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最后100天

礼物从天降

2005年5月的最后一周，我收到了人生的一纸宣判书，说我可能活不过9月的第一周了!不过这份宣判书后来却成了一份礼物。

因为这份礼物的降临，我不得不去认真地思考死亡的意义，也不得不更深刻地去反思生命的内涵――我从前没有这样反省过。尽管我心中满是痛楚，我也必须正视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事实，必须决定该如何度过这最后的100天。简而言之，我自己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人生的尽头非得是最灰暗的吗?第二，能不能给生命的最后岁月添上一些亮色，甚至让它成为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呢?

堕入无底深渊

我最初是一个没有什么资历的会计，后来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经过30多年的努力，2002年我成为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但随之而来的是，我的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被打破了，再也难有那种自由自在的舒坦，我们家订的戏剧票经常因为没时间去看而作废，每当我想要干些自己的事，都会被工作打断，因为工作关系而需要应付的客户多达几千人。我就成了这样一个“超级大忙人”。

然而，仿佛晴天霹雳，我的处境发生了180度大逆转。

2005年5月初，妻子科琳和我一起去打高尔夫。我放好球，挥杆，球应声飞去，落点离球洞很远，好像我眼中有另外一面洞旗一样。打完全场后，科琳说我的脸色有些苍白。

周末，科琳发现我嘴唇旁的肌肉会不时抽搐，右脸颊也有些下垂，大家都觉得这是由于我过度疲劳造成的。科琳让我去看医生，但是我的中国之行迫在眉睫，我想回国之后再做休整。

第二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西雅图，参加微软首席执行官峰会。回到纽约，我的右脸颊和嘴角依然下垂，我答应科琳下周去看神经科大夫。

5月24日，我和科琳来到康奈尔医学中心神经科。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整套非常专业的检查。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接着又赶回公司参加董事会。才过了几个小时，那位神经科医生就给我办公室打电话。她想让我再做一次核磁共振，“这一次会使用对比成像，可以让检查的效果更加明显。”

第二天，我和科琳去做第二次核磁共振。之后，我又投身到了工作之中。是夜，医生打来了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医院，要把诊断结果告诉我。可是第二天我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了，能不能再等上……

“不行!”医生斩钉截铁，不允许拖延，一天都不行。

我和科琳又坐在医生的诊室里了。她把我的脑部核磁共振图插入X光板。医生没有说话，也没有告诉我疾病的名称，而浮现在我眼前的景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星球大战”。

我的左脑部分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斑点，斑点之间有很多线纹相连，有些明显，有些模糊，密密麻麻，整个左脑看起来就像繁星密布的星空一样。

大夫说，我得的是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医学上称其为第四级恶性星状细胞肿瘤，这是在脑瘤中最常见也是最致命的一种。

尽管听起来很吓人，但真正让我心灰意冷的是医生的眼神，他的眼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同情。从医生的眼中读出这种悲悯，无疑是一种大大的不幸。在那一刹那，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

当晚，科琳和我相对无言，这是我们结婚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从前，我们一直都能够同心协力，从容不迫地化解种种困难。总能互相鼓励，避开险象环生的漩涡和礁石，一起打造美好的生活。

但是这一次，我们感到力不从心了。

艰难的抉择

我一直提倡人生要有不达目标不放松的韧性：确定目标，追逐目标，实现目标。既然我已不可避免地要提前步向人生终点，那么我一定要实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辞去工作；第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第三，让接下来的时日变成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给那些因为我的病情而遭受打击的亲友创造一份美丽的回忆。

我很快就离开了公司掌舵人的岗位，我物色了自己的接班人，协助做好工作交接，整个公司、管理层和所有员工都圆满地实现了新老过渡，第一个目标实现了。

现在，我需要着力实现第二个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我很清楚化疗并不是适合我的治疗方式。多位顶级的神经学专家和肿瘤学专家对我的病情做出了一致的诊断：我难逃死劫。化疗也许能够让我多活两到三个月，但药物中的毒素会侵蚀我的肌体，降低我的生活品质。

既然如此，我为何还要尝试化疗的效果呢?我决定亲身去体验一番，心安理得地做出属于我自己的决定。

在化疗3天之后，我放弃了。因为经过3天的时间，它开始影响我的肌体了，我已经感觉到肾脏和肝脏的反应，也有反胃恶心的症状，我的免疫力下降了。

简言之，采用化疗无异于让自己中毒越来越深，而最终的结果无法改变，我还是会步向死亡，只不过多活上几天或几个星期而已。化疗会把自己搞得痛苦不堪，也会把自己所爱的人，把那些在我临终前给我关护的人拖累了。让大家都身心疲惫，有意义吗?

