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编者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隔20多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将混合所有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和国企改革息息相关。我国2013年国有法人企业15.5万户，总资产、净资产和国有权益分别为104.1万亿元、37万亿元和29.6万亿元。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支柱性作用，但也存在布局不合理；一股独大、产权不明晰、多元股东制衡机制尚未形成，存在层层委托关系，内部人控制较为普遍；效率低下，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比较低等突出问题。如果不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日益缺乏活力。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必须实行产权多元化和完善的治理结构，否则同样不可持续。

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国有资本应该如何布局；引入民间资本之后，如何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又能保证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力；国有资本如何进退、以何种方式进行经营；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如何有效分配话语权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进行深入探讨。

基于此，《会计之友》刊登混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系列文章，以飨读者，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序开展。

【摘 要】 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我国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点问题。从文献视角出发，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文献，从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发展脉络、优势及前景、发展的问题等方面全面介绍了混合所有制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并认为混合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具有必然性，前景十分广阔。最后针对混合所有制发展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并对对策执行的必要性作出评价。

【关键词】 混合所有制； 国有企业； 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7-0128-05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混合所有制概念产生于混合经济理论。1936年，由凯恩斯首次提出“混合经济”，指公私混合经济，其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让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互相合作”。凯恩斯的追随者、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和萨缪尔森也对混合经济进行了研究。汉森（1953）更加全面详细地对“混合经济”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其观点是19世纪末期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较为单一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到了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形式，即公私“混合经济”。萨缪尔森（1961）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事物的出现，随之出现了新的概念和新的分类，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晓亮（2004）认为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由所有制经济的出现所导致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于企业而言，类似地也可以通过多种所有制经济融为一体来发展。由此，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其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财产组织的实现形式（张维达，2003）。依据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与完善，为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发展模式。

混合所有制的命题早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提出并研究。薛暮桥（1987）在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不同性质企业合资经营问题时，曾对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进行了论述。何立胜、管仁勤（2000）概括混合所有制是与社会化生产、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产主体多元化、运行社会化的财产制度。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相关课题组（1993）系统地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问题。

二、混合所有制的发展

混合所有制问题在国外研究极少，发展并不如中国迅猛。20世纪30年代，混合所有制在西方开始得以关注。以凯恩斯（1936）、汉森（1953）、萨缪尔森（1961）为代表的学者认为，19世纪末期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存在公私“混合经济”，它们组成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施控制、垄断与竞争并存，将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互相合作看作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痼疾的唯一切实办法。Alchian（1965）、科尔奈（1992）认为为使整个经济达到市场化的程度，应该为私有制提供更大的空间，迅速扩展私人部门，而这观点却忽视了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在企业中混合之后，资本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周转和增值。但Boardman & Vining（1989），Shirley & Walsh（2000），Megginson & Netter（2001），Djankov & Murrell（2002）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公司的盈利和生产率水平明显不如私有公司。而Mattijs Backs（2001）对全球混合所有制航空企业的研究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航空公司的业绩指标高于国有航空公司而低于私有航空公司。总之，混合所有制在国际上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无法与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研究直接联系起来。

相对国外来说，我国对混合所有制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些年我国增大了对混合所有制的关注力度。王琪延（1998）将混合所有制的产生归为两权分离。秦斗豆（2011）、张维迎（2014）等国内学者均认为对混合所有制的研究伴随着改革的进程而进行。其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源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深入，源于寻找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形式和途径。

最初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是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经济联合体。混合所有制企业首先出现在农村经济体制中。但由于改革初期，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受到原生所有制短缺的制约，所以，混合只能在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进行。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商纷纷进入。外资进入后形成了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混合所有制企业，外商资本与国有企业合作成立“三资”企业，充分利用外方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快国企机制改革。所以，外商投资经济成为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成分逐步多样化，这种变化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在城乡涌现出大量的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合作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概念，到90年代初，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才逐渐出现。我国政府在此之后逐步开展了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开始多元化，多种所有制形式被引入公司。混合所有制的蓬勃兴起预示着所有制之间壁垒的突破（朱光华，2001；晓亮，2004；胡一帆、宋敏、郑红亮，2006）。伴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通过上市实现产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比重也呈日益扩大的趋势。

改革开放20年后，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吴敬琏，2000）。何立胜、管仁勤（2000）分析，由于政策推动及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等原因，混合所有制将会成为我国社会财产关系或所有制社会结构发展的主要形式。在混合所有制发展历程的问题上，秦斗豆（2011）认为体现了自控制权至所有权、自小至大、自下至上的趋势。在新时期，其与黄群慧（2014）等学者均认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求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推进混合所有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我国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制进行重新定位，会上提出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对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提混合所有制，将混合所有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朱光华，2004；郭飞，2014）。我国发改委官员于2014年11月曾表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行业上没有限制。在企业数量占比方面，央企50%以上已经混合，金融企业57%以上已经混合，而未来的占比势必还会更大。”从2005年到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中民间投资数额逐年增加，如其通过股票市场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中，民间投资累计额高达15 146亿元之多。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比例也是日益增大，有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央企及其子公司上市公司378家，上述比例已超53%，地方性国企681家，比例更是超过60%。

