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责任的时代培训解析

要化解和消除生态危机，就要遏制被资本和物欲所异化的人性，具体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要强化人自身的生态责任意识，健全人的生态需要，促使人们在关注人的生态需要和利益的同时考虑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态权利，在满足个人感性生态需要的同时诉求自身的精神价值生态需求，在追求个我当下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关切他人(包括同代人和后代人)、社会整体的长远的生态利益和需要。如此，市场经济社会才会获得坚实、持久的自然生态基础，才能促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类整体福祉的提升。其二，就政治来看，当今社会是民主政治社会。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个体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不同的个体(包括个人或一定的利益群体)都有着相同的生态权益，即都有权享有自己正当的生态权利、表达自己的生态需要和利益。然而，每个个体的生态需要和利益往往是相互区别甚至相互冲突的特殊的需要和利益，这必然导致人们在有限的地球生态资源中为了各自生态利益的实现而形成的紧张。在此情形下，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社会整体的生态权益应如何确立起来，如何予以实现呢?对此，现代民主社会通常采取的是“多数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多数人的生态权益将被肯定、被实现，少数人的生态权益将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那么生态权益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是直接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权益。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就是其最基本的利益，即便是为了实现多数人利益而以少数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为代价，也是与民主政治的基本性质相背离的。换言之，如果连公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利益都不能得到保护，那么以实现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目的的民主制度将是一种虚妄，这一虚妄的具象表达就是生态不公及其引发的社会政治秩序失衡。具体说来，在社会实际运行当中，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普通民众更多意义上并非自然资源的实际拥有者和享用者，而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承受者，他们分担了少数富有的既得利益者的生态责任，而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生态权利和利益，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态补偿都无法获得，这种生态权利和生态责任的不对等即生态不公将导致社会民众因自身生态利益无法实现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并油然而生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由此形成的焦虑和不满转而将指向社会，进而引发社会民众的紧张和动荡。那么，民主社会应该如何考虑每个公民的正当的生态利益和需要?

如何对社会普通民众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这就需要在民主制度中融入生态责任和生态公正观念，为每个公民追求和实现自身的生态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只有这样，现代民主制度才能合理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从而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引导人们的行为朝着自身所期望的内涵着生态公正的社会公正的方向发展。其三，从精神文明来看，当今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就科学技术而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促使人对自然的认知水平和改造能力得到空前提升，促进了人的主体性发挥和个性自由的发展，并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累积性增长。然而，科技进步在产生这一“造福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奴役或致死的可能性”［5］，这种可能性体现在科技进步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而造成的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在实际的社会生产中直接就造成了生态破坏。因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倾向依赖服务于扩大生产的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技术，这种技术的广泛应用在节省了劳动力的投入、促进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因为根据“杰文斯悖论”，增加能源投入以及用更多的能源和机械代替人力，意味着快速消耗更多的优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并且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致使整个生态系统不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社会，资本倾向于只是开发和利用符合资本逻辑的新技术，这种新技术将会带来的生态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以二氧化碳的排放为例，国际社会实际上早已拥有避免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快速集结的技术，例如公共交通系统，它与围绕私人汽车建立的交通系统相比能够大大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资本积累的驱动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最大限度依赖汽车的道路，因为这是创造利润的最有效的方式。正如当代法国生态思想家莫兰所言:“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愈益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5］而科技的进步之所以产生相伴而生的两种可能性，究其原因在于受资本操控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人类的责任感的分离而使其无法正确认识自身，以至于“造成了可怕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还不知道反省和自我批判”。［6］为此，人类社会要真正实现对科学技术的合理反思和批判，就要将生态责任意识融入科学技术自身的深刻变革中，使其服务于人的真实需要和人与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就其中的道德而言，伴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而来的是道德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导致现代人道德信仰的日趋失落。这集中表现为现代人殷殷关切的是自身金钱财富的积累，而对贫穷、社会不公、环境恶化等通常是置之不理的，“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可以想象，伴随着人的成长，他的头脑里只知道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环境的知识将一无所知。”［7］这一切对社会民众的消极影响明显地体现在道德义愤的丧失、犬儒主义的增长和政治参与的减少，人类的精神家园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一旦人们的精神世界被功利因素、世俗因素所占有，“沉默的羔羊”就会变成“凶险的恶狼”，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巨大冲击，而且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文明也难以保障。这就要求现代人要以高度的生态责任感对待道德的世俗化，积极建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道德规范和评价体系，促使人们以道德的、审美的心态对待自然生态。

