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参与策反傅作义起义史实

1949年1月22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在报纸上公布，它向世人宣告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在傅作义抉择起义前，曾有一位老先生奉中共之命，赴北平参与策反傅作义起义，他就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山西辛亥首义将领孔繁。

孔繁，字云生，1885年9月5日出生在山东省藤县东龙岗村一个贫苦家庭，《孔子世家谱》第74代。

甲午战争后，中国割地赔款，满清政府搜刮民财，加之各种自然灾害，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龙岗遭受蝗灾，庄稼被吃光，灾荒年月，孔繁的父亲因病离世。在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孔繁的母亲决定让他外出谋生，找个活路。孔繁含泪辞别了母亲以及一个病弱的弟弟和两个姐姐，离开了养育他的故乡，投奔到山西大同做地方官的亲戚家。在山西大同，少年孔繁铭记母亲教诲，人穷志不移，活就要活的有骨气。他决心通过自学，咬着牙发奋读书认字，刻苦勤奋地获取知识，了解国事天下事。他知道了什么是甲午战争、等等，耳闻目睹国弱民穷，列强宰割，认识到了满清政府的腐败。

1902年山西筹设武备学堂，培养下级军官。时年17岁的孔繁，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毕业后，清政府决定派大批青年学生留学日本，分配给山西考选名额有50名，其中武备学堂占有名额20名。孔繁经考选录取，得到山西的公费，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中、高级军事课程。1904年7月，由武备学堂职员吴春康带领赴日，同去的有温寿泉、阎锡山、马开崧、黄国梁等。

1905年12月11日，时年21岁的孔繁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在日本东京参加了同盟会，由张继主盟，是早期的盟员，属于山西分会。1909年，清廷陆军部召回一批留日毕业生，在北京考试后，孔繁和温寿泉、阎锡山、马开崧、黄国梁等人被派回山西为新军骨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剑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积极响应。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义，光复了陕西全省。山西的形势紧迫，清廷抚台陆钟琦严加防范，革命党人积极部署。10月末，孔繁和温寿泉、黄国梁、阎锡山、赵戴文、南桂馨、乔煦等人在五福庵连日密商。10月29日拂晓起义军由新南门人城，攻打抚台衙门，经过激战，早8点满清政权，太原光复成功。

太原光复后，孔繁任参谋部副部长，参谋司司长，兼教育团团长。他是职业军人，历任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和军长，山西警卫军总司令，晋绥训练总监，国民政府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并获得了三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勋五位。

1915年山西成立军事教育团，训练有文化的青年和选的士兵，以后山西扩军即以这批学员为骨干。孔繁时任参谋司司长兼教育团团长，当时傅作义是学员。1917年孔繁任第三混成旅旅长，傅作义任排长。1924年孔繁任第二师师长辖第三、四旅，傅作义是第四旅第八团团长。

太原光复后，阎锡山极端排外，铲除异己，由此流传社会的“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顺口溜。众所周知。阎属下有不少军政要员，被迫远走他乡。孔繁是以外省人寄居山西，他刚强不屈的性格，直言不讳的脾气，再加上与阎的多次意见分歧，自然使阎锡山及其同伙心中不满。但是孔繁是太原光复的主要军事人员，更因为他为人耿介，清廉自持，阎锡山抓不到什么把柄，未能对他下手。

孔繁困惑于那复杂、纷扰、矛盾重重、军阀混战的角鹿场，他见到的是中国大地上由于腐败的政治、纷争的战火所造成的无尽的黑暗与灾难。回想当年满腔热血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满清建立民国，而革命到目前也没有什么“民主、民权”，皇帝换成了军阀，新军阀又代替了旧军阀；更没有什么“民生”，老百姓依然沉沦于民不聊生的深渊。回想当年自己风华正茂，也有一番“大梦谁先觉”的抱负，而今爱国之心未得抒发，为国为民无所奉献，实有愧于初衷!

1930年孔繁离开军界，在家乡济南接任了山东建设厅厅长。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掀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年近花甲的孔繁在阜阳地区参加了艰苦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孔繁极为兴奋激动，急不可待地又投身到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统战工作中。孔繁接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王道、李勇烈二同志的指示，动员吴化文(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起义。吴化文经过联络劝导，最终选择了光明道路，投靠共产党，于1948年9月19日起义，这对解放济南战役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26日济南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谭震林任主任，曾山任副主任。曾山和傅作义有过接触，也了解孔繁和傅作义的关系。孔繁虽然已离开军界，傅作义仍尊其为长者，孔繁则称他宜生以示平易。曾山同志将孔繁的情况向当时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军区联络部部长的刘贯一同志作了反映。刘贯一即向华东军区司令员作了汇报。11月，刘贯一派交际处管易文处长从济南邀请孔繁到青州，商谈到北平的策反工作。孔繁介绍了对傅作义的了解和估计，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几个师长的情况(都是西北军，有的曾是山西教育团的学员)，提出如何向傅作义动员，是否能带电台，怎样和党联系等问题。刘贯一同志电呈中央军委总司令，中央军委复电通知前线指挥部各方面，对孔繁的工作给以方便；因道路阻塞，为安全起见不能带屯台，用口信联络。刘贯一、曾山二同志，转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派孔繁到北平。

