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反托拉斯法之企业拆分制度

［摘要］ 企业拆分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一种责任机制，这种极端的处罚措施主要是针对具有垄断化的企业而实施的。拆分企业可以有效地规制企业垄断行为，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这在法理上和法经济学上都具有相应的理论依据。企业拆分更适于界定为一种刑事处罚措施。我国颁布的《反垄断法》中没有关于拆分制度的规定，这不利于有效规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垄断问题。我国应在《反垄断法》的责任机制中对企业拆分作出明确的制度规定。

［关键词］ 反托拉斯法；企业拆分；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 DF414［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41—07

一 问题的提出

美国反托拉斯法是近代反托拉斯法的母法，近代第一部制定的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成为了以后世界各国制定反托拉斯法的蓝本。到目前为止，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责任机制是最严格的，其执法措施也是最严厉的，违反反托拉斯法的个人、企业或团体均将面临民事、行政、刑事的处罚；对于那些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一旦其被确认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最严重时企业甚或会遭到被拆分的处罚。

自美国反托拉斯法实行以来，第一个被法院判令拆分的案件是美国标准石油案。标准石油公司曾是由约翰.D.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于1983年建立的石油提炼公司。在洛克菲勒的领导下，Rockefeller, Andrews & Flagler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公司。1870年1月10日，他成立了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并开始并购其它公司，到1878年，标准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美国90%的炼油业。1911年5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裁决：标准石油公司实施了垄断贸易的行为，将其肢解为37家公司。在标准石油案中，法院强调了标准石油公司在竞争中所实施的破坏竞争的不良行为是使其被拆分的主要原因，而这一标准也在随后的派拉蒙影视公司一案中得到了重申和加强。在拆分企业的案件中，美国鞋业公司案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案中，作为对违反《克莱顿法》的救济，法院确定了私人团体提起拆分诉讼的权利。即使政府决定对某个案件不诉诸拆分，个人、团体也可因其它企业违反了反托拉斯法使自己受到损害为由，向法院提讼，请求拆分做出损害行为的企业。［1］（P86）进入21世纪，美国在反托拉斯的进程中面临新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微软案让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和评价拆分这一处罚措施。虽然微软公司最终没有被拆分，但这促使人们对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问题展开思考。

从《谢尔曼法》颁布实行到2002年，美国法院已经对52个涉及拆分的案件作出处罚。［2］（P69）在美国的反托拉斯诉讼中，法院对反托拉斯的救济阶段尤为重视。从1911年法院拆分的第一个案件到2002年的这52个案件中，只有7个案件未被判决拆分，这些被判拆分的企业，包括了资产的剥离以及知识产权的剥离。如下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拆分大企业在兼并案件中是一种常规的救济方式，而在企业实行排斥行为的案件中，拆分企业的措施则是一种非常规的救济措施。从1890到1999年这一百多年间，法院对拆分的适用也持有不同的态度。从《谢尔曼法》颁布实施至其后的五十年间，法院大量的适用拆分这一处罚措施，被判令剥离的企业占法院立案总数的28%。而从1940年到1999年这60年间，被判令剥离的企业数量明显减少。从图2中可以看出，1929年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都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但这两个时期法院对拆分制度的适用却持有不同态度。结合图1和图2，是否可以探寻在不同的经济时代背景法院对拆分处罚措施的适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综观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反垄断法中都有拆分企业的规定。美国反托拉斯法关于拆分处罚制度的司法实践使笔者产生了对该问题进一步研究的兴趣。为什么美国要实施这一处罚制度？这一制度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拆分处罚的适用与某一特定国家经济时代背景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拆分企业有理论依据支撑，那么这种制度是否应当必然作为反垄断法的一种违法救济措施？同时，作为一种处罚措施，拆分企业的法律性质该怎么定性？以及我国应当如何对待企业拆分救济措施？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在下文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探讨。

