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在文献回顾和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协整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属于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大于进口效应；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的强弱排序依次是塔、吉、乌、哈和土。本文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双边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90-06

近十多年来，在国内资源消耗骤增、产能不断扩张和出口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对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是指地处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简称哈、吉、塔、土和乌。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东道国区位优势与FDI流入关系研究”（11YJAGJW010）

作者简介：李东阳（1956-），男，陕西清涧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杨殿中（1961-），男，吉林榆树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研究。E-mail：富含石油、天然气等多种能源和矿产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潜力巨大，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非常强。但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亚五国的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规模并不大。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和贸易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在中国入世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后，中国对中亚地区发展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条件逐渐成熟，未来的发展前景也越发看好。中国在中亚五国发展投资和贸易的主要目的非常明确，即获取能矿资源和原材料、开拓市场、转移边际产业和承包工程。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还是双边贸易方式？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效应在出口与进口之间、在不同东道国之间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中国在中亚五国的投资和贸易策略选择。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献回顾

理论上而言，投资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应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替代关系，也有可能是互补关系。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最早由Mundell[1]提出，他认为，在存在关税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具有替代性，贸易障碍会产生投资，投资障碍会导致贸易。自Mundell之后，很少有学者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仅存在替代关系。Kojima[2]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表明日本式的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美国式的逆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Markusen和Svensson[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贸易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取决于贸易与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与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则FDI与贸易表现为互补关系；反之，则表现为替代关系。Bhagwati 等[4]以及Dinopoulos和Wong[5]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会产生对外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及补充，即补偿投资（quid pro quo investment）。①Buckley和Casson[6]认为，FDI绝不可能先于贸易，投资国的出口可能导致了直接投资而不是相反。更多的学者则认为，FDI与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动机。

以中国为东道国，研究其FDI流入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较为丰富。不少学者认为，FDI流入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互补关系。相比之下，以中国为投资国，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尚不够充实。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7]-[9]。有些学者还通过区分进出口、地区、贸易品等方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周昕和牛蕊[10]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张应武[11]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但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很弱。俞毅和万炼[12]认为，从长期关系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柴庆春和胡添雨[13]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在发展中地区的表现强于发达地区，这与中国在不同地区的投资动机差异有关。

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理应符合中国对发展中地区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特征，但现有文献对此几乎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因而迄今很难从理论上归纳出相关研究观点。本文将从一个研究视角弥补这一缺失。

二、现状描述

1.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五国陆续从前苏联独立出来，此后该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动荡和经济低迷状态，FDI流入规模并不大，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也很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后期，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先是大规模涌入，后又有所萎缩。2002年之前，在中亚国家登记注册的中国企业最多时曾达到几千家，而最低时只有几百家，其中包括一部分贸易企业，生产型企业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增多的。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个体差异较大（如图1（1）所示）。②其中，对哈、吉、塔、土直接投资流量峰值的出现年份分别是2008年、2009年、2007年和2010年；对乌直接投资流量一直不高，2010年甚至出现了近500万美元的撤资。从存量上来看，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图1（2）所示）。其中，对哈直接投资存量是最多的；2008年之后，对哈直接投资存量增长趋势有所放缓，对吉、土两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取得了迅速增长，对塔、乌两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有所下降。总体来看，近些年中国在保持以哈为主要直接投资对象国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吉、土的直接投资，但对塔、乌的直接投资力度有所减弱。

2.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1994—201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以2001年中国入世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为契机，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实现了更加快速的增长（如图2所示）。③2008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额有所下降，但进口额于2010年实现了大幅反弹。分国别来看，哈一直是中国在中亚五国中的主要贸易伙伴，2000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中国对哈进口和出口占中亚五国总额的比重分别在55%以上和80%以上；吉、乌两国也分别是中国较为重要的出口对象国和进口对象国；中国与塔、土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虽有所增长，但其规模和比重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直观上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2003—2010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都先经历了快速增长期，后又进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在中亚五国中的相对地位和区位分布也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3.中国在中亚五国的投资动机与贸易结构

首先，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主要以采矿业、地质勘探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为主。这种产业分布结构体现出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四个动机：获取能矿资源、拓展市场、转移边际产业和承包工程。显然，这四个投资动机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能矿资源贸易、原材料贸易、大宗零售商品贸易和专用设备贸易（采矿与勘探设备和运输设备、通讯设备、建筑工程设备等）等会形成较强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一方面会促进能矿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会促进专用设备和大宗零售商品的出口。

其次，从双边贸易品的分布结构来看，中国主要从中亚五国进口石油、天然气、各种金属矿、皮毛和棉纺织品等能矿资源和原材料商品，同时对其出口专用设备、建材、服装、日用品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和居民生活用商品。

最后，受贸易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推动，如进口能矿资源的利益、出口专用设备的利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等，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产业分布结构特征也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因此，从投资动机和贸易结构的匹配性上可以初步判断，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会形成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当然，对于这个判断，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三、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协整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检验过程所涉及的面板数据变量主要包括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设为OFDI，用存量数据）、贸易总额（设为TRD）、出口额（设为CNEX）和进口额（设为CNIM）。哈、吉、塔、土、乌作为截面单元，分别用KZK、KRG、TJK、TKM、UZB来表示。各变量数据的样本时间段均为2003—2010年。相关变量数据主要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经过取自然对数处理。所有变量统计和模型估计过程均由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给出。

