体写作和相当数量的成熟五言诗作品。

陆侃如、冯沅君指出：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作纯粹的五言诗的诗人，其中可考的计有八人：应亨、班固、蔡邕、秦嘉、郦炎、赵壹、高彪、蔡琰。按照陆冯的计算，除了不能确定时间和作者的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外，建安之前的五言诗人不足十人，五言诗作品不过十余首，其总量也没达到十九首。而古诗十九首三分之二都是无名氏所作。为什么没留下名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五言作为新诗而不受时人重视。晋挚虞《文章留别论》云：“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这并不是其一人的观点，而是汉以来的对五言诗的普遍的观点。五言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只是文人私下的创作。

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建成铜雀台，标志着清商乐和文人创作乐府诗走向高潮，为五言诗的成熟准备了音乐条件和作者条件，诸子们和曹氏兄弟创作了大量的五言诗。从整个的建安时期来说，曹植是五言诗的集大成者，现存诗五言诗29首，五言乐府诗25首，共计五十余首五言诗；刘桢存诗20首，皆为五言诗；徐干存诗9首，皆为五言诗；陈琳存诗8首，皆为五言诗；王粲存诗19首，其中五言诗15首。而其中有个现象，那就是他们在邺下所作的用来交际用的诗歌全都是五言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孔融所作的三首五言诗都是在邺下作的，之前的全都是四言。这说明了五言诗在此时期已经上升到主流诗歌的地位。曹丕在私下书信中曾予以评述，其《与吴质书》云：“公干有逸七，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曹丕在交际书信中对五言的赞扬，以及曹氏兄弟大量创作五言诗，使建安诸子在同游宴会时更大量创作五言诗，注重对五言诗创作技巧的探索。即兴创作的五言诗要在宴会上和乐演唱的，宴会时演奏的清商乐，要求五言突破五字诗，走向具有音乐性的五言音步。我们将王粲的全部作品以建安十四年为界进行对比分析。从中不难看出，王粲在依附刘、袁和归曹这两个时期有着何等的不同。应该说，不仅是四言诗向五言诗的外在形式的飞跃，而且是言志的、记录的、议论化的散文化的写作方式向抒情的、写景的、意向的、诗意化的写作方式的一种飞跃的一个缩影。宴会交际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王粲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之前是投靠刘表的，未曾听说刘表提倡清商乐之说，清商乐是曹氏大力倡导的，这种悲越的音乐更能促使文人们多情思、诗意浓浓。

参考文献

[1]《三国志》（晋）陈寿著 宋艳梅 杨秋梅选注 山西古籍出版社

[2]《谢灵运 鲍照诗选》胡大雷选注 中华书局

[3]《建安七子集》俞绍初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4]《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鲁迅著；傅国涌编 珠海出版社

[5]王鹏廷 《建安七子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6]韩格平 《建安七子诗文校注译析》 吉林文史出版社

[7]陈文新 《文学流派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