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

[摘 要]历史传统文化对增强国家认同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如何在其中真正利用传统文化却是仍然需要细致思考的问题。民族主义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及国民认同重塑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理论根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建基于马克思民族主义学说，并以此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经验及其特征，探讨当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利用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出其民族主义如何依托传统文化建构国家认同，进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家认同 中华传统文化 近代民族主义 中国共产党

国家认同是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精神动力。随着全球化扩张的日益加剧，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超国家共同体的出现，国民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和归属问题愈发凸显。[1]另外，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即要求建立更深厚的国家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赢得世界话语权。因此，对国家认同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历史传统文化对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作用。①然而，到底如何真正利用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认同感？这却是个需要从操作层面具体细致地去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的过程，与传统文化联系紧密，探究这个过程，即能给予我们从具体层面进行思考的路径。

民族主义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国家认同建立的过程。中国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偏重思想史研究方向，关注的问题集中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构成内容、演变过程，民族主义与近代政治、近代文化的关系等。②而对近代民族主义的政治品格，尤其是与近代国家认同、国家建构的关系问题，讨论得并不多，海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却已探讨得较为深入。③近年来出现的较多成果，都重点关注了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如对于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④或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进行分析，或对中国古代传统民族观问题的探讨等。⑤然而，传统文化在何种程度上、经历怎样的过程，对近代各种民族主义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进而又如何影响作用于近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等问题，仍需提出更进一步的思考。再则，中国共产党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有其独特的理解与实践，但研究近代民族主义的相关成果，尚未给予中共民族主义理论足够的关注，仍有拓展深入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能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加以利用，使其民族主义理论能真正根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建基于马克思民族主义学说，并以此为引领，终使中国赢得真正的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于是，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即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对这个过程进行探讨，并对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特征进行研究，即能加深对传统文化与近代国家认同关系问题的认识。本文即尝试分析中国共a党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经验及其特征，探讨当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利用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出其民族主义如何依托传统文化建构国家认同，进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上的重要作用。

一、近代民族主义及其不足

鸦片战争后，民族的整体性危机将中国人推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在新形势下与对世界“他国”的公开承认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甲午战败后空前的亡国灭种危机而得以强化。面对国家的日益沦丧，有识之士极力寻求救国方法。建构“国家”，增强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唤起国人的救国热情，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重要任务。即是在这个背景下，关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建构的民族主义学说被引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大体经过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和九一八以后到抗战结束三个阶段，[2]而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梁启超、康有为等一派主张的在唤起国人对民族、“国家群”认同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一派主张的“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以及后来主张之“五族共和”；[3]、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的有关于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等观点，以及等中共领导人后来在马克思民族主义学说基础上发展出的爱国民族主义号召，更宽广范围地建构起“中华民族”。我们看到，在近代民族主义演变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从创建的民族主义理论，能在最深程度上最宽广范围内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

具体来看。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即曾向国人介绍民族主义，彼时，他强调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建构之必经阶段，并提出对建构“国家”的最初理解，他说：“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4]梁启超已注意到要振兴国家，则首先要重构民族文化心理，培育民族国家意识，即他在《新民丛报》中阐明的办报宗旨，所谓“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5]为此，他则提出建构国家，需先培育有“爱国心”之“公德”的“新民”，而后才能在“国群”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的“新国”的主张。[6]然而，梁启超认为是中国民族长期以来普遍的奴隶根性，塑成了民族德行风貌之劣点，所以他努力塑造的具有近代社会理想人格之“新民”，是几乎完全摒弃传统文化中儒家观念之德行要求的。他认为，长期以来，于圣哲祖训之下，国人习惯持有“束身寡过”主义，“不复知公德为何物”，而只以家族、“天下”为侧重，结果只具有为家族人、为“天下人”的资格，而无为一国“国民”的资格。[7]因此，他所主张之“新民”的“新”有两义：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既为传统文化精华之更新与改造，更多地是中国传统民族性中缺陷薄弱之检讨与补正。[8]可见，在急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中国的时势下，这种认识具有其革新的力道，却少了对传统文化中有助于凝聚民族认同的优秀精神的吸收利用。其次，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并明确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由此可知，梁启超所认为的中华民族几乎仅等于汉族，他将中华民族认定为汉族与其前身华夏族，而不是中国各民族的统称，这使得其“中华民族”的概念存在局限性，未能取得最广泛的民族认同。再者，康梁等领导晚清变法改革的一批知识分子未能真正参透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蕴含的深层文化因子，[9]从而导致他们所代表的改良式民族主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有效的“维新变革”。究其根本，即是改良式“民族主义”，并不能被中国人民普遍接受。中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隔阂，这实际是源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从政治结构到意识形态，集权政制固有的种种弊端，不能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各阶层加强国防以御外辱，但这个道理，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至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则以“排满革命”作为激进人士的旗帜，将汉族解放与民族独立、“排满”与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即明确以汉族排除满洲“异种”，使中国成为“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由中国人任之”，实现“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为革命目标。[10]孙中山在这里所言之“中国人”、“我民族”，其汉族指代再明确不过，所以，此时他心中对“国家”的认同，是排除满族以外的大汉族的认同。相较于改良式民族主义虽是偏激了些，但确实更契合当时的历史要求，在实现民族的政治目标上则更有力有效，也因其能满足社会“仇满”的心理需求而起到最大程度的动员效果。然而，不可否认，革命排满“乃民族根本解决之事”等论调，在相当程度上却又陷入了一个狭隘民族观和种族主义的误区。如此，则是以满汉民族矛盾对立，掩盖近代中国情境下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客观要求。

