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元避震”稀释不满

尝试刑事自诉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探索行政案件协调新思路，努力推进执行和解制度，形成分阶段、多层次、重实效的诉讼调解机制――这一系列拓宽诉讼调解的措施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意见》指出，要把妥善化解矛盾作为提供司法保障的切入点，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增强纠纷解决的公正性、公开性，创新解决纠纷的方法。（1月30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一种评判是非、定争止纷的活动，司法因纠纷而存在。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纠纷还不多，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纠纷，就变得更为普遍和复杂，无论是公民之间、公民与单位之间，还是公民与国家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彻底消除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要通过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来疏通、缓和这些冲突，以化解怨恨，稀释不满，创造和谐的公民社会。因而，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职责，最高法院出台的《意见》，正是对这种职责的自觉担当。

现代社会，司法机关往往扮演着社会冲突“避震器”的角色，法院也历来是化解纠纷、吸收不满的场所。不过，人类寄托于司法上的“避震”功能，并不是追求社会的零冲突状态，也不是期望实现零纠纷的利益均衡，而是为冲突的双方提供一个公开、公正的平台，让其合法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宣泄自己的不满。可见，决定国家司法功能大小的标尺，相当程度上往往不是消除了多少纠纷，而是为公民提供了多少这样的平台，稀释了多少社会不满。所以，司法要尽可能地“稀释不满”，首先需要为社会纠纷开辟多元化的救济机制，给不满者以权利救济的途径，借此吸收或稀释其不满和对立情绪，防止进一步放大或传递给社会。

事实上，社会上很多纠纷和冲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当事人不可理喻，而是缺乏必要的诉求渠道进行及时疏通。在1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会上，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引起农村的的原因，往往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通过有效的渠道加以解决”，所以使一部分群众聚集在一起向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

化解纠纷最权威的途径无疑是诉讼，但法律本身存在局限性，诉讼手段在处理社会矛盾上也存在先天性不足。像一些婚姻家庭案件和社区邻里纠纷案件，死板的诉讼机制往往在实现法律公正结果的同时，并不能恢复受损的家庭关系和邻里社区关系。随着民间利益冲突的增多和加剧，单一的诉讼机制已经无法满足司法稀释不满的需求，所以需要将民间的调解、和解等非正式途径引入正式规则。相对于正式的诉讼机制而言，调解、和解等具有程序安全、成本低廉、交易便捷的诸多优势,可以弥补诉讼体制内救济机制的失灵，有效舒缓各种复杂的矛盾，及时稀释社会不满。

实现最大程度地“稀释不满”，不仅在制度上要为公民畅通救济渠道，还需要建立理性的程序机制，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公正的程序能吸收不满，不公正的程序则制造不满”。在利益对立的纠纷解决过程中，没有不满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程序的设计和程序的运作方式稀释不满。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很多难以消解甚至被激化的矛盾，往往就是由于理性程序的缺失而由管理者处理问题时的随意性和简单化造成的，一些公民采取上访乃至过激行为往往是“为一口气”，通过一个公正的渠道讨一个“说法”。这种不满情绪的表达诉求，决定了很多时候救济的重心不在结果，而在过程。只有通过程序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运作载体，才能让当事人在参与过程中将内心的不满及时释放出来，创造和谐的社会关系。

总之，一个和谐法治的理想社会，要让任何不满的人有地方“撒气”，让任何不满的情绪得到合法的宣泄，任何利益主张得到有序的表达。这种宣泄和表达，不仅依赖国家建立起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还要推行更加透明化、公开化的程序方式，从而尽可能多地吸收不满、创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