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探析

[摘 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法治观念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自己精神利益的保护意识越来越重视。但我国现行道德立法中对精神损害赔偿构成中的主客体规定尚存在很多的缺陷，严重影响着我国法制化的进程，也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不符。针对以上原因，文章对我国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客体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112―03

综观整个人类发展史，人类对自身的自由、平等、幸福的追求从未停止过。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人们也不断强化对精神利益的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重视对自身的价值、尊严和安全的追求。近年来，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案例屡屡见诸报端。这无疑标志着我国社会文明、国民素质的进步。但长期以来，我国立法并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比较全面的规制，本文尝试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进行分析。

一、我国现行立法对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规定的缺陷

(一)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主体范围不明确。直接受害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审判实践对此没有争议，但对于间接受害人、胎儿、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尚有争议。如：间接受害人是侵权结果的间接受害者，即受害人的近亲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5条明确规定：“死者名誉权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这肯定了间接受害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限于公民死亡之后，但受侵害的活着的自然人的近亲属是否能够作为第三主体参与受侵害案诉讼，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呢?又如：对胎儿在其孕育过程中受到损害，是否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如何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呢?目前上述问题法律条文还未涉及，学术界和司法界争议很大。

(二)精神损害赔偿客体范围太狭窄。精神损害赔偿应在什么范围内适用?这个问题既是法律适用问题，又是理论研究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认识不尽一致。如对《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应如何认识就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应严格限定在侵害公民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范围内，不能任意扩大；有的则认为《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虽然明确具体，对“四权”的保护无可争议，但范围不够广泛，法律还应作概括性规定。以上体现了精神损害赔偿客体范围适用原则是采用特别限定原则还是采用概括性规定的原则的两种看法。虽然我国《民法通则》《解答》及《解释》采用了特别限定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上，其适用范围却在不断扩大，侵害公民隐私权、权、婚姻自、配偶权、亲权及著作权等案件越来越多[1]。

二、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缺陷的分析及完善

(一)对精神损害赔偿主体适用范围的重新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问题，也是学术界和司法界争论颇多的问题，对赔偿义务主体是公民和法人等组织几乎没有异议，但对赔偿权利主体却分歧很大。笔者认为，赔偿权利主体应包括：

1．精神损害的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直接受害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已得到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在此不再赘述。间接受害人是指侵权行为造成了直接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因此而使精神利益受到间接损害的受害人。比如，行为人实施的侵害健康权行为，造成直接受害人丧失性能力，间接引起性利益减损或丧失的直接受害人的配偶。这种受害人也是间接受害人。

2．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地位的确定。我国《民法通则》对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未作规定，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就胎儿就其生父死亡所得请求之抚慰金问题，台湾地区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曾有论述，认可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胎儿出生后，若生父在其出生前死亡，则随着该胎儿出生后的生长，其在精神上会产生痛苦，而且在时下生活环境中，对遗腹子还有众多人持歧视态度，这种精神痛苦尤甚。笔者认为，对于生父在胎儿出生前死亡的，如果胎儿出生后为活体的，应该赋予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不过若胎儿为死体出生的，则不存在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切实维护胎儿的利益。

3．对于植物人和精神病人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地位的确定。植物人是现代才出现的一个名词。我国古代谓之木僵，意谓其人乃如木之僵化人。日本人称之为植物人，此称号传入我国，广为流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植物人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残障人之一种，如台湾地区《残障福利法》。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由于侵权人的侵害健康行为或受害人因侵权受极度刺激，致使受害人成为植物人或精神病人的情形时有发生。据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植物人”近10万，当然精神病人的增加数量更多，这也说明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是一个法律不能忽视的群体。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一个人因受伤成为植物人或者精神病人以后，他不再具有精神感受能力，没有精神痛苦，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其赔偿精神损害。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其在本质上将生理学的精神损害等同于法律意义的精神损害。