二 美国反托拉斯企业拆分制度构建的理论分析

（一）美国反托拉斯企业拆分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

哈佛学派是早期影响反托拉斯法制定及实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学派，其主要的贡献是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基于对市场的悲观认识，哈佛学派坚持主张实行严格的反托拉斯政策，主张要以市场结构为基础，严加控制企业合并，并对长期存在的拥有过大市场力量的企业实行分拆政策。［5］（P18-32）产业组织理论从市场、结构、绩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市场结构—行为方式—市场绩效”分析框架即SCP范式。市场结构的改变，将使市场上竞争者数量增加，产品的种类和差异发生变化。在这种市场中，激烈的竞争将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地配置，从而实现效率地提高。因此，拆分大企业这种直接改变市场结构的方法，是从市场竞争源头上对反垄断行为的一种彻底的纠正。

芝加哥学派认为效率是反托拉斯法的唯一价值目标，要判断一个反托拉斯的行为是否应予干预，只要看该种行为是否促进了社会的效率，因此，反托拉斯法只应禁止那些没有效率的垄断行为。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拆分企业是一种无效率的行为，拆分并不是反托拉斯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企业进行拆分的诉讼成本是高昂的；另一方面，已作出拆分判决的企业，其最终效果也并不是都达到了法官的预期目的。一些企业被拆分后，垄断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反而更加有利于被拆分企业实施垄断行为。因此，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要慎用拆分的处罚措施。

新产业组织理论以分析企业策略为主旨，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与以往有着根本不同的产业组织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外生力量，市场结构则被理解为内生变量。［6］（P223-233）新产业组织理论不仅了哈佛学派的SCP范式，也对芝加哥学派的正统观念及其倡导的反托拉斯政策提出了挑战。新产业组织理论和芝加哥学派一样，把效率当作反托拉斯政策的唯一目标，但与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同，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大企业实施反托拉斯行为的管制，拆分大企业虽属于结构主义的一种调整，但在特定情况下也是可以适用的。

（二）美国反托拉斯企业拆分法经济学之我见

1.拆分的法的分析

一项新的法律制度是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普遍规律相结合的产物。1911年标准石油案之所以成为美国第一例被判拆分处罚的反垄断案件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在1929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现象几乎遍布美国各个行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掀起了第一次兼并浪潮。［7］（P229-244）因此，在这一时期，兼并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诉讼案件数量增多，法院为了有效遏制这些垄断行为，加大了对企业的惩罚力度。所以，从1890年到1939年间，法院频繁的适用拆分措施，通过这种简便易行但严厉的措施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

从1939年至今，美国判令剥离的案件有了显著的减少。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判决了24个拆分的案件，相比较，1974年以后，最高法院只判决了4个拆分案件。［8］（P52-60）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处于高位，尤其是70年代，美国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了重创，长时期的滞胀使美国经济停滞不前。因此， 70年代后，美国对反垄断案件的审判进入了一个谨慎的时期，反垄断的原则由结构主义原则逐渐转变成合理原则。被称之为世纪末大审判的微软公司案，是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后一个重要案件。微软最终摆脱被拆分的危险，这说明在面对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形式下，美国对大公司持有一种保护和包容的态度，以期本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更好的生存。

从《谢尔曼法》颁布到现在，美国对拆分的适用是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加大打击力度以保证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经济停滞时期则对垄断行为相对包容，保护大公司以刺激经济的快速复苏。应当肯定，特定时期对拆分的慎用，并不能说明拆分制度已不适应反托拉斯的需求而可以废止，拆分的威慑作用以及拆分对市场竞争快速有效的恢复作用都使这一制度难以被其它处罚措施代替，这一处罚措施仍是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必不可少的制度。

2.拆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分析方法是一个从静态的竞争分析到动态的竞争分析过程，我们可以运用其中某些理论来分析企业拆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问题。［9］（P64-104）