我心意已决，既然生命轨迹不得不缩短，那么我就要努力让这段轨迹变得更加美丽。

放弃了化疗，我的目标也变得更加明确了，中止化疗不仅让我感到舒适，还让我获得了精神解放。我觉得，这是自己决定生死的一个重要决定。坦白地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真是迫不得已的、艰难的抉择。

最好的告别

坐在家中的餐桌旁，我写下自己最后要做的事：稳妥地解决所有法律和遗产问题；结束一段段人际关系；追求简单，活在当下；去营造，也去迎接“完美的时刻”；开始向新生活过渡；为葬礼做准备。我希望在最后的岁月里，能够意志坚强地和过去告别，能够体察生命的真义，能够享受生命的快乐。

我一直坚信“承诺”的重要性，我对婚姻、家庭、国家、员工和公司都绝对忠诚。对于我而言，承诺就意味着牺牲、成熟、道义和信用，它帮我在商业世界中赢得了荣耀，现在，我仍要坚持自我，这样就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也站到巅峰。

科琳和我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家庭旅行，带上女儿吉娜。我们选择了三个对于我们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布拉格、罗马和威尼斯。

在我去世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结束”之前的人际关系，或者叫做!“完美地画上―个个句号”吧。可我为什么想要和自己所爱所亲的人正式告别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激情，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生命变得更加精彩，而且我也相信我的存在也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多彩多姿。在与他们告别的时候，我想为他们做些特别的事，来弥补我不在之后的缺憾。我希望他们能从我身上汲取一些快乐，在相处和离别之后，给心

加添几分温暖。

我在天堂等候

结束了6周的放疗之后，科琳、吉娜和我一起去加州的太浩湖旅行，我们在那里租了一处房子，一些朋友也来到太浩湖看我。我们纵情享受当下的美景，周围的景色美得让人窒息，到处都是神奇的景象。

在过去这些年里，尤其是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月里，亲近自然变成了可望不可即的奢侈愿望。现在，我又能体验到自然之美了。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我喜欢那种风拂松梢的感觉，就像海风掠过水面和海洋一般。我还能闻到松树沁人心脾的清香，百鸟盘旋，鸣声嘤嘤，红蓝相间的羽毛无比艳丽。如果在一年前坐在同样的地方，我想自己也许并不会有这样震撼的感觉。

周日，我们租了船，带我的母亲和弟弟泛舟湖上。尽管在身体上我即将与他们分隔天涯，但我依然伸出双手拥抱着他们。我拉起母亲的手，和她并肩走到船头，我告诉她我很幸福，我会在天堂等她。

我又和弟弟单独谈了一番。他们很愤怒，感慨命运对我不公，我冷静地劝他忘却忧虑，努力试着活在当下，把精力化作对自己孩子加倍的爱，做―个出色的父亲。

这是完美的一天。

后记：追逐日光(科琳?奥凯利)

到了夏末，尤金开始日益憔悴，但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这归功于他的内控力与勇气。

在离开太浩湖之前的一个晚上，我觉得尤金似乎要离我而去了。夜里，在沙发上，我依着他的臂弯，我说好像有点感觉不到他了，他回答说：“全靠你了，我已经尽全力了。”

第二天晚上，尤金和我一起在小屋里看电影。他靠在一个大皮椅上，我坐在地板上，一直都握着他的手。突然间，尤金开始全身抽搐。我拨打了119急救电话，救护车来了。我们在里诺市医院的急救室度过了漫长的3个小时。之后，尤金的病情急转直下，食欲和体力都减退了，窒息症状让他变得极度虚弱。

尤金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硬撑了，他深情地看着我说：“你答应我，一定要带吉娜去布拉格。”我答应了他。

“我这辈子过得很幸福。”他轻轻地告诉我，当时我俩都躺在医院破旧的病床上，依偎在彼此的臂弯里。我们说了很多悄悄话。

9月6日，尤金不想再进食了。同一天，他对我说：“也许今夜我就会离去。”尽管他病入膏肓，但他依旧像个心态坚强的年轻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发现尤金的神态是如此平静安详。

到了周三，尤金依然坚强地活着。我们终于把他接回了家，因为他迫切地想要回到家中。他的病床在我们原来双人床的旁边，我整夜都握着他的手。

周六，我的哥哥唐纳德开车从马萨诸塞州来看他。他和尤金在卧室里聊了一会儿。当唐纳德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尤金还在担心我，害怕他的离去会给我带来巨大的打击。唐纳德向尤金保证他会继续照顾我的。

当天，还有一些其他人前来探望。尤金同他们一一作别。我问尤金是否已经能够放心地离我而去了。“我想可以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要离去了。

在人生最艰难、最痛苦的日子里，尤金始终保持着意识的清醒，他燃烧了自己最后一分光亮，把原本可怖的死变得无比欢愉，给他的妻子、女儿以及朋友和同事都带来了鼓舞，每一步都包含着他的精心构想，饱含着他的坚定信念。从确诊的那一刻起，他就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为的是探寻如何更好地迎接死亡，尽量让不幸变为福祉，尽力去发掘死亡的真义，步入更美好的境界。他经常伏案几小时，在记事簿上记录下自己的心语，尽管他的笔迹已越来越难辨认了。

从尤金的最后岁月中，我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情感和体悟，虽然他留下我孤单一人在球场上追寻着阳光，但他早已帮我把球放在了球座上，静待我打出好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