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摘要：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既包括显性成本与直接收益，也包括隐性成本与间接收益，要达到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收益最大化目标，就必须健全规制制度、强化社会性规制、科学设计指标体系、完善国内与国际协调机制。

关键词：跨国公司；外资并购；规制；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1--0112--03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的“双刃效应”：引入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性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都是“双刃剑”。前者的“双刃效应”表现在：外资并购一方面给我国带来宝贵资金、先进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经验等正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诸如市场垄断、污染产业转移等负效应，危及我国产业、经济与生态安全。外资并购的负效应根源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目标的差异，东道国显然要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也是迄今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然而，规制外资并购同样存在“双刃效应”。首先，在经济学理论看来，东道国颁布规制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审查制度等，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提供必定存在一定的成本和收益；其次，在我国外资并购规制实践中凸显规制不足(缺位)与规制过度(越位)并存的问题。如何恰到好处地规制外资并购，以使其正面效应最大化、负面效应最小化，即达到所谓的外资并购最优规制呢?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实现管理最优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工具，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是规制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和评估中引进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提高规制效率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其后，欧盟和OECD国家也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评价其规制效率。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有利于理性地权衡外资并购规制的利弊得失，对如何把握外资并购规制的程度与边界以及规制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应尽早在外资并购规制领域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实施规制政策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这种规制是更有效率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分析

根据不同标准，学者们对规制成本作了不同的划分。国外，施蒂格勒(1989)根据成本承担者不同，将规制成本分为服从成本与实施成本，前者是指垄断者使管制机构服从其意愿而付出并承担的费用成本，而后者是指由公众所承担的一项管制由产生到实施的成本。国内，于立、张鳗(2002)认为一项规制决策合理与否是以机会成本而非会计成本来衡量的，并将规制成本分为会计成本与隐性成本；林关征(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政府成本、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等[妇；刘东洲(2008)在总结发达国家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经验时，采用了两种分类，一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二是分为预算成本、交易成本、遵守成本与调整成本；樊慧玲(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经济性成本与社会性成本；李郁芳(2002)将规制成本分为制度运作成本、规制实施成本、规制机会成本与规制劝说成本等。笔者以为，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成本主要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两类。显性成本是指外资并购规制机构的日常行政费用与规制政策的制定运作成本，它直接反映在政府预算支出中，包括信息收集成本、规章制定成本和规制实施成本。而隐性成本大致包括：(1)转移成本。我国政府实施外资并购规制的过程既是对某些市场失灵引发的资源配置不当所进行的调整，又是对风险成本的转移和再分配。如政府在运用经济方式来实施外资并购规制时，主要采取排污收费、排污收税、补贴、排污权交易等方式。通过收费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外资污染产业转移，避免中国成为“污染者的天堂”。(2)机会成本。人们考虑将一种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时，应考虑可供选择的次优用途。外资并购规制也存在机会成本，并可以通过比较各项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效果或调整规制前后经济效率的变化等方法测算出来。(3)反腐成本。规制当局在规制过程中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与之相伴而生的便是寻租行为，寻租会造成资源浪费，正如植草益所说，“由寻租行为所产生的费用，使企业将利益由用户转为自取的费用，它不能使社会剩余增大，这种对企业有利的分摊费是资源的一种浪费性支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反腐成本是为了防止与查处规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寻租创租行为而付出的费用。这种成本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担，实际上是社会福利的减少。如果这种成本能换来规制外资并购后带来更大的直接或间接收益，那就是值得的。现实中，科学估计隐性成本并非易事，即便某些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制定经过了成本收益分析，也只是基于规制的显性成本，而忽略了隐性成本。

三、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收益分析

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收益。施蒂格勒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可用“加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量，减去规制成本”来衡量规制收益，如果规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之和，则管制增加了社会福利。王俊豪(2001)则提出了一种简单可行的计量规制收益方法，即政府规制收益一实施规制后消费者支出减少数+生产者收益增加数。李郁芳(2002)在此基础上将政府规制的收益定义为政府规制实施后给当事人及社会福利带来的利益增量。关于规制收益的分类，国内学者大多将其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也有将其分为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笔者以为，根据规制政策产生的影响差异，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收益主要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

