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纠纷及纠纷的多元化趋势

[摘 要]纠纷多元化是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之一，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出显现。有鉴于此，本文分析了纠纷的界定及构成要素，提出应确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思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关键词]纠纷；纠纷多元化趋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5-0057-04

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表现为：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急剧上升，呈现出多元化，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纠纷的现实状态可以称之为多元化的纠纷趋势。而针对当前纠纷呈现出的多元化趋势，必须认真分析纠纷多元化趋势的成因和现实表现，而后有的放矢，确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思路。

一、纠纷的界定及构成要素

纠纷（dispute）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冲突”（conflict）息息相关，《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冲突”定义为“一种对抗或敌对的状态、争斗或抗争、对立原则的冲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纠纷等同于冲突。事实上“冲突”首先是一个社会学领域的名词，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曾经对冲突作过不同的界定，如芬克认为冲突是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统一体由于至少一种对抗心理关系形式或至少一种对抗互动关系而连接起来的社会情况或社会过程。[1]一般来说，纠纷是指争议、争端、冲突，是特定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者多边的对抗行为。纠纷不仅是个体间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纠纷是与秩序相对应的范畴，纠纷的发生意味着一定范围内的协调均衡状态或秩序被打破。[2]

从学者对纠纷的界定上我们不难看出，纠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构成包括三个要素，即：纠纷主体、纠纷形成的动机、具体的纠纷行动。所谓纠纷主体即发生纠纷的特定行为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等。就纠纷而言，纠纷当事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如在家庭中属于血缘或亲属关系，在单位属于劳动合同或人事关系，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又形成了各种合同或侵权关系，当事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实力、能力、价值观、社会背景乃至诸多因素也决定着纠纷的对抗程度和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纠纷形成的动机即纠纷当事人发生纠纷的内在动因，其根植于现实生活中真正利害关系的对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纠纷的出现在本质上都指向一种权利及其产生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的外延十分广泛，不仅仅指具体的物质利益，也包括了非物质利益，即人的名誉、肖像、身份、人格等。同时，不同的主体基于不同心理和价值观对何为利益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纠纷的具体行动，即纠纷当事人已经相互意识到对方的行为，从而实施一定的相对应的行为，纠纷当事人所采取的对抗行为直接决定了纠纷的性质、程度、解决方式的选择和解决的难易程度，而这种纠纷行动具体又包括了纠纷手段、纠纷主张和纠纷影响等。

二、纠纷多元化趋势的成因及现实表现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纠纷，纠纷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纠纷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趋势。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纠纷呈现多元化趋势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将原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这种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不公引起的。随着我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深层次推进，我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3]从行业差距来看，目前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大行业划分看，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金融业）是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的4.7倍，如果看细分行业，差距已扩大到15倍。[4]这种社会差距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而差距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制度不公引起的，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调整未能达到理想状态。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涉及到大量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纠纷。同时，农村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增值部分如何进行分配是一个需要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而当前阶段农民并未能完全享受到土地增值部分的利益，这也是引发征地拆迁矛盾的原因之一。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纠纷和矛盾冲突。成熟的市场经济应当首先是法治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法律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依据。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不能说是不完善，官方已经宣布我国于2010年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是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未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资格门槛设计不尽合理，市场主体违法成本过低，处罚手段不完善等；另一方面是有关法律法规存在贯彻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纠纷，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毒豆芽事件、地沟油事件等，这些事件社会危害性严重，影响巨大。

第四，社会发展进程中，新的共同体正在生成，但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演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群体，如农民工群体，目前我国大约有两亿多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从事最脏、最苦的劳动，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没有得到城市的认可，诸如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养老制度等均将他们拒之门外，“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即为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同时空巢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等都是引发社会纠纷高发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的社会纠纷多种多样，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引发的纠纷不断，并且极易引发。主要是因为征地数量大、补偿政策混乱、利益分配复杂、工作方法简单等。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中，征地补偿政策不一的问题非常突出，不同时期的补偿标准不一样，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补偿标准不一样，甚至同一地区、同一项目的类似对象补偿也不一样等；利益分配矛盾复杂，有限的征地补偿费用成为当事人争夺的目标；征地拆迁工作中，有的地方工作方法简单，如在拆迁之前不进行必要的公示，就随意在房子上写上很大的“拆”字，甚至不签拆迁协议就停水断电、上房揭瓦，严重影响拆迁群众的正常生活。以上问题的存在，是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多发的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关系纠纷。现阶段，由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签订不规范、用工短期化严重、管理和监督劳动合同的工作薄弱、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较差、收入分配协调机制缺失、劳动保险交纳不规范等原因，造成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待遇的确定、社会保险的交纳、工伤事故的处理、工龄买断、企业改制等方面的纠纷高发，成为社会纠纷的主要类型之一。