一般情形下，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是指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一个人的隐私被非法披露，或者在商场购物时被非法搜身，往往会产生焦虑、愤怒、怨恨、屈辱等种种不良的情绪；身体受到伤害，导致肢体残疾、容貌被毁，也同时会造成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有的人终生悲伤压抑，了无生趣；有的人因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难以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和屈辱而轻生。但生活中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形，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因为他人汽车肇事成为植物人，失去感受能力，这是不是一种精神损害?被盗走婴儿的母亲因精神极度痛苦成为精神病人，这又是不是一种精神损害?因钳产手术造成新生儿脑瘫，受害人有没有精神损害?如果认为精神损害就是精神痛苦，那么一个植物人、脑瘫病人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确很难说他们有什么精神损害。但是，一个有着正常健康的精神感受能力的人，因侵害行为失去了这种感受能力，使其不能再感受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种感受人生趣味的能力被剥夺，虽然不是一种积极的精神损害，却是另一种形态即消极形态上的精神损害。这种精神损害是难以弥补的，值得人们深切地同情，也理应得到法律正义的救济。笔者对这种观点深表赞同。此外，法律上对精神损害的认定并不是依据具体的人确定标准，而是以社会上一般人的标准认定，实际上即使是植物人或精神病人，从社会一般人角度而言也是一种精神痛苦。笔者认为，即使植物人或精神病人，法律上也未排除其民事权利能力，其依然享有有关的民事权利，毫无例外，植物人或精神病人也享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虽然对因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成为植物人和完全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情形没有作特别的规定，仅就造成受害人死亡或自然人死亡以后受到侵害的情形，规定由近亲属范围内的间接受害人作为原告。但是这实际上从反面承认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可以直接以原告的身份。只不过由于植物人和精神病人不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无法自己，需要其法定人进行。

4．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地位的确定。我国现行立法是否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应认可法人也存在精神损害，如法人的名称、商誉等受到损害，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其予以保护。法人的人身权由名称权、名誉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构成。法人归根到底还是由许多自然人所组成，这些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依托关系，而前者是主要的。当法人的名称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等受到不法侵害时，关系紧密者自然会出现紧张、忧虑，法定代表人更是如此。伤害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工人情绪波动、人心不稳、厂风厂纪涣散，因而导致订单减少、产品积压、产量下降、事故增多，法人组织的精神风貌出现大滑坡。应该说，这种伤害所引起的创伤与自然人因精神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是相似的，只是承受主体和表现形式略有差异。因此作为法人的化身――法定代表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向并赔偿法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3]。

5．非法人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地位的确定问题。对于法人以外的其他非法人民事主体，如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其他非法人组织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为就这些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人格权，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这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发生的类似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如按《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也享有名称权。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受到侵害，使它们名誉受损，可以说后果是相同的。法律规定法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非法人组织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法院对于这类案件一般也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此类侵权案件，审理中一再地以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为由对非法人组织的权利不加以保护也是不妥的。

(二)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概括性规定的研究。现行《民法通则》仅仅限制性规定了民事侵害“四权”的赔偿问题，尽管《解释》补充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权及隐私权，还规定了死者的相关人格权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赔偿问题，但笔者认为：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因侵权引起的受侵害人精神损害保护范围与司法实践相比较，仍过于狭小，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有必要扩大精神损害保护范围，而且还应在立法理论上改变其客体适用范围过窄的弊病，即在立法上应概括性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一是扩充民事主体人格权的精神侵权范围，如权、婚姻自、安宁权、教育权及公民信用权。权是指男女在性方面所具有的纯洁性和自主性的一种人身权益；婚姻自是指公民自己作主决定其婚姻的缔结、解除、复合，而不受任何人干涉、胁迫、强制的人格权；安宁权是指权利人为保持自己正常、安静生活、工作所享有的不受非法干扰的权利；教育权是指宪法赋予公民接受教育、学习及培训的权利；公民信用权是指民事主体就其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相应信赖与评价所享有其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杨立新认为“侵害信用权应比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处理”。二是扩充民事主体身份权的精神侵权范围，如配偶权、亲权。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杨立新认为：“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其基本内容是赔偿精神创伤和精神痛苦的损害，因而具有抚慰金赔偿的性质。”[4]()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义务，《婚姻法》第23条就是对亲权制度的法律确认。杨立新认为侵害亲权应当比照《民法通则》第120条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赔偿精神利益的损害[4](p252)。三是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著作权是指作者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包括作品的发表权、署名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等。四是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侵害人身权行为，如直接对他人进行精神侵害的犯罪案件(侮辱、诽谤罪)，犯罪行为必然给直接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罪、毁容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组织妇女罪)等等。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对传统民法赔偿模式的改进，但仅仅是一种改进，它其中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悖论，也难以从根本上恢复精神损害前的原态。精神损害的消除的最佳状态是根本没有导致精神损害发生的行为，而一旦发生，它的消除虽然可以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实现，但创伤终究造成了。人类社会需要一种近似人体自我恢复和免疫的系统，使任何社会秩序的混乱得到预防和毫无伤疤的恢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当然要调动社会诸方面的作用，要依赖社会整个系统的内部耗散，它具有符合自然法意义的可行性，应成为现代民法的新型赔偿模式。

[参考文献]

[1]吴建依．论精神损害赔偿[J]．当代法学，2000，(2)．

[2]徐明．精神损害赔偿人格权法新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3]精神损害赔偿与人格权益的司法保护[EB／OL]．http：／／www．law―lib．com，2005―05―09．

[4]杨立新．精神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