1、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直接收益一般指经济收益，如外资并购经济性规制带来的短期可见的市场直接贸易收益。例如由于规制适度，使得外资并购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发挥，外资并购给我国带来了宝贵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经验等，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中观产业升级与被并购企业微观技术进步等将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从而使东道国与跨国公司达到正和博弈与双赢。根据规制政策产生的影响时限来看，外资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一般体现为短期收益。由于具有短期性、经济性、直观性与指标数据可获得性的特点，外资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往往受到特别关注并且相对容易评估与测算。

2、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间接收益。间接收益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即对外资并购社会性规制带来的社会性收益增量，是一种规制政策在较长时期产生作用的收益。具体包括：(1)社会福利的净增加。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可改变资源配置，这意味着可能会减少跨国公司或东道国被并企业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会增加东道国的社会收益。例如，通过规定跨国公司使用

合乎法律要求的低碳技术，带动国内相关企业的学习效应，这样可以减少CO2排放，保持更清洁的空气或更安全的工作场所。否则，那种“竭泽而渔”的引资模式只会带来东道国经济虚幻的“繁荣”，而这种虚幻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2)社会福利损失的减少。外资并购社会性规制可以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使跨国公司增加正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减少负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由此可以减少由外部性所造成的东道国社会福利损失。如对外资并购的环境规制，从短期看会造成跨国公司投资回报减少，甚至对FDI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经济效益减低，但从长期看却能带来东道国社会收益与环境收益的增加，进一步改善引资环境，最终有利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收益的提高，同样可能达到一种双赢的正和博弈。在评估外资并购规制收益时也应坚持短期直接经济收益和长期社会间接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对短期内产生的收益直接评估，对于长期的间接收益，应通过贴现的方法将未来各年度的收益折算成现值进行评估。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与外资并购规制隐性成本的测算一样，对外资并购规制的间接收益也应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

四、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效益最大化的构想与建议

1、建立健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法律监督制度。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外资立法、证券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税法、金融法等法律制度，其别要以新的反垄断法为核心，完善在规制模式、原则定位、域外效力、执法机构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这是变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基础；其次，要建立一种具有合力的监督体系，杜绝或减少腐败寻租等隐性成本的发生。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腐败或规制机构的权力寻租降低了投资，导致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只发挥了49％。因此，应建立包括人大、司法、行政等国家机关监督与新闻舆论、社会团体、公民等社会监督在内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各种监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充分发挥对规制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合力，努力降低外资并购规制的成本尤其是隐性成本，并对外资并购规制实施变革，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规制之路，使外资并购规制效益最大化。

2、调整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经济性规制并强化社会性规制。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应适时放松对外资并购的某些经济性规制，防止规制过度与越位的发生。同时针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的垄断、信息非对称、风险性和外部性问题，提出相关的规制措施，有效实施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或禁止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防止产生规制不足与缺位问题。

3、科学设计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成本收益的指标体系。在美国，除政府规制机构外，一些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卡图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中心等都非常注重研究与设计成本收益分析指标。正是在政府与研究机构对规制成本与收益科学设计的基础上，使得美国每一次规制制度变迁都意味着更合理制度的出现。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真正理顺，表现在外资并购规制领域，出现了规制缺位与规制越位并存的局面。因此要发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充分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并根据本国市场环境的实际变化，在科学界定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后，通过对以外资并购规制收益与成本为因变量，以规制强度为自变量的收益曲线与成本曲线的定量与动态分析，设计出外资并购最优规制模型，找到规制外资并购的最优边界与范围。这也是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需要。

4、建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国内与国际协调机制。为了维护外资并购规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需要设立直属于中央的独立权威的外资并购规制机构，以排除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政绩等非理性决策的干扰，建立本国部际协调机制，提高执法效果与力度。如2008年8月23日商务部成立反垄断局以及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牵头建立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就是一种考虑中国实情后做出的理性次优选择。考虑到部门协调、部门利益、决策成本等因素，建议日后成立国家经济安全联合审查委员会，加快完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以保证外资并购及其规制的效率，抑制外资并购的负效应，实现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双赢。此外，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跨国并购成为FDI主要方式的背景下，要提高外资并购规制的效率，就不能把眼光局限于本国，还要积极参与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协调(多边或双边)。加强对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竞争政策、审查制度及其法律的研究，并注意吸收其先进经验，借助国际力量对外资并购可能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干预，防范国际金融与经济风险，促进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