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及相关人才培养的双重目标

摘要：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义无反顾地发展数字出版产业，但必须将其设置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层面。从学校方面讲，不要把过多的责任推给社会；从社会方面看，也不要把学校教育过于理想化，要做好双重目标培养的对接工作。

关键词：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双重效应；双重目标

一、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

1.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已经立体化地覆盖和席卷了几乎所有的生产与生活领域

从产品环节看，电子书、有声书、涂鸦书等各种形式的产品，统合了人类的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往往一种数字出版产品就能辐射几乎所有的人群。以近两年表现十分活跃的有声书为例：中老年人的“养生听书”、年轻人的“驾驶听书”、学生群体的“考试听书”、婴幼儿的“启蒙听书”、家庭主妇的“烹饪听书”、都市白领的“健身听书”、旅游爱好者的“旅行听书”等，通过手机APP或者其他终端实现了不同内容、不同场景、不同设备的全统合、全融合。有机构统计，2015年我国有声阅读市场规模已达16.6亿元，2016年该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2亿元。

从读者环节看，VR技术统合了视听内容的虚拟与现实场景；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统合了电子书与纸质书的阅读体验。读者的所有碎片化时间与集约化时间几乎被开发殆尽。以医生的一个工作日为例，他可以在上班途中实现“驾驶听书”；可以在研究病例时，通过“信息可视化”技术学习电子期刊中的案例；可以在休闲时，参加“科幻自出版”期刊的编写。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借助手机终端上网、交流、学习，从他身上能够看到，数字阅读正在成为人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56亿，社会主体力量几乎全部被囊括其中。

从出版环节看，自出版模式统合了生产者、编辑者、传播者的角色分工；众筹出版统合了资本、内容、营销渠道等生产要素。出版单位也都处在一种不能不追求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尽管这个过程还参差不齐，很不平衡，但都在加快走向数字出版的步伐。

2.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的正面效应

从产品的传播看，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的跨时空传播、即时传播的本质特征，使得同一个信息可以瞬间跨越千山万水传到世界各个角落。这就大大地延伸了出版物内容辐射的半径，扩大了阅读的人群。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付费服务，都是服务对象的超级扩张。

从读者方面看，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得以极大地提升，个人获取的知识面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甚至是几何级数的拓展。计算C和与网络相捆绑、相连接的智能手机事实上成为天字第一号“百科全书辞典”，或曰“万能辞典”。以眼、耳、鼻为代表的人体器官都得以前所未有地延伸与扩张。

从产业发展看，产业规模得以迅速扩张，2015年数字出版规模已达4400多亿元人民币，数字阅读已达93亿元人民币。这无疑有利于出版产业乃至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3.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的负面效应

读者个人视、听、写、触等器官功能被充分开发，意味着读者的这些器官经常处在一种全方位开放、全方位使用、全方位劳作的状态，难有闲暇时间得以缓冲。读者更多的是对屏幕的反射性思维，而不是反刍性思维；更多的是对问题的一种马铃薯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有内在关联的系统性思维；更多的是对百度、谷歌的依赖性查找，而不是将相关内容有秩序地存储在记忆的深处，成为思想系统的有机构成。以致读者被各种信息所“围猎”，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进而只愿意和可能消费各种信息，而不愿意去较深入地思考问题，更发怵于生产有价值的信息。一本再好的书读了十五分钟，便不再愿意认真地读下去，读完它。接收终端碎片化信息的瞬间转移，加上所谓的轻松、便捷的链接，已经使读者的注意力很难固定在一个问题上，由此出现了注意力分散、稀释和丢失的现象。与其说网络终端为读者服务，不如说读者已被服务终端所奴役；与其说读者不断接受新信息，不如说读者的头脑正在成为芜杂资讯的跑马场。

出现类似问题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我们的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经历了以技术为中心，以内容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的三个阶段，这是一种明显的进步，但这种以读者为中心，仍然是基于经济学的考虑，而非社会学或文化学方面的考虑。具体表现为，过度强调服务读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的需求，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走的是一条依靠作者与出版商结合，内容与技术结合，产品与渠道结合来实现盈利的路子，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挖掘产业链末端的读者消费潜力以提升产业经济效益上。再具体一点说：强势的技术型企业凭借自身的技术和规模优势，高歌猛进，抢占数字出版市场，迎合读者需求，包括人性弱点的需求，以获取经济效益；大型文化传媒企业有的像经营娱乐业一样经营出版业，出版或成为赢利工具；不少弱势的传统出版单位在企业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无力引领数字出版、落实其社会责任。

二、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双重目标

1.由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双重效应导出的两个结论

就其跨越式提升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为信息传播拓展强大的空间和市场，为出版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插上了巨大的翅膀而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义无反顾地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包括数字阅读产业等，这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先进的出版生产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更是21世纪国与国之间进行文化竞争、文化抗争的必然选择。