(1）拆分对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基础之上，反托拉斯法中的拆分大企业，是拆分具有垄断化的企业，而这种企业一般存在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中。在划分市场类型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上厂商的数目，而拆分企业，恰恰是使市场中参与竞争的企业增多，在这个拆分的过程中，一个市场类型很可能由完全垄断市场转变为寡头市场，由寡头市场转变为垄断竞争市场。这种转变带来的结果，首先是使市场更富有竞争，进而由竞争带来的更高的效率；其次，垄断导致了社会总福利的降低，即社会作为整体的利益因为垄断而减少或者应当增加而没有增加。只要将拆分的成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拆分大企业就能够有效的增进社会福利，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案。该公司在1984年被拆分后，使长途电话市场和国内电信市场的竞争显著增加，并且在大城市，消费者也可以在贝尔公司的标准服务与电子电话服务之间做出最优选择。［10］（P66-70）从此案中可以看出，恢复市场竞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效果都是企业拆分所带来的。

(2）拆分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反托拉斯法的目的是要提高经济效率，使市场更富有竞争，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拆分企业这一处罚措施，可以有效打击实施垄断行为的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一个市场中，既存的企业将会对潜在的进入者形成市场进入壁垒，市场壁垒的存在，使既存企业与潜在竞争对手相比更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也将使既存企业的高额利润持续一段时间。企业拆分的进行，人为的增加了既存市场内的竞争者数量，免去了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中面临的绝对成本壁垒。而拆分后的多个企业，由于在特定领域里已经有了市场经验，且连带的拥有品牌效应，因此产品差异的壁垒也将减少。拆分不仅对潜在的市场竞争者有利，也对特定市场既存的中小企业有一定的影响。中小企业在与具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进行竞争的过程中，由于资金、技术等处于劣势,很可能被迫退出市场。虽然美国反托拉斯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但保护中小企业的思潮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在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人们对于集权及经济势力的集中有一种恐惧感，因此只有保证市场存在数量很多的中小企业和竞争者，才能使市场价格降低。［11］（P54）市场壁垒的减少以及中小企业的存活，将使市场中竞争者数量增多从而使市场富有竞争，而只有充分的竞争才能保证资源得到最充分的运用。三 美国反托拉斯法企业拆分措施的性质分析

拆分大企业有充分的理论支持，继美国反托拉斯法之后，多国反垄断法也都将拆分作为反垄断法的一种处罚机制，但各国对于企业拆分这种措施的法律性质并无公论，理论界及实务部门对拆分的法律性质也没有达成共识。毫无疑问，正确界定其性质对于摆正其理论地位及正确适用此种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为此，笔者试作分析如下。

(一) 民事责任说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依据民法的规定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的特点在于民事责任的惩罚功能不是最主要功能，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补偿和恢复原状。民事责任不仅要对违反民事义务的人加以制裁，而且还要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在司法实践中，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国家将拆分这一处罚措施认定为民事责任。美国在反托拉斯的衡平救济禁令中通常包括以下内容：1.剥离子公司；2.分离适量的资产和人员创设新的公司与被拆分者进行有效竞争。［12］（P61-65）衡平救济禁令是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把拆分企业的措施置于衡平救济禁令中体现了美国司法人员在实践中把拆分视为一种民事救济措施。

反托拉斯法中拆分大企业，不论是资产剥离还是出售资产，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制裁、惩罚大企业，而是通过拆分恢复市场的正常竞争状态。被拆分的企业一般是具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力而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为了有效遏制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对大企业进行拆分以削弱其市场支配力，使整个市场的竞争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这种行为本质上应理解为是对市场竞争原状的一种恢复。同时，拆分企业将民事主体一分为多的做法创设了参与竞争的多个民事主体，这也可以理解为市场竞争主体先前的状况。因此，认定拆分为一种民事救济措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证可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行政责任说

行政责任是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应当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行政责任的特点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不平等性，其行为的违法性在程度上高于民事责任低于刑事责任。在法律层面，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有违反第三条（禁止私人垄断及不正当交易限制）或者前条规定的行为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可以依据第八条第二节规定的程序，命令事业者提交书面报告，或停止该行为，或转让部分营业，以及为排除违反这些规定的其它行为而采取必要的措施。［13］(p428-429)日本把转让部分营业的处罚与其它两项行政责任相并列，可以推断出是把企业拆分定性为一种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在性质上和程度上是处罚与补救并重。拆分大企业是对市场竞争的一种补救行为，这一处罚措施会对被拆分的企业造成一定损失，使其市场支配力量减小，这也符合行政责任惩罚与补救并重的性质。其次，行政责任区别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在于主体间的不平等性以及执行主体的行政性。在美国对企业提起拆分诉讼的是司法部且在执行拆分过程中，司法部也将参与其中。因此，从主体上进行判断，将拆分这种行为视为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将拆分定位为行政处罚措施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 刑事责任说