第三，干群矛盾纠纷。现阶段，某些干部或，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动辄强迫命令，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违犯国家法律规定，破坏了党员干部的形象和干群关系，导致干群矛盾多发。同时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也影响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导致的发生。当下，城市管理方面的矛盾尤其突出，出现了很多执法人员打伤摊贩的现象，也出现了执法人员被杀害的惨痛案例，如崔英杰案、夏俊峰案等。

第四，涉农纠纷。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土地承包问题、农资问题、侵权伤害案件、婚姻家庭案件等多发，成为当今社会一种主要的纠纷类型之一。同时如种粮补贴的发放、截留、挪用纠纷，农村土地征收问题等方面的纠纷还具有涉及面广、人数众多、调处难度大等特点，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三、纠纷多元化的多元化解决思路

笔者认为针对纠纷多元化的趋势，应当确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思路，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社会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的与非诉讼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国家公力救济与民间社会救济、合法私力救济等协调互动、共同构筑的系统。[5]

第一，确立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思路，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纠纷的发生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矛盾更加突出，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复杂化，即除了传统的社会纠纷类型之外，还有由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新型纠纷。[6]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就我国目前纠纷多元化的成因和主要的纠纷类型作了论述，纠纷和矛盾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纷繁复杂，面对社会矛盾高发期和凸显期的现实情况，依靠单一的纠纷解决思路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难以做到有的放矢，更无法做到对症下药，妥善化解社会矛盾。

第二，纠纷主体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纠纷解决的方式应当注意回应纠纷主体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对于纠纷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应当尽力予以满足，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和利益本身都是多元的，不能采取单一的思路，而应当使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达到相对的公平与协调；同时，纠纷主体价值观的多元也是我们应当避免采取同一纠纷解决方式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应当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如有的纠纷主体在价值观上倾向于凡事一清二楚，喜欢辨法析理，那么就有可能会在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有的纠纷主体存在好面子的思想，尤其涉及家庭纠纷时，往往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就可能会倾向于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对于不同主体因价值观的不同而做出的不同纠纷解决方式选择，应当予以尊重。所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

第三，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都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在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着诉讼、行政复议、、调解、仲裁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具有适用性。就诉讼而言，诉讼是一种遵循“证据裁判”、“形式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公力救济代替私力救济的结果，它是人类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革命性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讼适用于全部的纠纷，对于不具备强制执行可能的纠纷，如夫妻间的同居义务，一方不履行，另一方无法请求法院判令强制对方履行；诉讼也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能得到最佳的结果，当事人关系越近，往往越不适合用对抗性的诉讼方式，如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同时，就当事人未注意留存证据的纠纷，适用这一方式无法获得司法保护；另外，诉讼还存在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高等问题。就而言，它是一种在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之外设立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制度，其对于纠纷的解决往往不具备规范性和专业性，一味依赖可能会破坏法治的根基，损害法律的权威，从而对国家的基本治理理念形成冲击。

第四，对于单一纠纷解决方式过度的依赖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仅不能使纠纷得到恰当解决，而且会导致负责解决纠纷的机构压力增大、不堪重负，同时还会导致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并进一步制约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前些年对诉讼的过度依赖使大量的本应通过民间调解等其他方式解决的纠纷涌向法院，导致法院最终陷于诉讼的大海。如2012年两会期间，重庆高法院长钱锋称：2011年重庆主城区法官年人均判案量达153.3件，一个法官承担如此之多的案件往往可能会影响到案件审理的质量。同时，相伴而生的是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大量并不适合由法院处理的纠纷涌向法院，还导致了涉诉等问题。

综上，面对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应当对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对纷繁复杂的纠纷进行类型化概括，确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思路，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各种纠纷解决方式能够相互配合互动、各司其责。在纠纷出现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寻求最有效、最经济的解决方式，以妥善化解社会纠纷。

参考文献：

[1][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

[2]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0.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5.

[4]白天亮.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N].人民日报，2011-02-17.

[5]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1.

[6]吴英姿.“大调解”的功能及限度：纠纷解决的制度供给与社会自治[J].中外法学，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