至1912年时，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有所变化，他放弃排满，提倡“五族共和”：“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11]至五四以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之后，则又主张以“中华民族”取代“五族共和”，谓国内“满、蒙、回、藏”等诸族，“同化于我汉族”，“合一炉而冶之”，成一“大中华民族”。[12]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变化经历了“从种姓革命到民族自决”，“从五族共和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已经“达到了其思想的最高水平”。[13]然而，后来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都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策略渐行渐远，终究还是未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而当中的关键因素同样在于，终究未能领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症结所在。在1928年“统一”中华民国以后，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这种只能是集权意义下的民族主义，其政治工具的性质更为突出，忽视了人民对中国民众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直接影响到国民的国家认同感，“民族国家”的符号意义被大大削弱，民族主义的动员和整合功能因缺乏民众这个力量基础的支撑而大打折扣。[14]

“传统文化”在概念上指的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应涵盖更为宽广更为深层次的内容，应也包括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形态、政治制度模式等。上述改良式民族主义以及后来革命派民族主义，如此看来，究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无法真正动员社会力量，一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以及未深刻认识到近代民族核心问题，根源上都可谓是没有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的特征并加以利用。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经验及其特征

至20世o中叶，中国共产党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真正完成了对国家政治权威的全面恢复和重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新中国”国家的内部整合，[15]真正意义上建立起全国国民的国家认同。究其原因即是，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起，即在不断地革命探索不断地总结中，创建出一套适用于中国现实环境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鲜明特点是，它真正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将国家和人民，将民族主义与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建构起了完整的蕴含着深厚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包括国家、个人权利、集体权利、公民资格以及社会的完整的政治实体，并且将对传统文化精华的认同融合入对国家的情感认同之中，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阐释，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分为两个方面：对外反帝，进行爱国主义运动；对内构建民族国家，包括国家建构与民族问题的解决。

第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有关于民族建国等问题的认识深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是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当中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蒙古、、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建立共和国。”以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初步的对“国家”建构的理解，也尝试初步建立各民族国人对“国家”的认同。然而，此时尚未建构起蕴含深厚历史意味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也还未建构起清晰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概念。

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阶段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抗战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将全国各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的爱国旗帜底下，即对外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构建“中华民族”，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1939年，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即阐明其“国家建构”观点：“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国家，国内数十种少数民族虽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提出了较之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既区别又更完善的，与历史传统结合得更为紧密的，也更具包容性的概念。这个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在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对外“反抗”，对内“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际应用的方向上有着指导性意义，也突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理论的理论创见。

第三阶段即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因应时势和社会政治的普遍要求，主张以“和平建国”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统一民族国家。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当中即明确要求“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足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也受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影响，但走的却是与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道路。

