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在出版业应用的几个问题

摘要：对我国出版业应用数字技术举步维艰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就出版业应用数字技术研究、复合出版意识、特色内容开发、行业边界、资金投入方式与人才培训六个方面，对比国内外的差别，说明问题所在，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数字出版　数字复合出版　数字技术

1993年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1996年将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列为实施这一计划的重大研究项目。经过近20年的不断开发，美国在这两个领域都有了迅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

我国图书馆界从1996年起，即跟踪国际发展趋势，开始数字图书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在国家相关项目的支持下，到“十二五”计划末期，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总量将达到10000TB，并正在实施“国家数字图书馆全国推广工程”，使国家图书馆的服务覆盖到所有社区与乡村。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CADLIS），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建成由4个全国中心、7个地区中心、22个省级中心构成的具有三级文献保障模式的服务网络。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则建立了以信息资源为主的信息资源体系，包括跨库集成检索、全院联合目录、原文传递和馆际互借系统，为所有科研人员服务的资源联合保障体系。从总体上说，我国图书馆界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不是太大。

相对而言，我国出版界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则举步维艰，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上游，出版界的现状不仅不利于图书馆界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信息基础建设也将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加快出版业应用数字技术的步伐，是数字技术在我国应用的当务之急。

一、加强出版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数字技术在出版业应用的研究，和数字技术应用的实际情况一样，只是在出版业之外火热，很少结合出版业自身进行深入探讨。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社全面应用数字技术的完整系统，甚至没有对于这样一个系统的理论说明。所谓数字出版产值大都是非出版单位的出版后行为，即使在一些出版单位进行了多年的数字出版探索，也依然在主体业务之外运作，没有深入到传统出版业务之中。

数字技术是当代社会各行各业普遍应用的技术，但每个行业如何应用，则需要这个行业进行深入研究，根据自身业务特点提出具体需求，量身定做，不可能拿来就用。不像有些人所想，只要有钱，有技术就行。如果数字技术在出版业应用的一些具体问题没有研究好处理方法，再好的技术也无法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对数字技术应用探索多年，取得不少成果，至今未能形成为整个出版社的全面应用系统，就是因为许多业务问题没有具体处理方法。北京出版集团与方正集团合作研发了一个不错的整体系统，也是由于出版业务上的一些问题未能有相应处理方法，系统不能及时投入实际运行，以致回过头来再做出版业务深入研究。

出版业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主要有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两个方面。

从微观层面说，一个出版社要做数字出版的事情，首先有个机制问题。山东友谊出版社有很好的’设想，并获得了资金支持，开始运作起来。但他们并没有数字出版许可，严格说起来就是不合法的。而且现有的数字出版许可都是集成许可，即一些IT企业集成图书或期刊，作为数据库成批发行，而没有具体每一种图书、每一种期刊的个别许可。因此方正集团在推广利用2008书版实现双轨出版技术时，出版社就问，这样出版的数字版图书没有书号，行吗？此事也就推进缓慢，等待数字出版机制的改革。

在讨论协同编辑技术时，出版社提出，主管部门要求三审定稿，必须有书面稿件。实施无纸编辑，没了书稿，主管部门能认同吗？又是一个需要改革的问题。

数字版书刊的格式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各个集成商，一家一个样。书刊出版单位采用哪一种，迫切需要行业有统一标准。

书刊出版单位实现自主出版数字版产品以后，如何销售又是一个难题，总不能自产自销，每个社都建立平台。可行业内又没有像传统书刊的数字中盘机构，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业内人士说，真正做起来，需要处理的具体事情很多，现在没碰到，一时说不清楚。比如，至今许多出版社对电子排版文件没有管理规定，因而到处散失；收集起来的，也无很好的管理方法，没有资产价值。仅此一点，全国出版界一年就损失几十亿元。