上述可见，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如火如荼，这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今后将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企业改革的宏伟实践，其涉及面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将是空前的。

三、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及发展前景

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最具市场兼容力的所有制形式，其产生、发展具有必然性（闻潜，1998；朱光华，2001；刘莲花，2009；谢军、黄建华，2010；李绍荣、周毅，2014）。其产生发展至今，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及肯定。何立胜、管仁勤（2000），宋志平（2014），晓亮（2004）等都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是无限的，并认为其可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混合所有制将成为我国社会财产关系改革、发展的基本趋向及我国社会财产关系或所有制社会结构发展的主要形式。这都标志着我国经济基础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混合所有制。

众多学者之所以认为混合所有制成为我国经济基础的发展趋势，是由于其本身巨大的优势所在。从企业角度而言，混合所有制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源使企业的规模扩大，风险分散，有效地实现资本的社会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对资本的所有制关系起到优化作用，从而促进了两权分离并大幅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朱光华，2001；张维达，2003；晓亮，2003；晓亮，2004；周利国、刘军，2005；顾玉民，2006；谢军，2010；黄建华，2012；宋志平，2013；梁法院，2014）。

而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张文魁（2010）认为企业从非混合所有制转变为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其经营绩效的提升。国有企业不同形态资本的所有者单一，因而缺乏相互制约，作为所有者的政府缺乏对利润较强的追逐动机，导致存在弊端，而若引入民营资本的投资者，因其具备较强经营管理才能的企业家、技术专家或拥有更强的追逐利润动机，企业资本的运用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便会提高。民营企业则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克服其自身资本实力有限、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对政府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吸附力较低的局限，进而提高企业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并通过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进一步提高企业资本的运用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使各所有制的投资主体将各自在资源、品牌、市场、管理机制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有机结合，有利于各种资本的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生共赢。引进民间资本，实现资产重组，既可以使中小企业的资产得到量的增加，又可以在设备与技术更新改造的同时，引进一种全新的经营机制，在这种经营机制引进的过程中，可以增强国有企业的活跃程度，并大幅提高国有经济的掌控力。对进一步盘活国有中小企业资本存量具有重要意义。

就社会、国家层面而言，朱光华（2001）认为混合所有制在体现资本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过程中，会推动整个社会的资源优化配置。较为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由于会限制不同性质的所有权的融合性，因而其很难对社会性经济资源进行充分的吸收和调动。因此，只有实行混合所有制，才能有效地激发属于不同性质的经济要素的活跃性，使得其在更大的程度和范围内配置和组合，并在持续的运动过程中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不同性质所有制的联合是对生产资料个人占有的一种历史性突破，实现了资本或者财产的社会化。主管部门没有办法做到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也无法依赖政府的保护，这有助于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实体。同时，多元化的企业产权结构会使企业受到不同性质所有制的投资主体的监督，这会极大限度地避免管理层的短期行为，并有利于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混合所有制可以迅速把社会闲散资金吸聚为大规模资本，提供充足的资金动力。通过混合所有制的优势互补，可以达到政企分开，最终建成较为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晓亮，2003）。

顾钰民（2006）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得出混合所有制比单一所有制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并通过博弈模型进行了验证。谢军、黄建华（2012）认为它在保持公有制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又不排斥其他所有制的特性，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运营，这也正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企业内部的最佳结合。在真正的混合进程中，宋志平（2014）将其称为水煮咖啡，可以实现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真正的有效融合。在融合中，可以增强国有资本的整体实力，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以及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市场活力、创新精神，借以形成混合所有制独特的竞争优势（张维达，2003；夏秀芳，2014）。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增强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支撑。同时，有利于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目前而言，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很高，其占到了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对民营企业来说，在积极参股到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能够极大地突破自身管理模式的限制，并促进民营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及建议

发展混合所有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为能更好地推行混合所有制，不得不对混合过程中的问题引起重视。经过不断地股份制改造，虽然很多国有企业已经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产占比已较低，但是政府干预仍无处不在，公司治理仍有待提高。行政化垄断体制未真正打破，准入限制未真正实行并完全放开。

除上述问题，还存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因为性质的不同而导致追求目标不尽相同。国有企业在进行决策时更多地体现政府的政策，关注长期回报和社会责任，其主要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股东的目标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如此两者的结合，不同资本所有者代表在事关企业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决策依据、决策程序等方面存在不同，目标追求难以保持一致。因此，如何有效协调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不同目标就变得非常重要。

企业混合动力不足也是混合所有制面临的问题之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不是仅仅引入非国有股东，而是要寻找真正愿意参与到公司治理中的非国有股东，才能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民营企业希望进入的领域被国有资本控制，尤其是针对垄断行业而言，资本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非公有制资本根本无法投入其中。而开放的领域民营资本却面对激烈的竞争，势力单薄，量大个小，资源短缺，缺乏畅通的融资渠道，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担心与国企“混合”后在公司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方面失去话语权，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同时，由于评估机构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国有资产的评估出现问题，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此方面问题不解决，也会影响混合所有制进程及效果。