当时傅作义是华北“剿匪”总司令，掌握着60万军队，在中南海居仁堂勤政殿办公。孔繁于11月由济南动身，携藤县老乡杨旭庭和次子孔祥净随行。当时铁路不通，他们化装坐大车进入河北省境内，先到泊头，和共产党的城工部联系，由负责人刘仁同志安排通行到北平。进城后孔繁住在西城绒线胡同苏体仁宅内。

孔繁到北平，正是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傅作义由南京参加了召开的最高级军事会议返回的时候。参加最高级会议时，原拟令傅作义军南撤以保存实力，并将任命傅作义为“东南战区司令长官”。如傅作义不从，即扣留傅作义。傅作义为让放心，力陈南撤之不可取，从历史上考察偏安一隅很难收复失地，为了党国大业，必须坚守华北阵地。有理有据之陈述，果然打动了，遂放心让傅作义北归。12月5日发起平津战役，傅作义部队在丰台、通县等的据点相继失守，平津铁路中断，北平完全处于包围之中，城里的几十万军队全靠空投补充给养。傅作义思想波动，苦闷彷徨，他还想固守平津，为保存实力，部署放弃张家口，命令嫡系部队三十五军撤回北平郊区。他的部署还未落实，12月22日，即以凌厉的攻势围歼了新保安的三十五军。24日又攻克了张家口和击歼了怀来南窜的两个师，傅作义的直属部队大都被歼灭了。这时候他在万分沮丧之余才逐渐

冷静下来，认清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谈和起义，但是还有重重顾虑，怕像当俘虏一样丢面子，如何改编全部军队，自己的财产能否保全，家属子女在重庆是否安全等等。孔繁对傅作义一再推心置腹晓以大义。这时策反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功到垂成。12月24日钱伟长(孔繁的大女婿，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骑自行车经石景山到良乡，同行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系教师董寿莘，他们找到总部，汇报孔繁的工作情况，受到、张宗麟、钱俊瑞几位领导的亲切接待。

1949年1月初，“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由绥远乘飞机到了北平，孔繁亲自和邓见面晤谈，大有进展。这期间孔繁又让其子祥净到良乡总部口信汇报，以孔繁的印鉴为凭证。其时海淀已解放。出了西直门就是解放区了。待到1月15日天津解放，全歼守敌13万，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平解放北平的大局已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公布，让北平城内近百万人民放下了惊恐不安的，心情，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平古都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1月31日，北平举行隆重的入城式，人群涌动夹道欢呼，主席和总司令在军用卡车上，由正阳门缓缓驶进，微笑着频频向群众挥手。见到此情此景，孔繁是多么的激动啊!想起1927年那次来北京，22年了，是多么巨大的变化，中国历史的车轮终于辗过了万千险阻，走上了新的道路。

北京城郊交通恢复畅通，孔繁到清华园大女儿家短住休息。在春节后仍回到济南，经过几个月的跋涉、奔波、紧张、劳累，大病一场。在病中得到中共中央由署名发出的通知，邀请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孔繁心情非常激动，自认为不过为和平解放北平尽了一份力，竟受此殊荣，实不敢求得名利，愿留居故乡。当时任山东分局秘书长的刘贯一同志和孔繁会面，转达了董必武和的通知：孔繁先生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作了大量工作，他不愿留在中央，愿回老家，要好好安排。

孔繁认为傅作义起义是共产党英明正确的军事路线，政治政策和无坚不摧的兵临城下以及腐朽无救土崩瓦解大势所趋的必然结果。对孔繁个人来说只是很好地完成了共产党交给的任务，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祖国和子孙，做了一件舒心的事。至于有关动员傅作义的具体过程，他从来没有对外炫耀过，而是对组织负责，在1950年9月民革党员登记表“参加工作”项下写明：“济南解放后，奉华东军区之命赴北京联络傅作义商洽起义工作。”这份登记表现保存在北京民革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卷中。

1969年11月3日孔繁逝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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