从宏观层面说，出版体制改革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尚未触及。北京出版集团在其《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分析》的研究报告中提出7点：体制和市场的矛盾（行政分工代替市场分工）；创意能力创意资源的占有不强（70％左右的畅销产品都是由民营图书公司策划的）；低层次的增长方式（品种增加，书价上涨，印数下降）；大量库存造成隐患（库存积压总金额超过当年销售总金额）；信用体系缺失下的行业资金链脆弱（退货无商量，回款无约束）；教材、教辅收入仍起支撑作用；上下游信息不对称。

我以为另外还有6点：中国出版业在为科学研究服务上没有明确要求，因而学术性出版薄弱；各地出版集团千首一面，没有专业化特征；期刊出版单位分散，没有整体发展实力；工具书出版严重滞后，无更新维护机制；没有走向世界的发行与信息报道机制（出版单位走向世界的力度是很小的）；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现象严重。

出版业在应用数字技术时，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研究。这些问题没有完善的解决方案，数字技术应用就可能是劳而无功。

二、强调复合出版意识。先出数字版。后出印刷版

当今社会是数字出版物与非数字出版物并存的时代，在相当长时间内会延续这种状况。因而出版业只能采取复合出版战略，兼顾多种出版形态。研究的着重点是如何应用数字技术提高出版业的信息组织与能力，扩大出版业的社会影响，增加经济效益，尤其是改善传统出版的生存能力。

复合出版，不只是能同时出版数字与非数字的出版物，而是要复合处理出版的全过程，从写作、编辑、排版、制作、、营销到管理的全部活动。因而数字复合出版系统与目前所谓的“数字出版软件”有很大区别。

1　处理过程不同

目前流行的一些“数字出版软件”是在图书期刊的电子文本的排版完成后再进行数字化加工，复合出版系统则是在电子文本排版过程中进行标识处理。前者只是利用排版结果，不涉及出版流程的改变；后者则要改变编辑出版的操作流程，并可为实现无纸编辑出版提供技术支撑条件，从而提高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水平，推进出版业的技术改造。

2　可实现自动编目

复合出版系统在电子文本的排版过程中，按国家相关标准对图书的属性数据进行结构化标识，电子文本完成后，即可产生该书的书目记录（中英两种文本），并可在图书电子文本付印前向社会，实现了完整意义的自动编目，使印刷版图书在发行中存在的书目信息长期不能共享问题获得解决。只有建成完整的书目信息系统，才能提高纸质图书的销售数量，体现“长尾理论”效应。目前的“数字出版软件”做不到这一点。

3　能充分展示数字版的特色

目前的“数字出版软件”只是对印刷版图书进行克隆，内容没有丝毫改变。复合出版系统是由出版者掌握两种版本的出版与发行，可以根据两者的区别做不同安排。如各种论文集，印刷版限于篇幅，往往只能收部分论文，其他存目，“数字出版软件”也只能照样复制。出版者使用复合出版系统却可在数字版中收入全部论文，比印刷版内容更全，显示数字版的特色。

4　可以成为真正活的书

目前的“数字出版软件”由于是由软件拥有者运行，因而不能开展编辑出版方面的活动。复合出版系统是由出版者运行的，可以按照出版者的要求开展各种活动。如通过网上对话，实现读者、编者、作者的交流。工具书的数据库化，还可把读者组织成为各种条目的增补者。

5　能做到数字版比印刷版快

当前我国引进的电子期刊的提供者主要为期刊出版商和期刊数据库集成商两类。出版商是指期刊的直接出版者，直接向用户提供服务。其电子期刊和印刷期刊基本是同步出版，甚至电子期刊比印刷期刊出版更快。如荷兰的Elsevier、德国的Springer、美国的WILEY、英国的Nature　PublishingGroup等。数据库集成商，相当于中间商，它通常与很多出版商签订协议后，将出版商的期刊集成在自己的数据库中，通过统一检索平台，向用户提供服务。如美国OCLC公司的ECO，EBSCO公司的ASP，BSP、ProQuest公司的ARL、ABI等。数据库集成商提供的电子期刊一般都有一定的滞后期，通常为半年至一年以上。我国几个期刊数据库多是由集成商运营，因而数字版滞后。

