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客观性及测算

【摘要】 本文基于对我国工农业产业收益差异的直观感觉，提出我国目前依然存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假设，运用S-S模型验证了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存在的客观性，利用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成本盈利法对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大小进行了具体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绝对值是逐步扩大的，但是剪刀差的幅度呈缩小的趋势。

【关键词】 工农业产品 价格剪刀差 成本盈利法

当前在我国的商品市场上，直观上依然呈现出工业产品价格偏高而农产品价格偏低的现象。大部分学者在进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研究时，普遍将1992年作为分割点，默认1992年国家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已经消除。但是依据诺斯的路径依赖原理，我们认为目前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性来看，也不具备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消失的充分条件。而证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存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S-S模型。S-S模型是通过计算工业和农业部门在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重，比较两部门权重的大小来间接证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客观存在。

一、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客观性

1、S-S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S-S模型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建模，假设价格完全由政府控制，城镇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时间也完全由政府设定，农产品没有剩余，工业产品剩余全部用于工业投资。该模型是以社会福利函数为基础，计算出工人、农民和资本积累在政府工作目标中的相应权重，通过对这些权重的比较，得出了对农民不利的贸易条件。

S-S模型主要是描绘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但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依然显著。农村市场在长期的不利条件下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与支持，合理的政府干预不仅不违背市场化的要求，反而已经成为农村市场健康成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适当修正后的S-S模型依然适用于当今的经济条件。

S-S模型起点是简化版的柏格森-萨缪尔森福利函数，它假设在政府的理念中，工人和农民的福利对于国家而言是等价的。虽然这一假设在过去的几个阶段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国家为了促进资本积累不得不以牺牲农民福利为代价。但在1992年我国开始实施市场经济时，已可以基本确认国家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来确定政府目标的。而事实上，从政府把“三农问题”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福利在政府工作目标中的地位。并且，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是调节商品的分配及流通的主要手段，因此与以往研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同的是，不考虑配额及由此带来的政府预算盈余。

因此，本文在原有的S-S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合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现实，忽略省际贸易因素，考查综合区域内因素带来的价格差异情况的修正模型。

考虑一个两部门的经济体：农村和城市。在农村假设人口数为N1，A为农村土地总量，a=A/N1则表示每个农民拥有的土地量，L1定义为每个农民的劳动量。由于本文主要考察工农业产品流通之中的价格因素，因此只在工农业中作分析，而忽略开放经济因素，不考虑省际的农业贸易问题。

假设工业产品的价格为1，农产品的价格为P，那么P就表示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P越小表明两部门之间存在的价格剪刀差越大。

一个代表性农民的预算约束函数为：

px1+y1=px（a，L1）（1）

其中，x为该农民的农业产出，x1，y1分别代表农民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需求量。

农民的效用U1=U（x1，y1，L1），因此该农民的间接效用函数为：V1=maxU（x1，y1，L1）+？姿1{px（a，L1）-px1-y1} （2）

由包络定理可得：

？坠V1/？坠p=？姿1（x-x1） （3）

其中，？姿1（i=1，2，3）表示部门i的收入的边际效用。

同样在城市假设人口数为N2，w是城市工人的工资收入，L2是城市工人的工作时间。那么一个代表性城市工人的预算约束为：px2+y2=wL2 （4）

其中，x2和y2分别为城市工人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需求量。

工人的效用U2=U（x2，y2，L2），因此该工人的间接效用函数为：V2=maxU（x2，y2，L2）+？姿2{wL2-px2-y2}（5）

由包络定理同样可得：

？坠V2/？坠p=-？姿2x2，？坠V2/？坠2=？姿2L2 （6）

本模型在S-S的封闭模型框架下重新考虑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假设农产品剩余的总金额为T，则T=p（N1x-N1x1-N2x2）。同样，假设工业产品剩余全部转化为国内投资I，则I=N2y-N1y1-

N2y2。于是政府的预算盈余为：G=T+I=N2（Y-wL2） （7）

其中，Y=Y（K，L2）表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K为人均投入的资本量，因此假设政府预算盈余的社会价值为V3，则：

V3=？姿3N2（Y-wL2） （8）

同样由包络定理可得：

■=-？姿3N2L2 （9）

由市场决定的最优相对价格及其带来的政府目标最大化福利函数为：？赘=N1V1+？茁2N2V2+？茁3V3 （10）

其中，N1V1是政府目标福利函数中农业部门的福利，而？茁2N2V2则是工业部门的福利，？茁3N3V3为政府预算盈余的社会价值。农业部门的权重被指数化为1，那么参数？茁2即为政府目标函数中工业部门的权重，？茁3为政府预算盈余的权重。？姿i？茁i（i=1，2，3）表示个体i收入的边际效用乘以效用的边际社会价值，其乘积即个体i收入的边际社会价值。通过参数估计？姿i？茁i（i=2，3）的数值，与农业部门的收入边际效用？姿1进行比较，从而考查政府目标函数中是否存在工农业剪刀差。