现阶段而言，我国对股份制公司的监控机制不够有力。一是公司内部治理监控机制不完善，例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机构职责划分的界限不够清晰，有形式化的现象，各利益主体之间缺乏相互的制约，同时，控股股东影响力明显大于其他股东，非控股股东对公司管理的参与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董事会议事的公平性。二是外部监控机制同样不够完善，这会导致较多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对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市场体系建设，其远远落后于改革的实践。

除此之外，还存在企业文化缺失的问题，混合所有制公司由各投资方管控，扮演一个“听话的孩子”的角色，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企业文化和灵魂。在混合过程中，不同性质的企业资本的融合势必会带来不同文化的碰撞，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体制形式的不同导致企业经营目标、精神追求和员工行为具有很大的不同，文化的融合进程也是双方博弈的过程，而最终能否在相互渗透中取精华、剔糟粕，重新塑造混合所有制企业文化，培养员工归属感，也是极具挑战性的重任。

针对上述问题，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对策并非易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现实生产力是各相关利益者的生产要素综合的结果（李正图，2005），应积极探寻不同所有制的融合共生之路（刘宇春、景维民，2011）。总体来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机制。关键点在于改革中要做到去行政化，改变现今的治理模式。为缓解在竞争激烈领域民营企业发展受限的问题，可以放开竞争性领域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权比例，统一国有民营的目标，均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弱化国有企业被政府监管的力度，可以通过员工持股、转让股份等形式达到。

动力缺乏，一方面导致因素是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国有企业担心削弱对企业的控制权，而民营企业忧心混合后失去话语权。朱光华（2004）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资本运营构成了新的产权关系，需要建立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关注各个相关利益主体，尤其是对公司治理层面上的董事、经理、监事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可以避免双方失去积极性，为混合扫清障碍。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确保非控股投资方的利润分配权。追求回报是资本的本性，非控股股东最关心的就是利润分配问题，混合所有制企业只有切实保障各投资方的利润分配权才能更好地吸引民营和外资资本。所以，实行混合所有制，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国家或政府可以扮演出资人的角色，但是应该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能让政府有超过权限的权力，其应该在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运作。

国有资产的评估是平衡国有资产买卖双方的重要环节，正确的评估才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谢军、黄建华（2010）认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需要通过建立一套新的产权管理手段及模式，防止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及投资过程中产权关系的模糊化，从而避免国有权益受到侵害。为解决胡舒立（2012）所言的“国有资本具有体制粘性”的问题，要做到规范评估机制和程序，制定统一操作程序，出台配套措施、规范，防止暗箱操作，这主要体现为国家股东应该成为一个透明、可预见、公平和值得信赖的积极所有者。尤其是无形资产评估中，对资产正确定价，进行科学准确量化评估，在考虑到国有资产特殊性的情况下，也能实现与民营资产的对接。

提高非控股股东对公司管理的参与度。“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产权多元化不仅是一种形式，只有提高各投资方对公司管理的参与度，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生共赢，才能真正最大化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采用行政化的“强制”手段，而是应该推行“市场化”运作，遵循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如可以采取整合上市、并购重组、股份制等资本运营方式，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工具，这是实现混合所有制的有效途径。

针对文化缺失，可以建立混合所有制公司自有的企业文化。各投资方合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在财务核算上是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从长远角度看，混合所有制企业应建立自有的企业文化，这就要求混合所有制企业摆脱对投资主体的制度体系的依赖，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在管理运营实际中提炼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

蒲宇飞（2013）认为混合所有制就是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同台共舞，不能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唱独角戏。统一政策标准，分企审批，只要进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执行统一标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分别不同企业进行审批。

同时，为了更好地发展混合所有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4）、黄群慧（2014）和黄速建（2014）均认为推进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上下结合、试点先行、协同推进”的改革路径和原则，鼓励民营经济积极参与，引入员工持股，打破垄断、放宽准入。而在这过程中，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应该主要采取两个层面的关键举措：一是统一政策标准，分企审批，；二是统一产权管理，建立统一、开放、规范、高效的产权交易市场。

五、评述

纵观国内外混合所有制的发展状况，其与国情的独特性有着必然的联系。于我国而言，混合所有制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是却发展迅猛。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如火如荼，这将会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宏伟实践，国有企业改革也必然要求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推进混合所有制。

众多学者将混合所有制归为我国经济基础的发展趋势，并认为其产生、发展具有必然性，这与其本身巨大的优势密不可分。从企业角度而言，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从社会、国家层面而言，混合所有制能够加速改革开放的进程，真正实现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融合。

与优势相伴，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阻力不可避免。不同性质的企业追求目标不同、混合动力缺乏、股份制公司监控机制不完善、文化缺失等都阻碍了混合所有制的发展。相较问题，找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并非易事。健全的机制必不可少。加快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正确评估国有资产，提高非控股股东对公司管理的参与度，建立混合所有制公司自有的企业文化等都能有效地促进混合所有制发展。

国企改革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基础，认真研究发展中的问题并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尤为重要。这需要的不仅是政府、学者的智慧，更需要的是对政策的支持和强大的执行力，才能更快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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