当下中国社会民众生态责任意识缺失的原因

以当今社会对生态责任意识的价值诉求为圭臬来审视社会现实，当下中国部分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十分淡薄甚至缺失，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关注及对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的否定;对个人当下感性生态需要的欲求和对精神价值生态需要的遗忘;对个人自由和生态权利的片面追求和对他人(包括同代人和后代人)、社会的生态利益和需要的漠然旁观等等。理性地审视这种状况，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现代社会已经由传统的同质的单一社会变成了异质的多元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社会成员日趋强化着人的自我独立意识和个人权利要求的同时，也形成了对自身需要和利益的过多关注，进而造成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促使人们不愿承认个人忽视社会的需求是非理性的，不愿承认存在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整体利益，因此，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产生认同。相应的，人们也就不愿自觉承担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这一生态责任。其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就目前来看，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沿袭传统工业文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主要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层次的自然生态问题，如能源紧缺、有毒废料扩散、海洋污染、沙漠化、环境健康下降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是相互关联的，其中市场经济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是其重要渊源，因为“市场力量适应资本积累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8］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如果不强化生态责任意识，不实施强有力的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抵制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那么同样会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事实也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正如当代日本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岩佐茂所言:“即使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经济活动，如果急于产业化、工业化，热衷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从‘生产第一主义’的立场出发节约处理废弃物的经费，也会引发公害，这是很明显的事实”。［9］这一社会事实必将严重弱化社会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其三，西方错误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近现代工业文明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人本位主义，个人本位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集中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人的价值高于一切”，而人类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外在的工具价值，因而人无需对自然负责，只需对个人利益和感求的满足负责。这种价值观由于否定了自然作为人类存在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否认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完全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必然导致人们以利己主义的态度掠夺性地对待自然。正如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所描述的那样:“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10］这种掠夺性的伦理学、价值观的确使人们征服和占有自然资源的行为得到了某种“价值合理性”的解释或支持，从中张扬了人的主体性，表征着人的存在的丰富性。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在以往的历史上曾有过进步作用的话，那么在当今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地球和居于其上的生命受到严重危害的语境下，存在于生态系统并受无限膨胀欲望驱使的“人在展现自身‘质’的丰富性而对自然进行随心所欲的征服时，自然就以它特有的方式还暴力以虚无，即把施暴力于自然的人类导向非人化的虚无”。［11］简言之，受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支配的人，在异化自然的同时也异化了自身，使自身成为非人的存在，这个“非人”在把自然当作纯粹物质性存在的同时，也使自身丧失了意义性、超越性而“死亡”。这就是人类在工业文明进程中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后果地奴役、占有自然的行为选择和实践所必然要承受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的生态后果，而从属于“资本逻辑”的科学技术和道德无疑成为这一生态后果的“共谋”。可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对社会和自然的道德责任的背离。随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传播到我国，其对我国民众生态责任意识的确立和培育也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其四，社会民众自身认识的片面和观念的偏颇。就认识的片面而言，当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以“商品的庞大堆积”和“物”的大众规模消费为独特景观的“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社会存在本质的认识往往受到自身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局限而不免流于主观与片面。这种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使得社会民众在审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时，无法深入揭示这一关系的内在本质即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有机统一关系，这就导致社会民众极易忽略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承担责任的关系。就观念的偏颇而言，现代社会由于人的自主意识的凸显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使得人们只注重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生态问题，其生态责任意识也仅仅停留在关联日常生活利害的功利层面，从而缺乏形而上关照的意蕴，这就使得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很容易被当下的感求所取代与置换。由此说来，社会民众对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认知观念的局限和生态责任意识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他们难以克服偏私个人物质利益和代内公平，从而就很难理性自觉地从自然生态和未来人的角度构建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健康与和谐，生态责任意识的缺失成为必然。

