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财税法律传统比较及其对商业的影响

［摘要］历史上中西方财税法律的差异是影响各自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上以直接税为主；西方以间接税为主。前者体现农业社会的特点；后者凸显商业文明的品格。这既由经济结构决定又对经济的发展路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财税法律传统比较商业

一、中西方财税法律传统的差异

财税法律既是国家收支运行的制度保障，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调节的经济杠杆。财税制度的模式、理念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范式、生产力水平、各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决定财税；财税又会影响经济。中西方不同财税法律历史皆根植于其不同的经济基础，并对其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向产生重要的影响。比较而言，其差别之一在于西方财税发展史较早完成了由直接税向间接税的转变，其税种侧重稽征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在商品流通中的增值份额；中国传统上侧重按人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如土地）收取固定的税金，无论贫富，一体分担。其差别之二在于西方税收经常按区域隶属关系分级征收，财税隶属关系的多元既弱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控制，也造就了税收与纳税主题的多样化，为私营经济和商业的发展预留了空间；中国传统上将税额由中央直接指派到每一个人丁和户籍，中央通过税收对每一个最基层的经济生产单位的控制富有力量和效率，政策微调都会对经济走向产生影响。其差别之三在于西方较早实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税法原则，事权与财权分立、征纳对象与税率分明，使纳税主体特别是商业经营者可以合理预期其税后利润，设定其商品价格；中国历史上的税收直接受制于国家财政需要，依政策调整不断变化，租税的加派和加征随意性很大，而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活动都与税收政策的调整相关。

二、 中国传统财税立法的特征――以汉代为例

我国封建社会系统的财税法律始于秦，定型于汉，其原则为后世沿用不辍。是故汉代财税法制可以成为研究我国传统税法原则的一个理想切入点。其赋税的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1)租税，即田租。封建社会生产力较低，基本属于短缺经济，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农业，是故租税不分。汉代租税税率由秦时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又改为三十税一，定为旧制。史载：“汉兴……上于是约法有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初法律《二年律令・田律》记载：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2)口赋，又称口钱，俗称人头税。汉代口赋最初专指三岁（文帝时改七岁）至十四岁未成年人所征的口钱。原定每年每人纳二十钱供宫廷费用，武帝时加征三钱供补充车马。史载：“民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入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

（3)算赋，是与口赋相同的另一种人头税，征收对象是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缴纳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史载：“（高祖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如淳曰“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4)更赋。更赋是徭役的一种代役钱。汉制，每个成年男子（二十三至五十六岁）皆在戍边之调，称为“更”即轮流服兵役，但又不可能人人成行，没有被征发者每年都要缴纳一笔赋税。即“诸不行者皆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也。”可见以汉代为代表的传统税收以土地和人口为基础，并附之以百姓的义务劳役，是一种典型的直接税。马克思指出:“直接税作为一种最简单的征税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最原始最古老的形式。”直接税的特点是依课税对象的外部标准规定税额，诸如人丁多寡、耕地大小，房产数量，并不考量当事人的实际支付能力，也没有任何扣除。

三、 西方传统财税立法的特征――以包税制与间接税为例

从税收体制上，西方传统上有弱化中央财税权力的倾向，比如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在行省范围内实行包税制。即由一些大的商业高利贷者将一省税收承包下来，然后再由自己去组织征收。法国等国家在中世纪也延续使用这种方法，这使得税收权力从中央到地方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层层落实，弱化了最底层民众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市民社会和契约理念的生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国家在封建社会中期广泛的采用了间接税。间接税主要在商品流转过程中征收，如消费税、关税、过境税等。这对西方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文明的兴起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特点之一，间接税发生在商品的流转过程中，较直接税更为隐蔽，不易为纳税人察觉。其特点之二，间接税非常有利于商业发展。因其是对商品课税，因而只要被征税商品能够按较高价格销售出去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就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身上，商品经营者负担较少的税收，在供小于求时还可以免予负担税收。间接税实质上是对商品生产者和商品销售者的优惠政策。其特点之三，间接税的纳税商品在初期以高档消费品为主，主要是封建贵族消费的奢侈品这使得社会财富集聚到工商业者手中，有利于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西方的财税理念较多的强调税收的一般目标即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其财税政策较少考虑工商业的发展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

四、 财税法与商业的发展路向

从根本上说，税收同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国家的经济模式紧密相连。税收即时政治国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调整其产业政策、选择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过去对中国传统税法与商业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中，过于侧重分析传统农业经济对传统财税体制进而对商业发展的客观影响，忽视考察国家财税法律政策对农业型国家的塑造和对商业发展路向的选择。而这种塑造力和选择性对国家工商业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力也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中国历史上的财税法律制度得重要特点就是以税收特定目（经济调整的手段性）大量介入并侵蚀税收的一般目的（国家运转的财政支持），根据征税人的经济利益需求对税收解释、调整和变动，致使商业的自然发展受到来自人为行政因素的干涉过大。“中国是大陆型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这也是形成中国传统财税法律特点的内在动因。汉代税法规定:“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即规定商人比常人多缴纳一倍的人头税。此外还加收商人的巨额财产税：“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并奖励对商人隐瞒纳税的举报“匿不自占，占不悉，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就是说商人隐匿财产不进行纳税申报或者纳税不实，别人可以向官府举报，并将隐匿的财产的一半作为赏金奖励举报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传统农业社会的财政不依靠利润丰厚的流通领域获得，而是通过赐民田、定傅籍的方式造成大量小自耕农成为国家纳税、服徭役兵役的社会基础。作为传统的“惠民”政策，政府常降低租税，其反作用是使田产多的地主受益而将税收负担通过更赋和人头税广泛地负担在普通民众身上。其结果之一导致百姓生活拮据、消费能力降低；结果之二社会资金主要投向土地。土地兼并的同时，工商业却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支持。这都是造成制约工商业发展的原因。

由古老的直接税体系向近代的间接税体系演变是经济发展的进程本身决定的。一个国家是否能进入现代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于政府是否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护。从中外财税法历史观察：国家的商业政策既来自于其经济模式，又对其经济模式的塑造、引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税种结构仍然以对商品课税为主体。税收负担直接涉及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国家是向商品征税还是向商人与商人的财产征税是解读国家商业政策的重要参照系。西方各国在历史的发展中将主要的税收对象分担在商品交易之上，是与国家鼓励商业增长、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密不可分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商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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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转引自许卓云:汉代农业[M],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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