刑事责任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因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由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担的刑事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法律评价。刑事责任具有强制性、严厉性、专属性和准据性。民事责任重在补偿，刑事责任则重在惩罚违反法律的行为人，它是最严厉的法律责任种类，该种措施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具有民事补偿功能。

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企业行为的实施者，是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是所有经济利益的归属者。不像罚款或者监禁可以通过事后的努力恢复，拆分企业是对企业最大的惩罚，企业一旦被拆分就不可能再恢复成拆分前的状态。因此，一个完整的具有高效率与高利润的企业被拆分后将变成几个竞争力相对下降的企业，这种肢解企业的做法犹如一种酷刑与中国古代的酷刑车裂具有相似性。车裂是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民间俗称五马分尸。相传此刑是将犯人的头及四肢分别缚到五辆马车上，由马牵引车辆前进以撕裂人体。拆分企业这一措施，类似于对企业的“车裂”。因此，把拆分企业这种处罚措施认定为刑事责任也有理可证。

综上所述，根据各国反垄断立法及其实践结合理论分析，将企业拆分定性为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措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笔者认为，不论是从拆分案件中实施主体的地位和权限还是从拆分的严厉程度上分析，拆分在法律上更符合刑事责任的特征和性质。首先，一如美国，拆分案件涉及的三方主体为原告、被告和法官。法官是最终裁判者，决定着对被告的处罚种类和幅度。某个主体的消灭只有经过司法程序才能体现该种处罚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二，作为原告的司法部在案件审判中只能提出拆分的诉讼请求，在案件结束后辅助法院完成对被拆分企业的执行。若将拆分作为一种民事责任方式，好比民事主体的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判令消灭另一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而这与民事责任重在平等主体之间恢复原状和补偿的特征不符。其三，在行政责任中，虽然双方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但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应无权消灭一个企业的主体资格；而刑事责任则不同，只要被告实施的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公诉机关即可请求法院判处自然人死刑。在此，拆分企业类比为对自然人的死刑，因为两者都是使主体彻底灭失且不可再生。最后，从折分手段的严厉性及后果上看，与常规的反托拉斯处罚之停止违法行为、民事赔偿和罚款相比，拆分是对企业最严厉的惩罚。对行为人而言，如果罚款或禁令达不到恢复竞争的目的，拆分企业将成为解决反垄断问题的最后保障，这是民事与行政措施在惩罚性和严厉性上所远不能及的。因此，拆分企业更符合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和严厉程度，将其定性为刑事救济措施更具有合理性。四 美国反托拉斯企业拆分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一）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现状

美国反托拉斯法之企业拆分制度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及司法实践的必要性，这一制度的产生与适用也与美国特定的经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成为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必不可少的处罚措施。折分企业这种法律制度在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建立和实施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笔者以为，中国当然莫能例外。拆分企业是否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我国应否引入这制度是值得探讨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如图2，从1978年开始，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最初的381元增长到2007年的18934元，3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70倍,尤其是从1990年开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倍数大幅度增加，反映出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市场经济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垄断兼并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大企业，特别是有些国有大企业在很多经济部门占具垄断地位，其垄断行为致使市场良性竞争遭到破坏，这一经济状况与美国工业革命后经济腾飞时代的经济环境很相似。法律制度的发展一般而言相对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果不对市场中大量存在的垄断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规制，特别是那些占具支配地位的大企业，那么市场秩序将变得混乱无序，资源配置及社会经济效率将大受影响。