高等教育对社会民众生态责任意识的培育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另一类是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理解。对立论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在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之间形成的毫无主次之分的“大一统世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存在物都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有着同样的获得道德关怀的权利，而具有理性意识的人对这个“大一统世界”负有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事实上，这种生态中心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乌托邦”而已。因为在价值关系中，作为价值客体的自然的价值属性是由价值主体的人以自身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赋予的，离开人的需要和利益，自然的价值就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人类与其他非人的自然存在物之间并非是一种无中心、无主次的完全等同的关系。而且，“把人类从‘中心’降格为普通物的地位，同时又要求人类担负起‘中心’应有的道德关怀和义务，这本身就是矛盾的”。［12］另一种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片面地承认自然界对人的工具价值及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权利的观念，必然促使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以至于最终超越自然生态承载力的限度，此观念正是社会民众生态责任意识缺失的理论依据。其实，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离不开自然。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人的本质的完善有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稳定;另一方面自然向人生成。自然的完整与和谐有赖于人的合理实践，因而，自然界是人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化的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节者、管理者。由此说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只有合理协调人的身心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为此，要科学地培育社会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就必须使社会民众形成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性认知。其次，高等教育要加强社会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就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导向。“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13］从属于“资本逻辑”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速了“附魅”于西方社会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趋恶化，以至于“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14］这一事实，既表明人类中心主义不再是人对自然生态行为必需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表明改变人的精神价值观念是当代社会化解生态矛盾、摆脱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培育社会民众生态责任意识时，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导向，合理地“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引导社会民众型塑一种既包含人的维度又包含自然维度，既能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要求，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和终极价值的生态责任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以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为依据，完成马克思所说的“自然解放”，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这种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人的解放自觉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旨在人的解放的自然解放”。简言之，在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引导下，实现自然－人－社会的有机和谐，进而推动全社会走上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生活幸福的文明发展之路。再次，高等教育要强化社会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就应该使社会民众懂得承担生态责任、履行生态义务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由之路，从而养成生态道德行为的自觉。

有些社会民众之所以淡化甚至缺失生态责任意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是与人类社会整体的、长远的生态利益实现相背离的，如果追求社会整体的生态利益，就必定会严重影响个人价值的实现。其实，个人价值与社会整体生态利益之间是内在关联的。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表达方式和重要内容，是人的生存及其完善的基本条件之一。若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人的生命价值、意义和尊严就无从谈起，人也就难以充分地实现自我。换句话说，只有社会整体生态利益的协调与发展，才会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公正的民主政治以及高度的社会精神文明，才能有个人自由和价值的实现。如此，人才能“诗意的栖居”于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有质感的本真的存在。最后，高等教育要强化社会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就应该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直面当今社会对生态责任意识的强烈诉求，高等教育工作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能够履行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就是对社会民众进行生态责任意识教育。这种教育既应是讲授生态知识的智力活动，还应是人的全身心的投入，因此，生态教育工作者不仅是拥有基本的生态学知识素养、理论素养和理性思辨能力的严谨的学者，还应当是一个持有深切的生态忧患意识和生态良知的一个勇于担当的“操心之人”，即通过教育实践去影响世道人心，进而“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推动国民健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消费观、人生观的建设。”［15］这既是生态责任意识教育对于教育者的现实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工作者应不懈持守的价值指向。只有具有高度生态责任意识的教育者，才可能培育出具有高度生态责任意识的社会民众。

作者：周怀红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