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合作行为的驱动力是什么

【摘要】从利益角度出发所考虑的互惠条件是促进合作演化的最有利方式。除互惠机制外，多维选择也是促进合作的一种方式。在没有诱导机制的前提下，依然会有个体始终是具有合作倾向的，而这种固有合作倾向的形成，最主要因素是遗传和文化。

【关键词】合作 信任 互惠 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经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以竞争为主导的，通过对竞争行为、竞争规律的研究来揭示竞争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和经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密不可分，由于经典经济学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且具有足够的理性，人们的经济行为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以竞争为出发点和结果的。然而，竞争和合作如同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越来越多的非自利行为（例如信任、互惠等）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被观察到，合作行为的驱动力是什么？过去几十年间，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蓬勃，以及经济学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结合发展，一系列探析合作行为起源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

利益诱导机制能促进合作行为

根据演化生物学家的观点，“凡是进化而来的东西，其天性就是自私的”。按照这一观点，自然选择将会阻碍合作行为自发演化、达成，除非有效的诱导机制作为先决条件，这种机制意指群体中个体通过互动行为获取报酬的方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满足程度。在决策者之间重复多次的互动行为中，决策者可以依据之前互动的结果采取相应的策略和行为，由此决策者在当前进行决策时会考虑到此时行为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在这种“未来影子”的影响下，个体可能会损失部分当前的利益，以期能够在以后获得较高的收益，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直接互惠。存在互惠的条件下，决策者可以采用的比较成功的策略包括两个，一是针锋相对策略，通俗点来说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决策者直接采取上次互动中对手的行为；二是痛则思变策略，如果本轮互动中的行为带来了不错的收益，就继续保持下去，否则就改变下轮中的行为。

针锋相对策略是合作演化达成中非常有效的催化剂，当然这种策略并不是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是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即便对手的前期行为表现是非合作的，决策者依然会选择合作行为。换言之，决策者可能以相对温和的策略，来对抗其对手的非合作行为，学界称之为“慷慨的针锋相对”策略。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实验研究都指出重复实验对合作演化的推进作用，在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实验中，只要大家认为将来再次进行互动的可能性较高，就会尝试采取合作行为，并最终达成稳定的合作。直接互惠是诱导合作达成的最有效机制之一，而间接互惠的存在对于那些非固定搭配重复的合作困境能够起到强有力的作用。通过实验来研究间接互惠机制时，一般将被试的固定搭配分组改变为随机搭配分组，同时将个体历史决策信息公开，参与者考虑到自我声誉对未来收益的可能影响，往往会表现出高水平的合作倾向。此外，决策者对于那些之前表现出高水平合作倾向的对手会更加合作。例如，公开献血者的名字后能够增加献血量，公开披露捐献者名字等信息能够增加捐献数量。

从利益角度出发所考虑的互惠条件是促进合作演化的最有利方式。除互惠机制外，多维选择也是促进合作的一种方式，例如将竞争引入到互动中。在一个公共品投资实验中，假设有两个小组共同参与完成，可以设置一个物质奖励，哪个小组的整体贡献量最大，即能获得该奖励，该机制能够显著地提高小组成员的合作程度。除此之外，即便是不存在任何的物质奖励，只是将竞争的意思传达给每个小组，都能够带来合作的显著提升。

某些社会文化中的个体更有合作倾向

前文所述的特殊机制能够刺激合作的演化达成，这些机制是稳定有效的，能够带来合作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在没有任何诱导机制的单次互动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合作行为能够被观测到。学者们认为这种条件下的合作表现应属于个体所拥有的固有合作倾向，类似于人的一种品质，是一种天然的意志力，或者稳定的价值观念。

就像一个人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扶起摔倒的体弱者，类似这样不存在直接互惠的条件下，由于受到同情心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决策者也可能会表现出较高的合作倾向。学者认为这种“固有合作倾向”归根到底是遗传进化的结果。一方面，人们呈现出的合作行为可能是一种遗传倾向，因为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小规模群体中，并且经常发生彼此间的交互活动。另一方面，可能是人们认识到自身相对重要的关系都是固定且重复交互的，合作通常是有利的，所以将合作认为是社会交互活动中好的经验法则。不可否认，个体行为归根到底是参与者自身处理内外部信息表现出的综合结果，受到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观念的影响。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和偏好习惯往往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换言之，在没有诱导机制的前提下，依然会有个体始终是具有合作倾向的，而这种固有合作倾向的形成，最主要因素是遗传和文化。

为了了解文化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可以利用不同国家的被试进行实验对比。研究表明，美国学生和德国学生相比，表现出更低的合作倾向。另外，即便是采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被试来完成实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选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被试所带来的噪音因素，社会文化差异对于合作的影响依然显著，例如来自德国东部地区的被试相较西部地区的被试表现得更加自私，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对立和社会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德国东西部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以中国南方和北方两个被试群体为研究对象，当一家人在用水的时候，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邻居，所以大家会协调个人的用水和耕作日程。稻农倾向于建立基于互惠的紧密联系并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的种植更简单，小麦在生长时无需精细灌溉，因此人们在种植过程中更加独立。在这一论证的基础上，有关理论认为，稻米种植的历史可能使文化更倾向于相互依赖，而小麦的种植则使文化变得更加独立。中国自古以来就种植稻米和小麦，且长江把中国分割为种小麦的北方和种稻米的南方，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南方人更加倾向于整体性思维，且更容易依赖周围的人群构建自我，而北方人相对倾向于独立性思维。

合作行为影响因素的三个维度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由内到外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合作行为受到决策个体属性和特征的影响，这一因素可以归结为社会规范或是行为习惯，而该因素受到如个体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工作经历、社会网络等）、遗传因素等共同影响，最终演化成为一种行为习惯，该行为习惯相对稳定，称为固有合作倾向，该倾向会对合作行为选择产生最基础的影响。

第二个维度：参与者面临合作困境需要做出选择时，除了自身选择偏好以外，还会受到合作内容本身特征的影响，换言之，如果改变合作互动内容中的某些设置，合作行为会相应受到影响。比如当我们提高合作所能带来的公共利益时，参与者或许更加有意愿来选择合作；再比如，当我们将惩罚引入到合作游戏当中，由于忌惮背叛行为所受到的惩罚，参与者也会提高合作的倾向。

第三个维度：当参与者的偏好与习惯固定下来，合作互动内容本身也不发生变化，单独改变实验的决策环境或者说决策时的前提条件，也会对合作行为带来根本性影响。这一维度的因素可归纳为几个合作诱导机制，如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多维选择等。

综上，合作行为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合作的研究大都将重心放在影响合作行为的外部因素上面。对于内部因素的研究，尤其是对个体在没有任何外部诱导机制时所表现出来的“固有合作倾向”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在没有任何诱导机制的前提下，个体行为依然表现出合作倾向，是值得关注的科学问题。

（作者单位分别为西南交通大学；河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高管社会关系网络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71372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Chudek M, Henrich J. CultureCgene coevolution, norm-psych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human prosocialit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1.

编/张寒 美编/王梦雅（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