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对善恶二元论人性的超越

时间:2022-09-18 10:15:21

马克思哲学对善恶二元论人性的超越

摘 要:传统人性论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对人性作善恶二元论的划分,但是有几个理论缺陷。而马克思哲学却通过对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分析,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家。

关键词:人性;善恶;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053-02

人性是一个普遍话题,古今中外有很多理解和探讨,其中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传统有很多说法,大多出于普通认可的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人性作善恶二元划分。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他认为人皆有四端,这是仁义礼智四性发出来的,而仁义礼智是人固有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所以人人皆善,人人可以为善,他和告子辩论的时候认为“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人性本来是恶的,只是由于后天的教化教育才让人向善。北宋的张载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被当成是善的本源,代表着天理;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代表着过多的人欲。朱熹把张横渠、二程等理学家们开创的这种二元论从学理上进一步推向极端,主张善恶的二元对立和善对恶的超越。在西方思想中,基督教神学的代表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人的善恶选择来源于人的意志自由选择,而这也体现了上帝惩恶扬善的公正性。诸如此类的人性善恶二元论,在中西思想上还很多。

但是人性作善恶二元划分往往有一些问题要解决。首先,性善论也罢、性恶论也罢,往往都未能对人性善恶的两个层面的含义作一必要的分疏。断言人性善,是基于人性在应然状态上的完备,即人性本然是完善的,应该没有缺陷,这是一种人性的理想。断言人性恶,是基于现实经验的考察,这主要指的是人生来具有的保存自我、扩大自己利益的特征。性善说是一种应然判断,即人性应该是善的,而性恶说是一种实然判断。如何判定应然和实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不同的人文传统中有不同的标准。

其次,人性作善恶二元划分是以承认有一个“人性”为前提。但是人有本性吗?考察一下西方思想中的一些说法。从古典的希腊时代,到近代的苏格兰启蒙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奥勒留、西赛罗、亚当・斯密、爱德蒙・柏克的思想中对人性的存在一直是十分肯定的。大卫・休谟对人性有充分的肯定,他说:“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人性论》)他断言人们普遍承认,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都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柏克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休谟的观点,主张人有实在的不变的本性。他在致斯密的信中写道:“人的本性总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也有持有否定固定人性的说法。比如以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并不直接否定人性的存在,而是提出通过理性的运用可以对人性加以改造的命题。经验主义者洛克所倡导的“白板说”,认为人心最初是一个白板,人的所有知识都是后来的经验的产物。美国的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试图以确凿的经验科学结论来否定人的本性。他本人用对白鼠行为的研究结果来证明,人的行为与白鼠一样,完全由环境支配,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与动物有着根本差异的本性。存在主义把人看做一个不断流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人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因此也就没有作为一定之规的人性。强调个人的存在,反对普遍的本性。

可见,为人的本性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也是十分困难的。倘若一个人把某种实体假定为人的本质,那么,他就被迫处于一种非进化、非历史的静止状态,它意味着自人类诞生伊始,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再次,在东西方的理性主义人性论传统中,不约而同的做法是把人性二元化,分成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相互孤立的存在,并尤其刻意高扬人的社会性。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子、到18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官方哲学家都在沿着这条路走。这种二元人性论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割裂开来,使两者对立起来,同时又把人的自然性界定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的需求或天然的,视自然性为人与动物共同的属性。在这种割裂状态下,讨论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使得本来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融于一身的人如何归属于善或恶呢?

以上三个问题是传统人性论尤其是善恶二分的人性论的理论缺陷。如何看待上面三个问题呢?这让人想到马克思对于人性问题的处理。马克思在1844年和1846年两年中对人性有三种不同的重要表述。

1.“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3.“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

根据这三个主要的表述,可以分析马克思的人性观有这么些特点:

1.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因为人的生产是全面的,能满足不同的需要而非仅仅是肉体的需要,能再生产也就是改造自然界,能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能按照不同的尺度尤其是美的规律创造财富。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地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人的生产是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全面的,所以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一切违背这一根本属性的都是非人道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才是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全面的需求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这种全面性表现在理论与实践上。他说:“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就越广泛。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水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只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人性的表现形态是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不只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简单的物质交换,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身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按照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人性论述针对传统的人性善恶二元论有这么一些回应:首先,不作伦理道德上的善恶二元区分,而是以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人性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而不是先验地划分善,据此树立后天的恶,避免了应然判断和实然判断的矛盾。

其次,全面的需求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这样一来,人性就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实体,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的。人和环境的相互影响,使得人性和环境各有发展。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存在主义的人性论。

再者,人性的表现形态是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避免了传统人性论把人性二元化,分成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相互孤立的成立,并尤其刻意高扬人的社会性的做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充分考虑了人是复杂的具体的现实个体,人性是通过复杂的关系(如物质自然的,家庭工作等社会的等等关系),在具体现实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以往的善恶二元划分的人性理论有三大理论缺陷,而马克思通过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人的根本需求的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相应弥合了以往人性论的理论缺陷,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人性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家,这正如他以实践论的关怀超越了西方近代认识论形而上学一样。我们生活在人性善恶的世界里,但是人性从根本上说也是无法仅仅用善恶来衡量的。事实上对于人性的讨论并没有完全停止,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会始终伴随人的思考活动而存在,不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停止。马克思对于传统人性论的超越是建立在他本人的思考之上,并不表示以后对于人性理论的思考就到此为止。而对于人性理论的三大质疑,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索,从而推动人的道德思想前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王磊.马克思恩格斯论道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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