6　出版社拥有数字版

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数字出版软件”是由该软件拥有者操作的，出版社并不参与制作与运行，不能以此建立本社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更不能与现有管理系统融为一体。复合出版系统解决了这些问题，使出版者真正成为数字出版的主体，从而推动出版业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

但在目前发表的论述中，比较多的是片面强调数字出版物的优点，未来发展的趋势，宣扬传统出版物日益弱化，甚至即将消亡的论调，引起传统出版业从业人员的反感，进而对数字出版技术挑剔与抵制，片面强调传统出版物的长处，形成两军对垒。出版业从业人员未能成为应用数字技术的积极因素。

由于缺少出版业务人员的参与，许多数字技术在出版业应用的项目中，往往脱离出版业务实际，尤其是脱离传统出版业务，从而没有可操作性。内容为王成了空话，更多的是平台为王，渠道为王，终端为王。“出版社提供内容，电商提供数字化平台”这一畸形现象，反而成为公认的产业链。从总体上说，出版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缺少全面规划。在数字出版的研究中，只见数字，不见出版；在数字复合出版工程的一些项目说明中，只有数字出版的一面，很少有传统出版业务的踪影，更少有利用数字技术改进传统出版业务的举措，强调的是传统出版业务人员如何学会他们很生疏的操作技术。

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不只是中国的传统出版真的要消亡，数字出版会是什么样子也是很难设想的了。

现在，双轨出版软件已在部分出版社试用，关键在有关部门要重视这一问题，抓紧推广应用，以走出复合出版的第一步。

三、重视有特色的内容开发

数字技术应用的本身，并不能为出版业带来经济效益。而是在应用数字技术的条件下，对内容进行深层次、有特色的开发，为出版业开辟一个新的营利天地。必须认识到，只有创新，而不是复制原有“存量资源”，才能产生财富。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外一些著名的工具书就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编辑出版。目前，国内许多数据库集成商在做，或者打算做工具书数字版。但都是在工具书出版后再制作数字版，不仅成本上不合算，功能上也不全面。最重要的是不能发挥数据库效率以提高编辑质量，缩短编辑周期，以致一些工具书刚出版，就成为陈旧的条目解释，过时的统计数据，失效的事实信息，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加之没有实时维护功能，更成为无源之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数据库方法编制工具书，技术上已相当成熟，是双轨出版较早做到的一个方面。但由于体制不顺，加之出版业对数字出版的认识滞后，使这一做法没有得到普遍应用。但由于社会的需求，现在已经到了全面实施这一做法的时候了。

关于会议录，学术界的年会很多，而且多是科学讨论性的会议，其会议文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国际上各个发达国家的学术会议，都注意出版其会议文献，即Proceeding。有统一名称，连续出版，并且有ISSN号。和期刊一样发行，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我国学术界很重视这个类型的出版物，图书馆界大都不惜重金订购。

在国际图书馆界，对会议文献的处理，还有专门规定。国际引文索引，也收会议文献的论文，和期刊论文同样对待。

但我国出版界，对学术会议的文献重视不够。多年来，没有一个学会有系统的会议文献。各个学术团体的会议文献，因出版社索要出版费用颇多，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年在这个出版社出，明年换另一个出版社出，因而不成系列。其学术价值大受影响，利用也很不方便。不能反映我国科学技术的成果，也不能显现我国学术会议的重要地位。

现在要组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对于会议文献，就要进行整合，要把在各个出版社出版的同种会议文献集合到一起，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又势在必行。而且需要确立今后学术会议录的出版规范，从源头上加强数字资源的建设。

至于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在“亚太医学数字出版高峰论坛”上，万方公司的技术人员说他们努力使中文期刊的数字版内容与印刷版内容同步，目前已能在印刷版出版后十天内将数字版上网。与会的图书馆人士对此却不认同。他们要求数字版能在印刷版之前上网，因为有了数字版才能有印刷版。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万方医学网上的中文期刊的数字内容能和外文期刊一样，不但已发表的论文能及时，虽未发表，但已决定将要刊登的论文也可提前上网。他们也知道，这不是技术人员能做到的事，因而希望期刊编辑部能做到这一点。