2.模型设定

分别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TRD）、出口额（CNEX）和进口额（CNIM）为因变量，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OFDI）为自变量，建立面板数据协整模型如下：

3.模型估计

首先，分别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对相关变量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来看，LnTRD、LnCNEX、LnCNIM、LnOFDI四个变量的水平值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值多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LnTRD和LnCNEX一阶差分值ADF检验分别满足10%和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判定这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平稳变量。

其次，采用基于残差的Pedroni协整检验方法，对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按SCI准则自动选择，Newey-West窗宽使用Bartlett kernel进行选择，假定数据没有确定性截距及时间趋势。从分组内尺度和组间尺度来看，协整方程残差的单位根PP检验和ADF检验多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三个残差 、 、 均为零阶平稳变量，这样就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最后，既然已经确定了LnTRD、LnCNEX、LnCNIM分别与LnO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就可以对模型（1）、（2）、（3）进行回归估计。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因此，在回归估计时对截面方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时间方向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同时，鉴于中亚五国在整体与个体之间有可能存在差异，对自变量系数分别采用总体相同和分国别不同的方式予以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的R2来看，在假定OFDI系数分国别不同的条件下，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

4.估计结果分析

从整体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的互补关系，估计结果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OFDI的系数表明，如果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则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42%、0.32%和0.30%。

从分国别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额、出口额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协整关系，但在与进口额的关系上，中吉、中乌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中哈、中塔之间关系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也有所减弱。从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上来看，中国对哈、吉、塔、土、乌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则贸易总额分别会增加0.35%、0.88%、1.02%、0.31%、0.48%，出口额分别会增加0.38%、0.97%、1.15%、0.26%、0.71%，对哈、塔、土三国的进口额都会增加0.34%。由此可见，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国家有一定的差异，中国对个别国家（如吉、土）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进口效应，并不如总贸易效应和出口贸易效应那样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属于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现有的投资产业分布和贸易结构下，中国继续加大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促进能矿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且有利于各类专用设备、服装及生活用品等商品的出口。

二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大于进口贸易效应。从中亚五国整体看，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稍大于进口贸易效应；分国别的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对哈、塔两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明显大于进口贸易效应，对吉、乌两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显著，而进口贸易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目前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以促进中国出口为主，以促进中国进口为辅。同时说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市场扩张动机与获取能矿资源动机虽是并存的，但前者稍强一些。

三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效应，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的强弱性有所不同。根据相关实证结果，中国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在中亚五国的强弱排序依次是塔、吉、乌、哈、土。其中，中国对塔、吉两国的直接投资并不多，却产生了较强的贸易促进效应；中国对哈、土两国的直接投资较多，但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反而较弱。值得注意的是，塔、吉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2010年人均GDP分别为738美元和843美元）要远低于哈、土两国（2010年人均GDP分别为8 940美元和4 110美元），但中国直接投资占塔、吉两国FDI流入总额的比重（近年多在20%以上）却远高于哈、土两国（长期处于4%以下）。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亚五国，中国直接投资占东道国FDI流入额的比重越高，且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越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不同动机下，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应选择不同的区位：若以扩大出口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人均购买力水平较高且市场规模较大的哈、土两国，其次可选择出口贸易效应较大的塔、吉两国；若以转移过剩产能、获取低廉人力成本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塔、吉、乌三国；若以扩大进口为动机，则应该优先选择进口贸易效应显著且富含能矿资源与原材料的哈、塔、土三国。

二是中国应继续加强对哈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巩固中国在哈这个中亚最发达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地位，而且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在哈积累的成功投资与贸易经验，扩张对其他中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

三是中国应进一步提高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投资贸易便利程度。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基础上，提高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投资贸易便利程度，以促进中国在该地区投资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Mundell，R.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47（3）：321-335.

[2]Kojima，K.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M].London： Croom Helm，1978.

[3]Markusen，J.R.，Svensson，L.E.O.Trade in Goods and Factor with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85，26，（1）：175-192.

[4]Bhagwati，J.N.，Richard，A.，Brecher，E.D.，Srinivasan，T.N.Q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Welfare： A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Model[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7，（10）：127-138.

[5]Dinopoulos，E.，Wong，K.Y.Q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Intervention[A].Koek，K.A.，Mennes，C.B.M.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lobal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Jagdish Bhagwati [C].London： Routledge，1991.162-190.

[6]Buckley，P.J.，Casson，M.The Optimal Tim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Economic Journal，1981，19（361）：75-87.

[7]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财贸经济，2009，（4）：77-83.

[8]魏刚，谢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09，（4）：8-14.

[9]唐心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12）：120-121.

[10]周昕，牛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应——基于面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2，（5）：69-82.

[11]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87-93.

[12]俞毅，万炼.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J].国际贸易问题，2009，（6）：96-104.

[13]柴庆春，胡添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的考察[J].世界经济研究，2012，（6）：64-70.

[14]冼国明，严兵，张岸元.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1983—2000年数据的计量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3，（1）：45-48.

[15]王洪亮，徐霞.日本对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1983—2001）[J].世界经济，2003，（8）：28-37.

[16]高越，高峰.产品内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理论模型与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8）：98-105.

[17]邵军，徐康宁.基于面板协整方法的外资与外贸关系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0）：9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