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旅游经济影响研究论文

[摘要]社区居民人口特征的不同可能会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产生差异。本文从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现在家庭年收入水平4个方面，运用t检验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考察不同特征社区居民之间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差异，结果显示：年龄因子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没有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水平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有显著影响，但是三者并非都对所有的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因子有显著影响。[关键词]不同特征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差异随着农业旅游活动的不断升温，农业旅游影响已引起学术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社区居民对农业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及差异研究却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农村社区居民是农业旅游区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感知好坏关系到农业旅游是否能健康和持续发展；其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本文选取典型的农业旅游社区作为研究区域，试图通过调查社区居民的不同社会人口特征来分析他们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差异。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我国学者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通过提取经济指标来加以测量，如旅游总收入、税收、旅游就业人数、外汇收入、相关产业的经济收入等，通过从政府部门或者统计年鉴上收集经济指标的相关数据来说明问题，目前，旅游经济收入评估的有效方法为旅游卫星账户，该方法主要也使用旅游收入增加值作为旅游经济影响的衡量指标。因通过问卷调查直接获取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数据来研究旅游经济影响的比较少。因此，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t检验和因子分析法来研究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及差异。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的第一手数据。根据研究的设计和研究对象的分析，选取了长沙县黄兴镇蓝田新村、黄兴新村、麓芝岭村和荣河新村等四个村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于2007年3月5日至4月1日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82份，共得到有效问卷682份，样本有效率为87.2%。通过借助SPSS13.0对调查数据进行了信度检验，得到α=0.840>0.7，表明数据的可靠性比较高。二、样本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及统计，得出研究地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特征于表1注：N*：总样本数量；漏损值**指问卷中未填答项，在计算比例时未计入。从表1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特征统计发现，调查样本主要有如下特征：1.性别特征。本次调查到的782位居民中，有28位未填写性别，有效样本显示男性有354位，占46.9%；女性有400位，占53.1%。女性比男性高出6.2%。2.年龄特征。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年龄主要集中在中青年阶段，以18岁～50岁年龄段为主，占被调查者总数的84.8%，其中，18岁～30岁年龄段占15.5%，31岁～40岁年龄段占36.7%，41岁～50岁年龄段占32.6%。18岁以下和51岁以上所占比例不高，其分布情况为，18岁以下的居民占3.1%，51岁～60岁占9.3%，60岁以上占2.8%。3.教育特征。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绝大多数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中专水平，占总数的57.2%，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3.9%，其他依次是大专及以上、小学以下（未读书或者小学未毕业者），分别占5.0%和3.9%，这是因为本研究调查的对象都是农村社区居民，和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基本符合。4.收入特征。统计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镇旅游开发后比开发前有普遍增加。开发旅游前家庭年收入以4501元～6500元段内样本数最多，占总数的34.9%；其次是年收入2501元～4500元段的样本，占总数的24.5%；再次是年收入500元～2500元段内的样本，占总数的16.7%；家庭年收入6501元～8500元段内的样本占总数的13.0%，8501元～10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占总数的6.3%，家庭年收入在10500元以上段的样本只占总数的4.7%。开发旅游后家庭年收入变化明显，被调查的居民家庭年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者增多，以6501元～8500元段内样本数最多，占总数的24.7%；家庭年收入在10500元以上的居民增加其次，占到总数的20%；8501元～10500元段的居民增加也比较多，占总数的19.0%；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相对都在减少，500元～2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只占总数的9.1%，2501元～4500元的占总数的7.5%，开发旅游前的家庭收入水平最集中的4501元～6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只占总数19.7%。旅游开发前后的家庭收入水平对比结果，验证了旅游开发对调查社区居民的经济生活中收入水平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旅游开发前后家庭年收入在105000元以上的样本段的比率增加了15.3%，说明黄兴镇通过旅游经营致富的家庭个体逐渐增多。[1][2][][]三、整体样本社会人口特征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关系为了研究社区居民人口特征的不同是否会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产生差异。本文从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现在家庭年收入水平4个方面，运用t检验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考察不同特征社区居民之间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差异。（①表示差异不明显）表2显示：不同年龄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感知上无显著差异。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性别对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差异。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上无显著差异（р>0.05），但在“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的强度上女性显著高于男性（t=17.120，р<0.0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F=6.213，р<0.05）及“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F=4.490，р<0.05）的感知有显著影响，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居民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各个受教育程度段；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和“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的感知上无显著差异（р>0.05）。家庭年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都有显著影响，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家庭年收入水平在“50000元以上”（相对高收入者）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水平段，说明高收入者在旅游开发中受益要大，收入支配意识要强；而家庭年收入水平在“20001-30000元”（相对中收入者）的居民对“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等收入的居民正处于在旅游开发中“未受益-受益”的转变阶段，所以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较为敏感。四、结论1.在社会人口特征中，未发现年龄因子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有显著影响。2.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水平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有显著影响，但是三者并非都对所有的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有显著影响。从性别特征来看，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中的“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因子的感知上有显著差异，女性感知强度要高于男性；从受教育程度特征来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中的“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因子的感知上有显著差异，社区居民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感知强度要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居民；收入是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影响最大的因素，从家庭年收入特征来看，收入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都有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水平段。家庭年收入水平中等的居民对“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段。参考文献：[1]李江帆李美云: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J].旅游学刊,1999,(5):16～19[2]罗明义:旅游业税收贡献的分类测算方法[J].旅游学刊,2001,(5):46[3]左冰:中国旅游产出乘数及就业乘数的初步测算[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6):67[4]黄进:利用卫星账户测算旅游业增加值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5,(4):26～29[5]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