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业重构

美国新闻业正处于变革时刻,这是一个主流报纸和电视迅速让位于在收集和新闻方面更为高效的媒体的年代。众所周知,这个国家的报纸长期依赖广告作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如今这一基础正在坍塌,而报纸作为这个国家一直以来的主要的独立报道来源,正面临且战且退的形势。越来越少的记者在越来越少的版面上,报道着越来越少的新闻。20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大型都市类报纸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但随着他们的主流读者的流失,这种优势正在终结。商业电视新闻,曾经是印刷版报纸的主要竞争者,其受众规模、广告收入、报道内容也在持续萎缩。

尽管有很多人频繁唱衰这两种媒体,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报纸和电视新闻不会消失。但是在迅速变化的数字新闻世界中,他们将会变得较先前弱势,新闻报道的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新闻的属性正在被重构,新闻报道正在被通过更多和更多种的新闻组织――新媒体或传统媒体――出去。

新媒体崛起的背景下,美国新闻业面临的现状

问题是,这样的转变来得太过简单:什么将会替代转变过程中我们失去的?新的媒体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的报道会不会达到或者超过如今的新闻行业的水平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做,以保证新闻报道的独立性、原创性和可信度?我们确信,如今和在不远的将来做出的选择如果是合理的,则不仅会有长远的效果,而且会给很多人带来好处。

很多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互联网和那些抓住潜力的新兴媒体已经使在更广范围内采用新的方法收集和新闻成为可能――并且这些行动经常是很简单的。如今不仅是报纸和商业电视在做新闻,新兴的在线新闻组织、非盈利性的研究项目、公共广播电台、大学里的新闻组织、由市民参与的社区新闻网站、博客也在做这件事情。总之,他们正在创造的不仅是更多样化的独立报道方式,而且是对新闻的不同定义。

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具备共享性和协作性。新闻的收集者如今不仅包括编辑部雇员,还包括自由职业者、大学教师、学生和市民。如今对于新闻报道的财务支持不仅来自广告客户和订户,同时来自基金、慈善捐款、学术和政府预算、特殊利益群体和读者与观众的自愿捐款。在不同类型的新闻收集者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竞争,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自愿与先前的竞争对手分享资源和报道。这增加了他们生产的新闻的价值和影响力,同时也创造了传统媒体的新的生存模式。“我看到了未来,那就是相互合作,”英国《卫报》编辑阿兰・罗斯伯里德说。他看到了新闻业的协作方式的出现,他称之为“协作化的报纸”。

互联网使得一切成为可能,但是互联网也破坏了传统的美国新闻业的市场。互联网免费信息的易得性和低成本广告已经动摇了大规模的、近乎垄断的新闻组织对于受众和广告客户的掌控。但如果没有现在的纸媒体的印刷版和数字形式的同时存在,可信的独立新闻报道是不可能繁荣的。但是,看起来目前的印刷媒体,即使是规模最小的印刷媒体都无法单纯依靠目前形式下的在线收入维持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发一个综合多样的方式来支持新闻报道的原因,这样的一种方式必须包括慈善事业和政府力量这样的非市场化的资金来源。

美国独立新闻报道的力量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的新闻报道的方式并非发源于一个不可打破的传统。实际上,新闻业的改变有时是戏剧性的,是随着国家的变化而改变的――经济(比如主要城市的大型零售商业的发展)、人口(因为人口经历了从农村向城市,然后又向市郊流动的过程)、政治(早期报纸很多由政党控制,后来多数报纸脱离了政党的控制)。在美国建国初期,报纸基本不做本地报道――实际上,那些早期的报纸多数都是4个版的周报,他们刊登的外埠新闻量远超过本地新闻,主要报道那些他们通过邮件从伦敦的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就好像今天的互联网干的事情。本地新闻多数都是短讯或者来自读者的投稿,没有经过证实。

