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见之明探究的综述

人们这样调侃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实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岂但历史学者,每个人(或许可称作朴素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心理偏向。人们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赛、婚姻、选举等)会出现何种结果。但是,假如有人宣称自己“早知如此”时,别人往往会对其言谈打个折扣,以为他不过是个[！]“事后诸葛”。

Fischhoff最早对后见之明hindsightbias做了实验探究,在实验中,他向被试呈现历史画片,比如,19世纪英国人和尼泊尔哥尔喀人Gurkhas战争的画片。在先见foresight条件下,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要求被试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终极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而在后见条件下,告诉被试战争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实际结果,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探究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较之先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将后见之明定义为后见判定(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定)和先见判定(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定)的系统差异。

1 后见之明的探究范式及主要结果

后见之明的探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定型设计hypothetical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探究,其方法为比较两组被试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定,一组被试不知道事件结果,另一组被试知道事件结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类是记忆型设计memorydesign,其方法是比较一组被试的初始反应和回忆反应,首先要求被试对事件某些可能结果作出一系列判定,然后,让被试知道事件的真实结果,再要求他们回忆原来的判定。

我们可以看到,假定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很类似于历史学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评论(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记忆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些事件作出猜测,事件发生之后,又对自己先前的猜测进行回忆评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以为,上述两种范式所探究的效应是有本质不同的。他们提议,将记忆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后见之明”,而将假定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早知如此”know-it-allalongeffect。但多数有关探究并未作此区分。

后见之明在多项不同任务类型的探究中得到证实,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结果的确信程度判定、二择一判定和数目估计等。这些探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政界选举、医疗诊断、科学实验结果、经济决策、自传记忆和一般知识等。从总体上看,后见效应的幅度很小(根据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Willham的元分析结果r=0.17,信度矫正后r=0.25),但此效应极为强固,难以消除。

Fischhoff和Beyth探究了人们对当前新闻事件的先见和后见判定。他们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诸多结局作判定;在尼克松出访后,再要求这些被试回忆其先前对每一结局的可能性判定,看自己是否猜测正确。探究发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后见效应:对于他们以为已出现的结果,后见判定比先见判定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对于他们以为没有出现的结果,后见判定比先见判定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小。这就是说,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也同样会出现后见效应。

Fischhoff和Beyth在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请再一次填写问卷。这一问卷和两周前测试所用问卷相同。写出你当时对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判定”。在这种情境下,被试不会将后见判定误以为对当前知识的评估,他们会把后见判定看作是对先前知识状态的正确回忆和重构。固然指导语明确要求被试再现初始的可能性判定,但并没有减小后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