就其对读者学习器官和思维能力的损害，过度传播、过度消费对产业的负面影响而言，我们则必须坚定不移地、义无反顾地把数字出版产业、数字阅读产业置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高举出版文化理性的旗帜，追求“内容为王”“思想为王”的境界。

2.过度传播背后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先天不足

在过度传播的背后，我们能够发现，这些过度传播的技术公司在数字出版方面的技术超强、能力超强，他们是由技术走向出版的，是他们把整个出版界导入了数字出版的轨道，功不可没。但是他们在社会学和文化学方面，在出版文化理性方面的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就生产创造而言，这些技术公司更易于生产制造那些低思想含量、低文化含量、高娱乐含量、高庸俗含量的内容，而畏难生产高思想含量、深文化含量的内容；就生产创造和传播而言，更愿意在传播方面大用其力、大用其心，而在内容生产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这正昭示着人才培养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3.与过度传播对接的主要是中青年编辑的过度信息消费，他们大多数人处于双缺失状态

面对转企改制造成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出版社虽然也很努力，但多数还没有形成应对和解决出版快节奏与精品出版矛盾的思路与机制。就中青年编辑个体来讲，处在两个效益关系不好处理的尴尬之中，处在编校质量奖惩的持续压力之下。总的来看，其编辑出版的基本功不到位，或者说其出版文化理性处在一种弱势状态。一位老资格的出版社社长对笔者讲：虽然编校质量很重要，但中青年编辑思想、文化、学识的基本功普遍比较弱、比较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形势下，出版社和包括中青年编辑在内的出版人，还不得不面对呼啸而来、裹挟而去的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的大潮，很快将自己置身其中。客观地讲，传统出版社和传统出版人对于数字出版，是仓促应战的，是被动进入的。从出版社方面看，确定专人负责数字出版，成立数字出版部门或机构，采用网络营销，存储性保护电子版书稿资源，争取数字出版项目，获取转型升级的支持等，有一定成绩，但总的看，多数没有深刻领会数字出版的时代意义，没有对数字出版做出比较科学完备的、可行的顶层设计，更没有拿出系统设计与逐步推进的战略。与出版社的这种状况相联系，多数中青年编辑，在数字出版的进入上也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极不完整，甚至环节断裂的态势，有很大的盲目性。

4.中青年编辑的双重缺失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两方面的原因

从事新型数字出版的人群，就内容和技术而言，更偏爱技术，就深刻内容和娱乐内容、通俗内容而言，对娱乐内容、通俗内容更驾轻就熟，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中相对缺少出版文化理性这个板块；而出版社的中青年编辑在数字出版技术方面处于支离破碎、环节短缺的状态，就是因为学校教育，包括编辑的出版专业教育目前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一定专业课的基础上，出版文化的综合课程严重缺位，这成为垃圾出版物对冲和遮盖精品出版物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数字出版的技术教育，新老媒体技术融合的技术业务教育也明显地不完整、不规范、不到位、不科学。所以才出现了“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现象，使得数字出版难以产生整体上提升出版生产力，整体上打造出版繁荣的效果。这里既有管理部门有所作为但作为不够的问题，也有高等院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及相关人才培养的双重目标校思想上高度重视，但把握上尚需时日的问题。其次，社会的行业培养也更多地注重思想导向性与技术的基础性、常规性，这是必要的，但缺乏出版文化的系统输入、数字技术的完整培训，不能不说是一个软肋。

5.数字出版人才的双重培养目标

一重目标是，在一定的专业课基础上，设置出版文化（理性）综合课程，并将其纳入到培养目标的教学大纲中。要有专兼职教师队伍，要有相对稳定的教材教辅，要有相应的考核评分制度。具体的培养目标应包括六性、四力、四仪。六性为：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艺术的灵性、科学的理性、伦理的哲性；四力为：判断力、亲和力、文稿统摄能力、文字驾驭能力；四仪为：注意仪表、彼此尊重、倡导承诺、谈吐诙谐。

又一重目标是，设置科学的、规范的、实用的、完整的数字出版技术课程。由有关部门牵头，可在这些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确立教学目标，确定教材和课程，包括实践部分，确定专兼职教师队伍，同时要有相应的考核评分制度。具体讲，教材及其课程应该是包括编辑出版一揽子业务在内的解决方案。应该借助教学技术手段进行选题策划、作者遴选、书稿统筹、编辑加工、协同把关等一系列内容的业务完成。学生接受了此番教育培养，毕业后到了出版单位，相多的内容能用得上、用得好，能尽快适应其业务方面的个性化差别，容易获得用人单位的肯定性评价。

总之，从学校方面讲，不要把过多的责任推给社会，努力克服目前在数字出版教学方面书出多门的矛盾，同时从科研的角度对过度传播、过度消费的问题提出缓解方案。从社会方面看，也不要把学校教育过于理想化，要做好双重目标培养的对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