直到19世纪,报纸都是主要的观点者,报纸的出版者们尚且在生存上依赖于政党。直到19世纪20年代之后,他们才开始雇佣记者来主动收集新闻,而不是坐等新闻上门。到19世纪末,城市报纸变得更加繁荣、雄心勃勃和强大,一些报纸开始宣称他们在政治上的独立。

在20世纪的前半段,即使报纸的收入已经足够支撑其形成更加专业化的采编文化,报道仍然经常受制于政府。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在规模较大的都市报工作的记者开始显露出越来越强烈的对于政府和其他权力中心的信息的质疑。更多的报纸开始鼓励“负责任的报道”,这些报道经常针对那些对我们的生活拥有力量和影响的目标――不仅是公职人员,还包括商业和教育、文化机构。

上世纪最后几十年富足的广告收入给了很多都市报一个显著提高报道质量和数量的历史性的机遇。《美国新闻学评论》开展的一项关于全美10家大规模都市报的内容研究结果表明,1964～1965年和1998～1999年相比,这些报纸的新闻内容总量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对于新闻的概念也在改变着。根据研究,本地新闻、全国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总量从35%下降到了24%;商业新闻从7%上升到15%;体育新闻从16%上升到21%;特写报道从23%上升到26%。报纸从对于政府执政的重点关注、对特殊事件做出回应,转变到对于公众生活的方式和潮流的更宽范围的理解,不仅关注政治,而且也关注科学、医药、商业、体育、教育、宗教、文化和娱乐。

这些变化部分是由市场来推动的。报纸用这些转变来寻求减少读者转向广播或者有线电视、杂志的损失。同时,这些变化也由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运动所推动。妇女运动带来了诸如性、性别平等、生育控制、流产、以及监护权等话题。环境保护也构成了每天新闻报道的科学与医疗问题的内容。

这样的新闻如今是否被美国新闻媒体的变化所危害?或者说,新闻界还在独立报道那些需要关注的重大的公众利益问题吗?毕竟这对于社会就像干净的空气、安全的街道、好的学校和公众健康一样重要,这是新闻报道、解释分析和阐述观点的本质目的。同时,新闻报道也为人们参与社会和日常生活提供着关键的信息。

报业与新媒体: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信息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市民都能够收集信息、调查权力、提供分析。即使传统的新闻组织一起消失,信息、调查、分析和社区内的沟通交流也不会消失。但是一些别的东西将会丢失,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信息,还有新闻对于公众议程和普通受众的判断趋向的引导。很多报道、分析和调查都必须由具备稳固的组织支持,包括资金、后勤和法律服务作为强大的后援的有经验的专业记者才能完成,只有他们才能把高质量的报道成果展示给大众。组织的权威或重要性经常能保证编辑部的工作不被忽视。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现在的变革时刻变成美国新闻业重构的时机,使得独立的新闻报道能够鲜活地、从传统媒体的趋弱中被放大浮现出来。这可能对于拯救任何形式的新闻媒体都不是最关键的,包括印刷版报纸,而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保持独立、原创、值得信赖的报道,不管媒体是大众化的还是追求利润的,不管媒体以何种形式存在。

人们发现,有如此多的新闻,无论是电视上的、广播上的还是互联网上的,其最初都来自于报纸的报道。报纸是绝大多数本地新闻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本地新闻比全国、国际新闻或者调查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原因。

同时,由新技术和风险投资联合起来的数字技术,正为新闻报道开启着新的可能性。记者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更广泛的资料搜索,反复地“升级”他们的作品,更彻底地追踪新闻,更容易地求证真实性,与竞争者们相互比较,让读者来丰富和验证报道。当然,实地调查报道仍旧是基本的,但是,今天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有特别的机会,因为记者们能够在互联网上发现如此多的信息。

