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怎么能忍受核电?

台湾和香港尽管都是华人世界中的发达经济体，

但在面对诸如环保、核电等公众问题时，为何反应却大不相同？

核四，是两个多月来台湾社会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从江宜桦主动提出就核四的存废进行“公投”，到反核大游行，一直到现在，除了政治人物之外，更耀眼的还有一大批站出来反核的明星：阮经天、张震、蔡康永、伊能静、林志玲……

简单的说，所谓核四，就是第四座核电厂，当然之前就已经有了核一、核二、核三。虽然听起来比较遥远，但其实你可能有过亲身接触——如果你去过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在南湾景区向西看，就会看到一座座大风车，那其实就是核三所在地。核三的存在，使得恒春半岛被限制开发，是这里得以保留自然风貌的原因之一。

而核一、核二，则和建设中的核四一样，在台湾的另一端——东北角的新北市。这里不如垦丁那样知名，但也有着海天一色的自然风光，核四所在的贡寮区为雪山山脉之起点，有长达三公里的金黄沙滩。

核电厂这样选址，是很正常的，因为核电不像水电、风电一样只能在特定地点，唯一的地理要求就是在海边，以便用海水来冷化。除此之外，就要考虑电力需求来自何方，尽量靠近大都市——当然又不能太靠近，而要选择人口稀少的地方。台湾的两处核电基地，正是选择靠近台北、高雄的海边。

虽说是郊野，其实这里离台北市也只有30公里。这正是反核人士的理由之一：日本福岛事故，政府划定的疏散范围是20公里，如果按照美国领事馆建议的80公里疏散， 就包括了整个台北、桃园800万人口。

选址，正是核电站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既不能离城市太近，又不能太远。而其实选择核电本身就是一个两难。清洁、安全、可靠又便宜的能源，当然是所有人都希望，可是现实中这是鱼和熊掌的选择。

比如水电，曾经被认为是清洁能源，但是现在也被发现有着诸多问题；破坏生态、地质安全、移民……而且有较大水力发电潜力的地方，往往都是偏远的峡谷地区，台湾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现在台湾比例最高的火力发电（72%），用的大多是煤（40%），别的不说，单是减少碳排放就是很大的压力了。

至于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现在技术都没有成熟到能大规模应用的程度。冬天去澎湖的时候，路上曾看到数百座风车在东北季风的呼啸中飞速旋转着，场面蔚为壮观，可是就是在澎湖，这样的风也不是每天都有的。

核电，如果不出事故的话，其实是最便宜、也最没污染的能源。当然，有核废料处理的问题，不过核一到核三的核废料已经在兰屿小岛上废弃了很多年了，除了岛上的原住民，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又有多少人呢？人，总是短视的。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既看不到远离我们的问题，也不会看到太久远的问题。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反核在全世界风行一时，不久又逐渐消逝，就是在其发源地德国也一样。直到福岛核事故，人们忽然又发现，核电站是会出事的。

只是，出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人类的经验教训还不足以让我们得出充分的判断——这其实是一件幸事。不过在反核声浪的压制下，现在主张续建核四的人，已经放弃了核电到底安不安全的问题，转而论述核四停建的经济损失。

其实，在我看来，比核四是停建还是续建更为重要的是，利用现在民众的热情，更深入的探讨能源政策以致经济发展战略。核四停建，并不会经济崩溃；建成“无核家园”，不会自然获得美好的未来。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还应该学会如何理性的讨论。

相比于台湾轰轰烈烈的反核，香港似乎又过于沉默了。福岛事故也好，台湾的反核运动也好，在这个繁华都市里最多是一块小石子，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引发小小的涟漪。虽然23%的电力都来自大亚湾核电站，大部分香港人对此似乎没有什么概念。

事实上，大亚湾离香港市中心51公里，和核四离台北的距离差不多。但是香港人似乎很少担心大亚湾的安全问题，对于对Made in China的商品都不怎么放心的香港人来说，独独对核电站放心，还真有些奇怪。

或许，这是香港人天性中的冷漠，或者说冷静：对于无法改变的事实，就只能接受。既然香港要用这么多电，既然需要从内地买电，既然核电已经用了这么多年，就安心用电，然后希望它能安全吧。

这种心态，某种程度上是受英国人影响的。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国民来说，英国人对多数政治社会问题都要“冷”的多，也更愿意相信专业精英，胜过活动人士。英国人一百多年的统治，而且华人一直处于被动接受英国精英统治的地位，使得他们也感染了这种心态。而台湾社会，则更接近欧陆或者美国。

或者换一种解释，是香港的生活压力太大了，除了拼命赚钱，似乎没有心情和精力去想其它的事情。而台湾虽然社会财富不如香港，生活却显然安逸的多。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反核、环保、性别平等，这些都是“后现代”价值，是不愁吃穿、生活丰裕的人才会去思考和倡导的。

只是，说香港还在现代，甚或前现代，总是有点荒诞。或者更中国化的说法是，这里的人们，家园感没有那么强烈。每个人都在努力经营自己的小家，但是关上门，就是隔壁也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这个城市太过发达，公共交通四通八达，爬山都有扶梯代步，楼宇有管理员，街道有清洁工，晚上有巡逻的警察，上面有政府，还有中央。普通人似乎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连前任特首都只要求自己“打好这份工”呢。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中，城市本来就是和家园有区别的。不同于欧洲的自治城市，中国的大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是行政中心，来这里做官的，即使住了几十年，也不会把这里当作家乡，退休或者辞官之后，还是要回到“籍贯”去。

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城市中还有这样的问题：许多愿意在这里定居的，却在法律上无法成为这里的人，而法律上是本地人的，有些却早已移民他处，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在香港，虽然身份认同成为热门话题，也有着一样的问题：香港居民，香港人，香港市民，香港精英，是否就那么一致呢？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环境的思考有着特别的意义。PM2.5也好，水污染也好，哪怕是想象中的核泄漏也好，它们是不看户口、身份的，环境面临的挑战，就是生活在这片家园上的人面临的挑战。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