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作感想

音乐创作包括声乐作品（歌曲）与器乐作品（器乐曲）的创作两大部分。

一、“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结合

“主旋律”作品系指反映社会重大题材、表现时代重大主题以及涉及人生、历史重大问题与人类命运的作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音乐创作，都十分看重“主旋律”的作品。整个世界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也以“主旋律”作品为其闪光点，构成辉煌的篇章。例如德国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交响乐曲《英雄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进行曲《斯拉夫进行曲》，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交响乐《自新大陆交响曲》（《新世界交响曲》）；我国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等，都属于“主旋律”音乐作品的精品和经典。这些作品所表现的，都是时代、社会、历史、人生的大事件与大主题。

然而，艺术创作不是“主旋律”一枝独秀的孤家寡人的“一言堂”，而是多样化百花齐放的绚丽世界。在提倡“主旋律”创作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音乐创作的多样化，并使“主旋律”与“多样化”完美结合。

所谓“多样化”，系指除了“主旋律”之外的各种题材、各种主题、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一般以凡人小事、百姓生活、平民情感为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音乐创作也有许多成功的典范。例如贝多芬创作的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法国著名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钢琴曲《月光》，各国顶级作曲家根据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一首爱情抒情诗《迷娘》谱写的百余首歌曲；我国的古琴曲《高山流水》，唐代舞曲《霓裳羽衣曲》，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钢琴曲《庙会》、《二人转的回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都是多样化音乐作品的杰作。

“主旋律”与“多样化”互相交织交融，优势互补，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从而构成音乐创作的鲜活灵动、多姿多彩的大格局。

二、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结合

艺术无国界，作为情感艺术的音乐，全人类相通。因此，音乐作品走向世界，成为音乐创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成为衡量音乐作品成败得失、高低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事实上，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为全世界人民所共同欣赏、所共同拥有的。例如贝多芬的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三大歌王”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演唱的歌曲《我的太阳》（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选段）、《饮酒歌》（歌剧《茶花女》选段）等，都为中国听众所熟悉、所喜爱。

同样，中国的许多音乐作品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悉、所喜爱。例如民歌《茉莉花》，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写进他作曲的歌剧《图兰朵》中；郭颂演唱的民歌《乌苏里船歌》，被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汪立三作曲的钢琴曲《东山魁夷画意》，被评论为世界级的钢琴曲，表现的是日本版画家东山魁夷美术作品的寓意，可谓是“曲中有画，画中有曲”；宋祖英演唱的民族声乐作品，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特别是她的主打歌曲《爱我中华》，受到各国朋友的欢迎，并一起引吭高歌。

但是，世界性与民族性也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与前提，即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世界性又是民族性的目标和归宿。音乐作品要想走向世界，就必须在民族性上下大气力、花大功夫、有大作为、获大成效。

作为世界性，音乐创作强调抒情性特征，以强化情感含量为创作主旨，世界各国无不如此；作为民族性，中国的音乐创作在强调抒情性共性特征的同时，又以独有的抒情方式——“意境”作为个性，来体现共性特征。

所谓“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也是中国各种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意境”就是艺术中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是艺术中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既有来自艺术创作者主观的“情”，也有来自客观现实升华的“境”，即境中有情，情中有境，情景一体，意境统一。

“意境”具有若有若无的朦胧美、有限无限的超越美、不设不施的自然美。中国的文艺创作，包括诗、词、赋、散文、小说、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戏剧、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园林等等，都以“意境”为主要美学特征。在音乐创作中，这种成功的例证比比皆是。例如通俗歌曲《好大一棵树》、《两只蝴蝶》，民族歌曲《黄河泰山》、《长城长》等，都是景与情、意与境的完美结合。

因此，音乐创作首先要突出思想性，音乐作品对于德育和美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革命导师列宁，自幼就会弹钢琴；科学家爱因斯坦，自幼就拉一手好的小提琴。所以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说：“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同时，音乐的教育功能要寓教于乐，要潜移默化，要通过艺术性来实现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