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既要走又要稳

裴毅然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复旦文学博士

渐涨渐热的高考改革舆论，当然是社会日益精细化的价值述求，但述求总是走在现实之前，一般不可能即刻满足。高考改革既要走，更要走稳走妥。保持一定的审慎相当必要，媒体不可一拥而上将高考改革当新闻热炒。

高考改革声浪渐涌，影片《高考1977》热映，今年高考又临，“高考改革”成为舆论热点，如“废除高中文理分科”、“废除英语必考”等。不过，声浪虽高，但笼统呼吁者众，提交可行性建议者少。众所周知，高考牵一发动全身，深刻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必须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兼顾八方，多侧面翻拣审视，切不可剑走偏锋，顾其一不顾其二其三，摁下葫芦起了瓢。

高考具有相对合理性

2006年有专家提出“由中学老师推荐上大学”，2007年教育界人大代表正式提案“废除高考”，全国各大媒体热议高考，《文汇报》大标题：“高考改革已到十字路口”。今年，高考改革再起腾议，又成热点。本人认为：根据现实国情，虽然高考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废除高考尚不具备条件，在这一点上过于理想化是不行的，也是可怕的。

从根源上，高考脱衍于旧时科举。隋唐废察举行科举，就在于防止各级官吏把持“干部队伍”进门槛，避免“上品无寒门、英俊沉下僚”。如今，各级官员及办事员依然神通广大，出于人类天性，他们不可能全都大公无私绝不替子女戚友谋福利，若无封闭式高考，若无相对成熟的各项防弊措施，很难设想会出现什么结果。当今高考惟“分”是瞻，虽存弊端，但也恰恰正是这道闸门，才保证了录取的相对公正性。如实行中学教师推荐制，中学教师的公正性如何保证？重点名校又凭什么收此不收彼？

当前，高教资源仍属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仍有1／3以上考生遭淘汰，在尚无相对成熟的新型考试制度出台前，袭用现行高考，也是唯一的现实选择。当然，现行高考确存以下诸弊：招生区域性配额不公、加分政策黑洞、保送生后门等等，然以这些弊端就呼吁整体废除高考，显然落入以偏概全的旧井。在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性制度之前，以“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姿态高调疾呼废除高考，是不负责任的。论据很简单，废除高考，如何招生？尤其是各大名校，如何保证招生的公平性？会不会出现更大的不公平？会不会连今天的相对公平性都保不住？

据2007年3月的《教育蓝皮书》，2006年公众对教育公平的评价有所提高，成为教育评价中唯一高满意度指标――超过50%。再据新浪网最近调查：“支持改革，不能废除（高考）”占86．14%，“支持废除”占9%。可见，国民对废除高考可能出现的不公平普遍怀忧。今年“两会”，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向媒体表示：现在还没有比高考更好的制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取消高考，在社会诚信度尚不足之时，如果现在取消高考，会极大影响教育公平，“那将是另外一个灾难”。

正视既有弊端

另一方面，高考积弊也日益发露。毕竟，高考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统一高考势必“一把尺子量天下”，高度统一的裁量标准不利于人才的多元化丰富化，无法向各种特长生提供脱颖而出的“绿色通道”，只能收获大量规格整齐的中等人才。不同学生的不同天性不同兴趣被统一高考有所压抑，形成深层次不公正。高考的这一显弊也是必须予以正视的。

从已知一流学者的成长来看，胡适、钱钟书、钱伟长当年都是严重的偏科生。1910年胡适报考公费留美，初试国文满分，复试自然科学一塌糊涂；钱钟书考清华，英文满分，数学15分；钱伟长考清华历史满分，国文相当出色，但物理只有18分，数学也低得可怜。若以当今高考标准，一个都取不上。

前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认为在高考指挥棒下，中学教育完全规格化程式化，过早分科使学生知识基础过于细窄，乃是1950年代学苏联“专科化”的后遗症，属细高竹竿型，适应面逼仄狭促，稍一挪窝便“一穷二白”要倾倒。任先生提出教改整体思路：以人文为基础，宽口径宽基础，不仅高中不宜文理分科，大学也得文理交叉，文科生学点理工科，理工科学点文科。任继老提议仿效旧时科举设立“国家博士”选拔制，任何学历均可报考，仿旧时“投牒自应”，不设任何门槛，由国家主席主考，初试统一考文史哲政法等人文基础，复试各专业分科，面试再考各学科尖端内容，层层淘汰，严格筛选，最终过关者获“国家博士”资格，但只给荣誉不授实职，获衔者仍须自谋出路自找职业。海选制的“国家博士”，可大面积罗网人才及鼓励自学成才，变高考短跑为人生长跑，给各年龄段的人以全程机会。