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于2008年正式颁布实施了《反垄断法》，但作为一种处罚机制，拆分措施并未写入其中，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憾。尽管如此，但我国在实际的经济操作中实际却已经运用了拆分这一措施。早在2002年，国务院就了国发［2002］5号文件进行电力体制的改革。文件规定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实施网厂分开，重组发电和电网企业。改革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资产按照发电和电网两类业务划分，并分别进行资产、财务和人员的重组，设立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在政府的主导下，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11家分别挂牌的公司。［14］这一举措，人为地制造了一些竞争主体，打破了垄断，引入了竞争机制，提高了经济运行效能。

我国电信行业的改革也经过了多次拆分重组过程。1998年，我国实行了邮电分家，当时的邮电部被拆分成两个独立部门，电信政企分开，组建信息产业部，负责电信行业的监管。中国移动于2000年成立；随后，在剥离了无线寻呼、移动通信和卫星通信业务之后，中国电信成立了。国务院2002年5月又对中国电信进行了南北拆分重组，将北方九省一市划给了中国网通，成立了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2008年，三部委通告，鼓励中国电信收购联通C网，联通与网通合并，网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电信行业“三国鼎力”的格局最终形成。［15］由上可见，上述电信企业之重组兼并实际上是企业拆分措施的运用，这种运用打破了垄断，加强了竞争，提高了市场效率。

由此可见，我国在政府主导实际上对很多行业进行了拆分的实践，这些拆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达到彻底的反垄断效果，但是其初衷却都是要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应当承认，这种在行政主导下的拆分具有反垄断的性质，但其仍具有很多缺陷与不足，如拆分对平等企业主体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折分的公正性、合理性并未经过司法程序界定等。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作为救济机制，拆分制度引入《反垄断法》是有必要的，不仅在理论上可以填补空白，而且还将为实务部门提供有效解决反垄断问题的终级手段。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企业结合政府政治和社会经济目标的指引奉行着做大做强的宗旨。据最新公布的2011年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名单，中国（包括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共有69家企业上榜，其中大陆地区比上年增加15家，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中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同时政府也希望本国企业能够具有强大的实力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因此，拆分企业在现今的中国似乎很难被接受。然而，应当看到，这种制度的缺失将不利于我国今后经济的有序发展，一旦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一旦反垄断执法需要，现有的处罚措施将难以达到反垄断的目的。

我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我国《反垄断法》虽然规定了经营者集中的审查制度，但是对于不是通过合并、重组等集中方式形成的占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企业，反垄断法只能处罚它的违法行为，而不能抑制或降低它的违法能力。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企业，只消除其垄断所带来的危害是远远不够的，惩罚力度的不够将会使立法成为一纸空文。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三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比比皆是。在2011年两会上，即有学者明确将“拆分百度”写入了提案，而关于再度拆分石油行业和电信行业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可见，立法的空白和滞后性与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将拆分制度引入《反垄断法》是我国反垄断法发展不可回避的。

为此，笔者建议将我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修改为：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或者责令转让部分资产或营业。加入拆分规定之后，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罚款仍然保持不变的比例，但是法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判令企业转让部分资产或营业，通过罚款和拆分的双重规定来有效的威慑和规制市场行为。

但是对于拆分的适用，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不拆分企业将无法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在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施过程中，对具有支配地位企业的认定和规制一直存在着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两种方法。结构主义及行为主义实施的合理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当前，我国对发展大企业是持鼓励态度的，所以，适用行为主义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应被拆分更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十九条的规定，可以认定或推定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再利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对那些通过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罚款不能达到反垄断法上的目的时，在考虑经济效率及社会福利基础上，可以对企业进行合理的拆分。

五 结 语

美国反托拉斯法从《谢尔曼法》制定以来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反托拉斯法责任机制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从1911年的标准石油案到2000年的微软案，企业拆分制度一直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并且这一制度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显示出了重要性。拆分制度的运用与一国特定的时代经济背景有密切联系，并且这一制度也成为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企业拆分在责任本质及责任严厉性上都与刑事责任的性质和特征相符合，应将拆分措施定性为刑事责任。我国经济发展路程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将拆分制度引入我国具有法律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必要性、可行性。我国《反垄断法》的责任机制中并没有拆分企业这一规定，但我国行政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已借拆分这一方法，对很多国有企业实行了拆分。这说明，企业拆分制度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明确规定企业拆分的制度，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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