《洛杉矶时报》记者贝蒂娜・鲍科索和朱莉・卡特获得了2009年度普利策奖的解释性报道奖。他们通过综合使用互联网和亲身报道,分析了为什么野火的数量和强度在加州增强了。他们通过在谷歌搜索中键入“森林服务”和“退休”两个关键词,找到很多美国森林服务机构的退休人员,然后对他们进行采访。“互联网,”鲍科索说,“已经使得基础性的搜索更快、更容易,结果更丰富。但是它不能替代亲自到现场的采访或是叙述。”

报纸的独立新闻报道发生了什么

季度报表日益成为一些大型报业集团老板和经理们的重要工作依据,他们离报纸的编辑部和他们所报道的社区越来越远。为了在广告收入下滑的同时保证收入,一些报纸的所有者开始缩减新闻报道的人员和版面。在很多城市,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即使在网络大规模地竞争报纸读者,以及分类广告网站吸引大量的分类广告资源之前,报纸已经开始减少新闻版面了。

互联网革命加速了印刷版报纸读者人数的下降,报纸通过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免费内容作为回应。现在看来,这也许犯了一个商业上的错误,但是,那时报纸的动机是为了让网上的内容吸引新的受众和广告,而那时互联网上的信息已经是免费的了。尽管报纸网站的读者增长很快,但结果是很多增长只是昙花一现,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受到了搜索引擎、博客等提供的内容链接的指引,才来到报纸的新闻网站。最初的流量增加,帮助报纸网站实现了一个短暂的网页广告繁荣期。但是,最近报纸网站的收入开始走平,其收入与印刷版报纸收入的下降相比微不足道。

报纸的经营迅速恶化。利润陡降,尽管他们一再地缩减成本。一些报纸开始流失现金,很多收入下降的报纸已经难以支持他们的老板不断地向新的产业扩张。论坛报系,从《洛杉矶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到《每日新闻》、《巴尔迪摩太阳报》、《奥兰多哨兵》相继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几个小一些的报系和个人所有的大都市报如明尼阿波利斯、费城的报纸也相继破产。在丹佛、西雅图和图森,在2008年还是一城两报,现在那些有百年历史的报纸已经停止印刷版的发行。全美超过百家报纸已经取消了其周六或是其他时间的印刷版报纸。

仅仅几年时间,很多报纸以半数的数量裁减采编人员,大幅减少他们的新闻版面。《巴尔迪摩太阳报》的编辑部从400余人缩减到150余人;《洛杉矶时报》的采编人员从1100人缩减到不足600人。

各种研究表明,全美的报业采编人员,从1971年的约4万人,到1992年达到了6万余人,在2009年,重又回到4万人左右。

在多数城市,从事市政、学校、社会福利、城郊生活、本地商业、文化、艺术、科学或者环境报道的报纸记者越来越少,被派遣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也在减少。多数大报缩减了驻外记者的数量,这些记者先前很多是驻华盛顿的。全职报道华盛顿政府新闻的报纸记者的数量从2003年的524人下降到了2009年的355人。大量的关于政府、经济活动等内容的报纸报道就这样轻易地消失了。

这样的状况将会持续,一直到报纸和报纸的新闻报道不复存在吗

并非所有的报纸都处于危机中。较少受到经济下滑和网络媒体等伤害的报纸是那些小城市的报纸,没有竞争对手,没有当地电视台,也没有互联网分类广告覆盖。那些报纸的记者人数多年来保持一定的规模,他们始终集中精力于本地新闻。他们当中的一些已经通过向浏览其网站的非付费订户收费,来制止其纸质报纸的广告和付费发行量的下降。尽管他们没有吸引到很多单纯的网络版的付费用户,但他们的发行人认为目前为止这种方法保护了他们主要的印刷版订户和广告收入。

更多的报纸正在认真寻找让读者为他们的网络内容付费的方法。他们的发行人一直在讨论来自互联网部门的各种不同的建议,包括改进数字订阅技术、小额付款(多指针对单篇文章的在线付款)、便于读者捐款的鼠标点击付费机制、使报纸能参与转载他们内容的网站广告费用分成的B-to-B解决方案等。