2009年2月6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就20个重大教育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立引热议。新浪联合CCTV调查，支持“取消高中文理分科”55.6%，反对9.8%；人民网调查近两万人，反对取消分科50.9%，支持取消45.8%。总起来看，支持取消分科还是占多数，尤其教育专家一面倒“支持取消”。

我的思路是：让争议交付选择。即承认任何教育设计不可能包办一切，承认任何设计都不可能笼盖千差万别的个性要求，任何一刀切都是对学生自由选择权的收束。因此，与其争论如何统一设计，不如另辟蹊径，走多元化之路，在高考设置上多元搭配，除语文数学外，其他科目广设多种“套餐”以供选择，但每一种“套餐”均兼顾文理，不作完全舍弃某一科目之设置。在高中课程设置上，亦以多元化为指导，使能力强弱不同的学生各得其所。用自由选择代替因“统一”而引发的争议，岂不既有原则性也有操作性？

外语自然应与电脑一样，从娃娃抓起，小学就应开设，但高考中应有一种“套餐”免考外语，即外语也可有选择性的避考。不要让外语影响并决定所有国人的一生，毕竟外语学习耗时巨大，只有出国留学者才为必须，而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可能成为留学生。笔者知青出身，复旦文学博士，外语学习前后耗时至少15年，使用效率之低，乃是本人所有知识中之最；巨大的投入与微弱的用率，根本不成比例，人生苦短精力有限，常叹“外语累我”。让选择代替必考，能够解决目前这一问题上的矛盾，不要让外语成为所有人必须跨越的门槛。

谨慎凝含历史理性

1999年以来，教育部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开始动作，尝试各种高考改革。1999年在广东试行“3+X（文综、理综）”考试，2002年推行全国；2000年上海率先打破全国统一命题，2006年全国已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促进了区域考试公平；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扩大自主招生，2006年增至53所，比例控制在5%；2006年4月，教育部批准复旦、上海交大面试招生，整体效应不错，各方反映良好。

也有一些改革措施被实践淘汰，如1984年始行的保送生，因中学为提高升学率普遍“推良不推优”――只推荐良生，让优生仍走高考通道，因为优生原本就能考上重点院校，且保送材料作假、干部教师子女比例过高。2001年，教育部不得不大幅压缩保送生规模，诸多“软条件”不得不改革成“硬指标”。

高考改革进程中，经验是必须参照的第一坐标，尤其在改革思路上可综合借鉴各国已行之策，如日本“不漏掉一个人才”的理念、英国“更注重日常成绩”、加拿大“上大学不用高考”、韩国“高考不算总分”、美国“一年七次机会”、澳大利亚“综合评定”，各国已摸索出不少好方法，相对成熟，值得综合借鉴，通过试点吸纳完善。

随着社会发展，当今高考已发生重大价值转移，已非仅仅候补官吏选拔，而是旨在提高全民素质，推动国民全面发展天性，因此高考的多元化实乃“时代召唤”。只是设计一种新型考试制度决非易事，社会公平度、理想实现度、合理精细度……一个都不能少，且均受制于现实操作的可行性。社会诚信度、科技监督力、国民文化度、相关法规化……每一项都直接影响到高考改革的成败，每走一步必然激起强烈社会反响，切不可操之过急，小范围试点，摸索前进，完善配套措施，乃是不可或缺的过程。

渐涨渐热的高考改革舆论，当然是社会日益精细化的价值述求，但述求总是走在现实之前，一般不可能即刻满足。高考改革既要走，更要走稳走妥，保持一定的审慎相当必要，媒体不可一拥而上将高考改革当新闻热炒。一些未经深入研究的人士，往往说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行话，用语激烈，易走极端。笔者认为应从热议“需要改”进至“如何改”，拿出具体改革方案，以便讨论实效化。社会前进固然离不开批评，但批评本身无法代替操作，更无法代替方案设计。

对于高考这样的国家大事，不怕热烈讨论，人尽其言，方案越多越好，但执行操作则须慎之又慎，必须兼顾八方，尤忌纠改旧弊惹引更麻烦的新弊。社会动作上必要的谨慎，凝含着十分深刻的历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