这本来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在目前体制下，却不能实现用户的这一要求。由于我国的期刊网还是初步的数字化操作，即由网络运营商，从期刊编辑部获取期刊印刷版（或其电子文件）进行结构化加工，组装成数据库对用户提供服务；不是由期刊集团自行组织上网服务，印刷版与数字版不是同步进行，仍然是在期刊出版后，再做数字版的处理。这样，数字版的内容也只是印刷版的复制，没有新的内容。

国外一些期刊集团的数字版，其文章的内容已发生了变化。作者提交给编辑部的内容不再受印刷版表现能力的限制，作者会同时提交各种形式的仅供数字版使用的补充内容，如声音文件、数据和动画等，因而数字版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也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国内无法做到。编辑部与技术运营商是两个单位，不能统一处理印刷版与数字版的操作。

还有超链接的问题，Scholar　google是一个具有超链接功能的学术检索系统。在学术著作之间，相互引用的文献，可以进行实时链接，从一篇文章进入另一篇文章。这个功能的实现，除了技术因素，需要论文编写的正确性，还要有引文标识的规范化。我在Scholar　google系统，以我自己的名字进行检索，刊载于《大学图书馆学报》上的《“馆藏资源数字化”与“数字资源馆藏化”的抉择》一文，在有关文章的引文表达中竟有9种不同描述。

这一情况当然不能很好实现系统的超链接功能，原因自是引文描述错误所致。改变这一情况，以国内目前各数据库集成商，用印刷后的印本期刊，或付印的电子文本进行期刊数字化处理，当然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在期刊编辑部进行严格的编辑校对，也就是在期刊编辑校对过程中就要实现数字化操作，而不是在出版以后才去做数字化的事情。

如果不能从体制上突破，我国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将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最近新闻出版总署的《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机会，有关方面应当抓紧推进落实。

关于图书的专业化品牌意识，山东友谊出版社很有远见。他们打算做两个品牌。一是“山东旅游”，一是“尼山书屋”。关于旅游，全国的做不了，做山东的有条件。与旅游部门合作，已开发了部分资源。“尼山书屋”则是与尼山论坛组委会合作，在第二届论坛举行时，举办了“十年文明对话书展”。以图书形式展示中外文明交流的成果。书展展出了来自全国130多家出版社的1000多种图书。参展图书是从国内征集到的图书中精心筛选，最终经专家审定的。作为尼山论坛的系统工程之一，书展今后将成为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论坛同步举办。为此，尼山论坛组委会将和山东友谊出版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设立“尼山书屋”，永久珍藏和展示历届尼山书展的全部图书。

中国标准出版社的做法也很说明问题，他们将该社出版的国家标准，全部制作成数字版，不再发行印刷版，用户上网检索，提出订购需求，出版社提供按需印刷服务。他们在全国设了50多个按需印刷服务点，充分满足了市场需要，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每个出版集团，每个出版社，都可以打造自己的专业品牌，从而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规范行业边界

数字出版技术只能是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中的应用，不能超出这个范畴。如果认识有所偏离，一方面会混淆社会的行业分工，另一方面又不能正确把握本行业数字化应用的健康发展。不能把不是出版业的行为也纳入数字出版。例如，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印刷，这可以是出版行为，也可以不是出版行为，因而不能把数字技术在印刷过程中的应用完全归人数字出版之中（传统印刷术也是如此）。由此进一步说明，并不是所有应用数字技术进行印刷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出版物，相当大的部分不是出版物。至于以数字形式写作、编辑、的作品，更不全部是出版物。

再如，把已经出版的印刷版图书期刊进行数字化复制，结集成库发行，这只能是其他行业对出版成品的利用，而不是出版行为。把从事数字复制、传播的单位说成是新的出版部门，或给予其数字出版权，或把他们的收入归入出版系统，与出版业的基本职能是不相适应的。我们能说谷歌、百度或者联通、移动这样的网络经营者属于出版行业吗？

之所以产生这一误识，与英语publish的多义有一定关系。Publish除出版的意思外，还有、发表等释义。国外的一些所谓数字出版公司，实际上他们的业务范围很广泛，包括产品说明书的设计印制、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开发等等，他们认为广义上都是publish，但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出版。