只有个别大型报纸已经开始对其部分有特别内容的数字新闻收费了。《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对他们的网络访客收费,《华尔街日报》同时对其发送至移动终端(比如黑莓和iPhone)的新闻收费,《匹兹堡邮报》为付费会员提供包含采编人员博客、视频、聊天和社交的网络服务。

一个名为“在线新闻”的机构正在进行一项大胆的冒险,声称数以百计的日报和周报发行人已经与他们签署协议,同意通过他们建立的一个综合网站,使在线读者用一个账号和密码就能付费订阅很多在线出版物。硅谷的一位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可以识别每个新闻机构的数字内容的“指纹”技术,这项技术可以用来确定报道的内容在哪些网站上曾经出现过,跟随该篇文章了哪些广告。该技术的持有人为加入其“公平辛迪加协会”的发行人们提供与转载者分享广告收入的机会。美联社最近宣布了一项追踪美联社及其会员报纸的新闻去向的策略,要为被转载的内容在金钱上要个说法。

记录新闻消费者网络阅读行为的技术,使得新闻组织能够把具备特定特征的读者群以较高的价格售卖给广告客户。谷歌还为发行人们提供了一些使用他们的搜索引擎来为报纸的数字新闻寻求付费的方式。但是,基于互联网海量信息的相对免费的文化,没人知道这些方法是否能为新闻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一直以来就有慈善机构或是基金会作为捐赠机构购买和运营报纸的建议,就好像目前美国博物馆的运营方式一样。但是,要想运营一家大规模的报纸,往往会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美国参议员、马里兰州的本・卡丁已经提出了一项法案,允许报纸变成以教化为目的的非盈利组织,类似于慈善机构、教育机构。社会给报业的捐款将是免税的。但是,这项法案目前还没有走出国会。

尽管如此,如果刨除报业集团的一些所有者的过度举债,很多报纸仍旧是有利润的,这些报纸可以通过正在进行的破产重组和所有权变更来解决面临的很多问题。很多报纸正在试图将印刷媒体和网络运营相整合,以创造出能够既节省成本、又更有魅力的真正的多媒体新闻组织。

越来越多的报纸也开始通过联合其他报纸或者其他形式的新闻机构,来补充自己因为削减开支导致的新闻来源的减少。比如,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探询者》、《代顿每日新闻》等8家规模最大的地方性报纸已经形成了“俄亥俄新闻团”。他们共享州内市政、商业、体育、艺术和娱乐新闻,各种特写报道、社论、照片和图表。各家报纸独立工作,但通过合作,使得各家地方报纸可以把有限的力量投入到调查性报道这样的领域中。

当报纸大幅裁员和裁减新闻版面以缩减成本、维持生存时,他们也减少了对于读者和社区的价值。同时,他们把曾在自己报纸工作的大量训练有素的人推向了本地的互联网新闻机构。这就造就了未来地方性报纸的雏形:更少的雇员、更少的收入和利润――将会试图同时做多样工作:同时发行印刷版和电子版,发明新的产品和现金流入,寻找合作伙伴以更低的成本帮助他们生产更高质量的报道。

为什么电视和广播不能弥补报纸新闻报道缩减后的空白

一些本地电视台有时会做一些非常好的本地和地区报道。然而,即使在他们最好的年份,多数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记者数量都远少于当地报纸。1999年对于19个城市的59家地方电视台的调查发现,他们90%的报道是关于事故、犯罪和有计划的事件。近些年,随着地方电视台的广告费率和广告收入迅速下降,他们曾经惊人的利润率大幅下挫,很多地方电视台已经在缩减本来就不多的新闻采编员工。电视台生产本地新闻的数量也在持续下降。比如隶属于美国广播公司的几家地方电视台,已经同时放弃了本地新闻报道。全美大约有205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如今是由本城市的其他电视台提供。