综上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源于对国家的热爱，深植于中国传统，依托利用中华传统文化，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以从对共产党民族主义特征的分析中深究其优胜之处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具有对近代中国解放与独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国家民族的深切热爱，这份爱国热情即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作为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极具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在他青年学生时代，即表现出报国雪耻的满腔热情，并常常引经据典地表达这份爱国情怀。抗战期间，的一篇《祭黄帝陵》，洋溢着满是与民族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并立誓以争取民族独立为己任：“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其雄心气概与中华民族之祖黄帝相差无几，誓与黄帝比肩，开创中华民族新局面。以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首先源于其对于“中国”，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情怀。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华自身文化传统，是“中国自信”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及传统文化，其最终取得革命斗争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中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立足国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就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言，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始，即清晰地认识到并揭示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着的两大紧迫的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拯救中华）；一个是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生活幸福（振兴中华），即可以说，清晰地揭示出中国近代传统社会面临的症结问题，并努力从自身传统寻求适合自己的解救办法。这样的认识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族观的影响有莫大关联。中华传统民族观当中，存在着爱国、忠君、维护固有文化并崇尚气节等品质，其民族自卫的观念甚至体现出了可贵的自尊自立品格，这些观念都影响着中国人长久以来就拥有着对本民族文化、习惯坚守保留的精神。民国年间的中西文化之争中，知识分子们在尝试寻找中西文化间的平衡，试图寻求最佳的办法复兴民族文化，却未得法。至中国共产党，才引入马克思主义，真正立足国情现实，胸怀对中国传统固有精神的自信，摸索出了适合中国的民族主义道路。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具有最大动员力量的民族主义。在如何组织民族主义，建设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共产党的理解与前述近代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都相去甚远，最大的区别即在于共产党所依靠的力量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更深的了解认识，于是，能更加清楚中国的现实社会结构和需求，因此，引来了阶级斗争学说，“以革命运动为手段，诉诸人民民主的国家”，从而使其“民族主义具有非常强大的斗争精神”。[16]共产党选择的是一条更为适应中国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革命道路，利用与广大来自社会下层民众的良好关系及其积极的参与意识，使其民族主义充满了动员的力量，能有效组织和整合社会各阶层，完成新的民族国家的创建。[17]以中共对待民间传统习俗的态度即能说明其在动员群众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利用。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共产党以“利用与改造民俗形式”的两面作战为基本方针，并在1942年整风运动以后，确立承认传统民俗文化固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针，在追求普及阳历及排除迷信的同时，也开始对以春节及二十四节气、端午、中秋等为代表的传统节日赋予新意义，并积极地运用于宣传活动。例如有些原本是在阳历举办的纪念活动，被改于日期相近的阴历节日或是庙会、集市日时举行，甚至，在整风运动以降确立的个人崇拜，也如农村里将肖像作为神像崇拜的事例所示，具有与民间信仰结合而强化的面向。这充分说明，共产党已然认识到中国广大乡村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尊重其文化并依托利用，充分扩大并巩固群众基础。

其四，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是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其更为科学地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含义，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突破“N族主义”，也突破近代“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中华”一词因其源于古代华夏民族的悠久历史而具有深厚渊源，并且以极大的包容性涵盖了生活在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也是对中华文化极具包容性特征的继承。共产党使“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抗战民族统一战线中真正深入人心，突破了改良派“合满”与“大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也从本质上区别于孙中山在“排满”基础上的以及后来的“五族共和”。

三、弘扬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

民族主义有其建设的一面，特别是当其真正与传统文化相联系并相互依托的时候，即能在建基于民族文化根源之上建立起深厚的国家认同。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社会、传统文化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其依托与利用，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建构起了国家认同。自近代以降，直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代，民族主义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并且，已经扭转了方向，由当年自西方传入转变为以“中国话语”的方式走向世界。2013年五四青年节时，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一段讲话：“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高度概括了在爱国精神引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全体中华儿女实现近代救国梦，憧憬未来强国复兴梦的远大理想。正是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略构想，使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依托，从而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更为紧密的国家认同，同时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爱国担当。中国梦的概念，高度体现了用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相联系，建构国家认同的主题，高度凝聚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凝结起更深层次的国家认同。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如此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可见当中的重要性，民族的复兴从根本上看是文化的复兴，这也显示出他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上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在当代，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仍然紧密相连，提出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失语挨骂问题的新战略举措，更是为党的建设、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提供了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厚植本土同时融合中西的思想资源与路径选择。

注释：

①如：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比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曹娅.国家认同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研究对象.2014年；刘国强.传统文化建构国家认同的多重面相分析.学术界，2009年第1期；陈泽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由亨廷顿美国国民特性论引发的思考.齐鲁学刊，2015年第6期等.

②如：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晚清民族主义的来源及其形成进行概括分析；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和岑树海（《民族主义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双重变奏》，《江海学刊》，2003年）等学者都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政治大肆入侵的冲击下的反应，属于“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姜义华的《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1993年）则概括总结了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化过程、内在结构和主要特征等。参见：暨爱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③如：[日]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美]柯博文著.冯俊亚译.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等。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④如：杨思信.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等，均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内容及其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有所考究。

⑤如：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以较多的笔墨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族类思想的特点，指出中国传统的族类思想常与爱国、忠君、维护固有文化以及崇尚气节相联系；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则论述了中国民族主义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化。

参考文献：

〔1〕曹娅.国家认同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研究对象.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6）；

〔3〕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4〕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P191；

〔5〕梁⒊.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1）；

〔6〕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67-79；

〔7〕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P62-63。参见：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71；

〔8〕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72；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0〕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P296-297；

〔11〕孙中山.五族协力以谋全世界人类之利益.国父全集.第2册.台湾党史会编订再版，1981：P258；

〔12〕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P55；

〔13〕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思想.中国思想史论.中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P643；

〔14〕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230；

〔15〕 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49-50；

〔16〕郑大华.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8：P142；

〔17〕暨爱民.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253。

作者简介：陈童敏（1985--），女，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现任中共茂名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调研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