式（10）中求解政府目标函数？赘对p偏导数，令其为0：

■=■+■■ （11）

于是：N1■+？茁2N2■+？茁2N2■■+？茁3■■=0

（12）

把式（3），式（6）和式（9）代入式（12）得：

？姿1N1（x-x1）-？茁2？姿2N2x2+（？茁2？姿2-？茁3？姿3）■N2L2？浊=0

pN1（x-x1）-■pN2x2+（■）wN2L2？浊=0

T+（1-■）pN2x2+（■）wN2L2？浊=0（13）

其中，？浊=■■表示工人工资率对农产品价格的弹性。该模型中，第一项为农产品的出口总额，第二项为城市居民的农产品消费总量，第三项包含两部分，城市工人的工资总和与工资对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弹性。

2、S-S计量经济模型

式（13）有良好的经济意义，在式（13）的基础上引入误差项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设立如下：

Tt=？酌1Ct+？酌2wt+？滋t （14）

其中，？酌1=■-1，？酌2=（■）？浊

式（14）中因变量为农产品的出口总额（Tt），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总额（Ct=pN2x2）、城镇工人的总工资（wt=N2L2w）和工资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弹性（？浊）。误差项代表未被理论模型所包括的其他任何影响农产品净出口的因素，假设误差项服从均值为零的独立同分布。

由式（14）可知，要由参数？酌1和？酌2反推出？茁i？酌i；i=2，3，就必须求出工资对农产品相对价格弹性？浊的大小。这里沿用林、余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lnwt=？琢+？浊lnpt+vi+？滋t+ei （15）

其中所估计的系数？浊是工资对农产品相对价格弹性。依省份而定的固定效应vi和依年份而定的固定效应？滋t，控制了其他未表示的因素。

3、S-S计量模型的数据来源

为了估计方程（14）需要以下数据：农产品的净出口额（Tt）、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总额（Ct）和城镇工人的总工资（Wt）。这里数据选取的跨度是我国宣布实行市场经济后的1992―2010年。农产品的净出口额Ct使用海关历年统计的进出口数据（具体是指历年统计年鉴进出口统计项目下面的初级产品中的“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一栏），数据单位按照即期官方汇率由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城镇的农产品消费额Ct在已有的统计数据里不能直接获得，可以根据历年统计的城镇人口与城镇人口消费总额及恩格尔系数之积计算得到。城镇工人总工资Wt由城镇就业人口乘以城镇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而得。

对于方程（15）而言，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指数在每年的统计年鉴里有数据可查，因而在以上数据体系的基础上对方程（15）进行参数估计，估算出？浊=1.949。

4、实证结果

在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工资的农产品相对价格弹性成功估计后，再用最小二乘法来对模型（14）的系数进行估计。

根据参数估计结果，可得式（14）的参数估计方程为：

■i=0.167■i-0.0209■i （16）

根据系数的估计值，结合等式？酌1=■-1，？酌2=（■）？浊，可得：

■■？姿2/？姿1=1+■1=1.0167>1 （17）

再根据工资价格弹性估算模型的估算结果？浊=1.949，可得：

■■？姿3/？姿1=1+■1+（■2/？浊）1=1.0018>1 （18）

综合上述估算可知，■■？姿2/？姿1为1.0176，■■？姿3/？姿1=值为1.0018，均略大1。表明在样本期内，工人的权重大于农民的权重，资本积累的权重也大于农民的权重。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存在着农业产品为工业进行积累的因素。

二、我国现阶段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测算

1、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计算方法

计算价格剪刀差的大小必须找到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的点，因而计算价格剪刀差的大小必须以价值为起点。学术界对价格剪刀差的计算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根据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的原理，把工农业劳动比折合为一般的劳动，计算工农业产品中价值量的大小，再根据价格偏离价值的大小来计算价格剪刀差。第二种方法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按照国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程度计算剪刀差的大小。第三种是根据商品的价值等于产品成本加合理盈利的公式，利用成本核算资料分别计算工农产品的价值，再同各自的现行价格进行比较，这种方法被称作成本盈利法。

本文在成本盈利法上作一些修正来计算我国市场经济时期价格的剪刀差的大小，从而来研究我国近些年价格剪刀差的变化趋势。首先，对于成本盈利法的利润率采取银行贷款平均年利率。马克思的平均利润规律告诉我们：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状态时，投放在不同产业的资本利润率都是一样的，否则就会出现资本转移。从而，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总资本中每一单位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均相等，无论这一单位资本是怎么使用的。因而我们就可以用银行贷款年利率来计算利润。其次，对于工农业产品成本资料不完整，我们可以用主要农产品来代替所有的农产品来计算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最后，由于工业产品的市场比较完善，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工业产品的价格和价值没有偏离。实际上，有学者采用前面所说的第二种方法计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时，也认为工业品不存在差价。