过去,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要求电视台的所有者必须提供他们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事实情况,才会为他们年审广电从业许可证。但是,如今FCC已经不能有效地对地方电视台进行“公众服务”方面的考核了。

至于广播,除了一些大城市的纯新闻电台,多数商业电台只做很少甚至是不做地方新闻报道。由全国公共广播提供的全国和国际新闻的听众数量正在增长,但只有很少数量的公共广播电台提供大量的本地新闻。美国国会曾于1967年通过了现行的公众广播和电视系统法案,通过这一法案,联邦政府每年向全国几百家独立的公众电台和电视台发放共4亿美元的补贴。国家和地方政府还通过将捐款、慈善基金和社团捐助的资金,拨付给由大学所有的电台,以及一些非盈利性的组织创办的电台。但近些年,由于经营收入下滑,这些钱多数用于填补这些电台、电视台的间接营业成本,而不是直接用于新闻报道。

独立新闻报道有没有新的来源

那些离开报刊业和广电业的记者,大学生、互联网公司职员、博主们,正在创办不同的新闻组织,成为了所谓的“市民记者”。这些新闻组织很多都从事所在社区的报道。有的专注于调查报道。还有的专门做国家政治、州政府或是健康方面的报道。他们中的很多是非盈利性的免税机构,很多正试图盈利。他们多数仅在网上内容,以避免印刷和物流成本。一些组织还与其他新闻媒体合作,通过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以及他们自己的网站,以吸引更大规模的受众。虽然这些新闻组织很小,财务也很脆弱,但是他们稳步地成长着。

5年前,一个地方商人巴兹・沃雷发起了一个在线本地新闻组织――“圣地亚哥之声”。十几个在充满阳光的西班牙风格建筑里工作的记者,集中精力采写本地的、有责任感的报道。这个网站没有美食、电影评论或是体育内容。多数年轻记者都来自报纸,他们从事针对圣地亚哥地方政府的调查报道,以及商业、住房、教育、健康、环境和其他“对人们的生活质量起关键作用的领域”的报道。

但目前为止,他们的盈利模式并不成熟,规模较小,很多是依靠基金会的捐助得以生存。

我们要做什么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我们并非在建议政府对报业进行紧急援助,或是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直接给予报纸补贴,尽管那些补贴并没有对报纸刊发对于政府的批评报道的意愿产生明显的激冷效应。我们也并非在建议政府对于电视网或电视台进行直接的财务补贴。

多数美国人对于直接的政府干预或者政治对于独立的新闻报道的影响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我们也一样。但是,这不应该阻止政府对于新闻报道的支持,艺术、人文和科学,他们都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

国家在艺术方面的捐助始于20世纪90年代。比如,对于某些有争议的艺术形式,可以使用联邦基金进行捐助。所以,任何对于政府援助新闻报道的资金的使用,除了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机制保障,以使新闻媒体避免来自政府对新闻报道的压力、干预或是审查。

历史上,美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帮助新闻媒体的法案,结果各不相同。在1789年宪法《第一修正案》出台后,国会于1792年通过了《邮政法案》,对邮政系统递送报纸予以永久性的财政补贴。这一补贴在很多年里,帮助新闻在这个发展的国家进行传播。

现在,我们的建议是要支持独立的、原创的、可信赖的新闻报道的生存发展,要使全美各个社区都有对本地的、可靠的报道。这胜于单纯依靠报纸和他们日渐衰落的报道资源,每一个具备规模的美国社区都应当有一系列不同的新闻报道来源。他们应当包括商业性媒体和非盈利性媒体,彼此间有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应当寻求将传统媒体的新闻职业操守应用到多媒体上的方法,使传统媒体具备互动、实时的数字通讯能力,与市民、博主们共享新闻报道。

为了支持独立新闻报道的不同来源,我们特别建议:

1.美国国内税务局或者国会应当明确地授权任何独立的、能够充分地投入公众事件新闻报道的新闻组织,转变成非盈利性组织或者有低利润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让他们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不管他们的财务支持来自商业赞助还是广告;还应该明确地授权慈善基金对于混合新闻组织的相关投资项目。

很多初创的新闻报道实体已经被美国国内税务局认定为免税非盈利实体。一些有新闻内容的杂志,包括《哈泼斯》、《母亲琼斯》和《每月华盛顿》,及一些公共广播电台、电视台,已经成为非盈利组织好多年。他们都能接受免税的捐赠、基金会的赠与、广告收入和其他收入。他们的“非盈利组织”状态帮助他们把来自捐助者和广告客户的钱用在了新闻报道上,而不是用在了利润最大化上。

2.慈善家、基金会和社团基金应当大幅度增加他们对于那些关注公共利益和可信赖的新闻组织的支持。对于美国社会来说,慈善事业一直以来是支持教育、研究、文化、宗教机构、健康和社会服务、公园和自然保护等的根本力量。然而除了对公共广播和电视的支持,慈善业在支持报业的新闻报道方面扮演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基金会应当把对于公众事件的新闻报道作为一个持续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一系列在他们控制下的特别项目。全美超过700家社团基金应当在支持自己所在城市的新闻报道方面起到领导作用。2007年,来自25家最大的社团基金的募款总数达到了24亿美元。例如“圣地亚哥基金会”已经是“圣地亚哥之声”的主要赞助者。明尼阿波利斯基金已经开始资助《明尼阿波利斯邮报》对于当地的教育和贫困方面的报道。

3.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应当充分地提供大量的本地新闻报道。这需要增加国会对公共媒体新闻报道的投资。

4.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应当通过运作自己的新闻组织,把自己的平台提供给其他非盈利的新闻和调查报道组织,并且成为收集和新闻与信息的数字革命的实验基地。除了教育和培训记者之外,大学应当成为专业新闻报道的中心,就像他们对医疗和法律、科学与社会调查、商业发展、工程、教育、农业所做的一样。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成为地方新闻网站和调查性报道项目等新闻机构的合伙人,在这些机构里,专业记者与学校的师生合作进行新闻报道。通过实践,可以向学生教授新闻工作的实战技巧。

5.新闻机构应当担当起教会人们使用政府公布的信息的责任。

我们将走向哪里

对于新闻报道、特别是本地社区的报道来说,美国新闻业混乱中的重新整合充满了危险和机会。危险是明显的,报纸的重构,对于未来的当地新闻报道是很重要的。新出现的地方新闻组织仍旧弱小,需要像样的帮助――正像我们所推荐的――他们属于要与报纸竞争与合作的媒体。大量的公共媒体必须戏剧性地转变其文化,成为地方新闻报道的重要信息来源。

然而我们确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新闻业存在大量的机会。我们看到了斗争中的报纸拥抱数字改革,开始与其他报纸合作;非盈利新闻组织,大学、博主和他们获得的自己的读者;我们看到了充满活力的地方新闻报道的启动,比如在采访“圣地亚哥之声”时斯科特・刘易斯时说过的:“我生活在一场梦中”;我们看到了互联网的创新者们开发出了新的方式来收集公共信息;我们看到了第一支支持未来的新闻报道方式的新闻慈善基金,我们看到了将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新闻组织和更多的对于他们报道的支持。

我们需要看到更多新闻行业、政府、慈善机构、高等教育机构中的领导力量,来抓住这一变革的时刻,以保证未来新闻的独立报道。

(编译自《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2009年11/12月刊,作者伦纳德・唐尼,为《华盛顿邮报》原总编辑,于2008年8月离职,现为亚利桑纳州州立大学客座教授;迈克尔・舒德森,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编译者杨晓白为大众报业集团编辑、美国莱特州立大学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