因此，所谓网络出版、手机出版，应当是网络、手机。现在由于说的人多了，“积非成是”，似乎已是改不过来了。所谓“大出版”的概念，是把出版后的事情，也纳入到出版范畴里边来了。把非出版行业的收入算入到出版业的名下，对国家的GDP增长，对出版业自身的发展，并没有实际意义。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印刷技术与数字技术都是信息技术的范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功能不断增强，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入，应用范围则无比扩大。但每一个行业的应用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为技术功能扩大而模糊。此前，图书馆界把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扩展至出版领域，引发了许多知识产权问题。这一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清除，目前社会上的一些误识与此也不无关系。

最近的《2011—2012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指出：“尽管数字出版业在2011年获得快速发展，但传统出版数字化步伐较慢，数字出版人材匮乏，数字出版标准不足，数字版权意识淡薄等困扰数字出版多年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推进我国出版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实在是重中之重。

五、改善资金投入方式

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在技术装备上要有大量投入，在内容开发上，同样需要有巨额资金的支持。从国家财政支持的角度，要兼顾到这两个方面。而且内容深层次开发的费用需求，较之技术装备的费用需求还要高。

以工具书的数据库开发而言，数以千计的工具书建立数据库维护体制，费用相当惊人。一部《中国地名大辞典》，编辑费用花了数百万元，历经多年，一出版就过时。若要有实时更新机制，就要有专门队伍，每年需要数十万元。全国的地方志，编制成不断更新的数据库，每年没有上千万元的维护费用，是做不到的。但他们的经济效益也将是可观的，需要国家在这方面有大的投入。

出版业要走出去，主要靠数据库的信息服务。一般版权贸易与图书销售挣不了多少钱，而大众化读物与教辅读物只能掏国内读者的口袋。我们进口也是如此，主要是数据库与期刊花钱多。过去认为我们的内容没有价值，因而不重视。现在情况不同了，关键在我们的选题准确、开发得当。

国家在出版业数字转型技术装备上的投入，应以支持出版业为主，由出版社去购买技术。国家可加以引导，像“748工程”那样，间接支持国产软件。直接支持IT企业，许多问题不好处理。最后还要支持出版社花钱去买，形成重复投入。在平台建设上要支持类似美国巴诺或亚马逊那样的图书发行商，而不是谷歌那样的网络商。当前尤其要倾向复合出版的项目，纯粹的“数字出版”应放在次要地位，因为那些不是出版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项目，也需要与数字出版的事情联系起来。许多重大的出版工程，依然用手工方式编辑处理，既浪费人力物力，也未能藉此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关方面的统筹安排极为重要。

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既有技术攻关难题，又有体制改革重任。举步维艰，欲速不达。重大的、全局性的项目不好确定，“数字复合出版工程”的重新启动，“数字化出版服务平台”的论证，看来都不是很快能解决的。能否先支持几个具体项目，在他们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扶持，以求突破。

六、抓紧人才培训

出版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即从单纯的传统出版转变为数字复合出版，必然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材。因而人才培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虽然大家都强调这件事，但由于没有一个行业转型的全面规划，因而人才培训也就缺少计划与目标，也没有合适的教材。已有的一些教材，大都只是数字技术的阐述，很少与我国出版情况与出版业务有所联系。

我们的教材既不能照抄国外的，也不能是只讲数字技术。应当是在深入研究改进我国出版体制与操作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国外经验，消化数字技术，编写出适合我国传统出版业务人员使用的教材。并且在行业转型规划的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人才培训。

必须使业界人士明白，应用数字技术是时代对出版业的要求，也是出版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而是当代出版人的历史责任。但若总是以已有出版成品进行复制，我们的内容产业永远不能提高；以现有出版格局为基础研发数字技术应用系统，我们的出版事业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

培训的基地，可利用现有的教学单位，也可以建立几个培训基地。因为培训内容的实践性很强，最好是在已形成基本系统环境的地方进行，便于实际消化所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