2、1992―2010年几个主要年份价格剪刀差的变化及分析

采用修正后的成本盈利法来对1992―2010年几个主要年份价格剪刀差进行测算。表1是目标年份三种主要粮食的成本收益状况。这几个主要年份的三种主要粮食的种植面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年贷款率（考虑到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多为一年，贷款率选用一年期利率的平均值）如表2所示。

考虑到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多为一年，贷款率选用一年期利率的平均值。按照公式：农产品的价值=农产品的总成本+盈利=每亩成本×种植面积+固定投资×年贷款利率，得到各年农产品的价值量如表3所示。

农产品的价格总量的计算公式为：农产品的总价格=每亩主产品出售量×主产品种植面积×实际收购价格/100，于是，农产品的总价格如表4所示。

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价值量-总价格，结果如表5所示。

表5表明，1992年以来，中国剪刀差的绝对值是逐步扩大的，但是价格剪刀差的幅度呈缩小的趋势，2010年比1992年缩小5.57%。可见，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还是存在的，但是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发展趋势是不断缩小的。

虽然前文对我国近些年的工农业剪刀差的计算，是在忽略工业品价格和价值的偏离，以及用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代替所有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这使得计算出来的价格剪刀差的值比实际中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要小，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用这个计算结果来对我国近些年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近些年农产品的总价格和价值量都是朝着不断增长的方向发展的，但是从表6又可以看出这些年，农产品的价格变化的幅度大于价值量的变化幅度，农产品价格变化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影响要大于农产品价值量变化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在计算结果中，近些年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三、缩小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基本思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环境下，工农业产品之间所存在的价格剪刀差，致使本来就属于弱质产业的农业收益受到严重的挤压，进而导致农业生产不稳，甚至危及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从构建和谐型社会的包容性增长角度来讲，工农业产品之间长期存在价格剪刀差，也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步伐，进而影响到我国内需潜力的挖掘。因此，缩小甚至消除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是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乃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奏效，一定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方能有效。政府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利用WTO农业补贴的政策空间平抑价格剪刀差的负面影响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是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贸易支持与保护措施、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农民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农业资源环境、对农村科技教育、市场信息等服务支持、对农村低收入者的扶助等等。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广义补贴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测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病虫害控制等），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对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生产要素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的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承诺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一些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农业投资补贴，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生产者提供的农业生产要素补贴，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我国在加入WTO后，本应积极兑现所作的承诺，履行应尽的义务，在WTO框架下，充分利用其有利条款，加大对我国农业的扶植和支持力度，构建适应WTO规则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提高农业产业的收益水平，为农业发展提供宝贵的机会，切实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尽管我国在2004年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对农业财政补贴的力度，中央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使农民直接受益的程度大幅提高，但与WTO框架内的许可程度之间尚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与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水平相比差距十分突出。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我国目前已有的经济条件，再进一步挖掘WTO框架下的农业补贴潜力，将政策用足，势必大幅减轻因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客观存在中对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产生的负面影响。

2、设立农产品价格保护的合理空间以稳定农业生产主体的合理预期

所谓的农产品价格保护空间，是指保障农业收益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价格波动区间。中央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动态监测整个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动态变化，并结合各种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化，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科学界定各种类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和最高限价。这样，就可以从实际运作层面，消除丰收悖论现象发生的可能，从而让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不同层次主体对自身所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收益能有一个基本的预期，并保持持续投入的积极性。

当然，农产品价格在政府所规定的价格波动空间内究竟是向底部靠近，还是向顶部靠近，则主要要受市场供求的调节。一旦出现农产品价格因供求失衡有突破价格保护区间底部时，政府则要迅速启动收储机制，将农产品价格托在安全价格线以内。如果因供求关系的作用，农产品价格有可能要突破价格保护区间的上限，并对通货膨胀形成明显压力时，政府也要及时启动农产品投放或行政干预的机制，保障农产品价格不突破农产品价格保护区间的上限。

3、减少农业产品流通环节以保障农业生产主体充分受益于保护价格

从我国近些年农产品价格的实际波动状况来看，总体上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呈现出持续上扬的态势。但农产品生产主体尤其是农户却没有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当中得到充分的实惠，其实际的收益水平依然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平均收益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农产品的流通环节过多、流通不畅、物流成本过高等因素的影响，农产品涨价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流通的各个环节共享了，而农业产业链条的起始点上的农民则依然受到农业生产成本提升，直接出售的农产品价格受限制使收益水平低下甚至亏损局面的困扰。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农民提高组织化水平，提高联合谈判水平，维护自身应有的利益；另一方面，则要求不断深化农产品的流通体制，最大限度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让农民直接受益于农产品价格的保护。同时，客观上也需要一些相应的配套改革，提高物流仓储效率，降低物流仓储成本，减轻终端市场上因物流仓储成本的攀升给农产品价格造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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