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摘要】参与式影像的中国实践已有十多年历史，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尚未起步。本文密切关注这一新的影像实践形态，从发展传播学的视角对参与式影像的概念、来源、操作程式进行了解答，并对参与式影像在中国乡村传播的特殊价值、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参与式影像；发展传播；乡村传播

【中国分类号】G220；G206 【文献标识码】A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在1美元以下的6万名贫民，影响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是近年国内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在主流大众传播范式下实施的诸多解决方案仍然收效甚微。鲜为人知的是，从1991年起，一种新的草根媒介和传播方式――参与式影像就开始进入中国，并在环保、扶贫等领域中潜滋暗长。到2007年，这种新的影像形态已经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台湾“鸟山头影展”及英、澳等国举办的诸多国际发展会议上多次亮相。在国内参与式影像实践方兴未艾的时候，相关的理论研究却仍是空白。那么，究竟什么是参与式影像？参与式影像是如何操作的？它与普通的纪录片有什么区别？在中国发展传播中具有什么特殊价值？发展中尚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做引玉之砖，结合国内外参与式影像的最新发展态势予以解答。

一、参与式影像的概念及与普通纪录片的区别

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也叫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草根影像（grassroots video）、过程影像（process video）等，参与式影像可以说既是一种影像类型，一种行为过程，同时也是一套工作方法。Shaw和Robertson将其界定为“一种创造性地利用影像设备，让参与者记录自己和周遭世界，来生产他们自己的影像的集体活动”(Shaw andRobertson，1997；p.1)。Nich和Chris Lunch则认为参与式影像是“动员群体或社区制作关于他们的影像的一套方法”（Nich and Chris Lunch，2006；p.10）。以集体行动为特征的参与式影像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创造对话、促进思考、凝聚共识的民主化过程。作为20世纪西方发展传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式影像往往聚焦于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的发展问题，把影像作为弱势者发声的工具和媒介，通过与草根民众的参与性合作，给那些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网络之中被忽视的人一种声音，使那些在大众传媒中没有被呈现的观点带到社会表层，最终促进发展问题的解决（Shirley A. White,2003:p.20）。

参与式影像的一个著名口号是：“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2]参与式影像源于1967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在偏远的福古岛实验成功的“福古程式”（FogoProcess），即把摄影机交到当地人手里，在互动的拍摄中给平时无法“发声”的民众一个聚焦当下问题和讨论的机会，通过影像的播放，达成相互间的理解及与政府决策部门的沟通，以实现地方发展和民众权益维护。参与式影像充分发挥了影像的记录功能，具有普通纪录片中参与型(participatory)与自我反射式(reflexive)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具有科教纪录片的一些特征。但是从本质上讲，参与式影像与之又有较大不同。

首先，价值重心不同。对于普通纪录片生产而言，最重要的是作品，而参与性影像是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存在，除了重视最终的影像产品，更看重影像的制作过程本身，即在拍摄过程中聚焦共同议题，集体讨论，形成共识。

其次，生产方式不同。纪录片是作者独立创作的个人作品，纪录片的主题最终会怎样表现，拍摄对象会以何种方式得到呈现，被拍摄者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相反，参与式影像中，当地人身兼拍摄者、表演者（被拍摄者）、观看者三种角色。弱势群体可以根据他们所感知的问题来决定其片子的主题，并且能够控制他们将怎样被呈现。此外，纪录片的观众没有特定指向性，而参与式影像的观众是特定的社区成员，利益相关者与政策决策者，较有针对性。

再次，参与式影像不同与纪录片之处，还在于它特有的价值标准、传播途径和观看方式。纪录片通常遵循严格的美学标准，旨在引发观众思考，或者带来美的享受，但不一定期待反馈。而对于参与式影像来说，更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参与式影像更看重影像的社会动员和表达效果，因此观众的反馈非常重要，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反馈使民众被赋权行动，而不太看重技术质量。从传播途径看，纪录片一般都希望进入大众传播渠道，而参与式影像在它发生效用的文化社会环境之外并不具有什么意义，一般避免大众传播，也不会进入商品市场流通，而是进行针对性的小众传播。

二、参与式影像的操作程式

参与式影像诞生后，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非政府组织Global Vision的社区影像顾问Pamela Brooke和尼泊尔GreenCom的社区影像专家Kedar Sharma共同撰写了一个操作指南。以六周作为一个工作周期，介绍了参与式影像的操作步骤（Pamela Brooke and Kedar Sharma,1997）。

上述操作程式属于参与式影像中最典型的一种――赋权型影像（empowerment- typevideo）。它将录像制作作为弱势群体相互沟通和自我发展的工具，鼓励那些因社会、经济、教育等原因长期处于“失声”状态的群体，能够通过影像来表达自我，增加社区民众尤其是穷人与妇女的发言权和决策参与权。这些“影像信函”或者被递交到决策者、项目执行者手中，以更好地完成相关决策和项目设计与实施，或者被送到相关的国际会议进行专题讨论。如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每年举办一次“国际社会传播影像年会”，其中的“针对特定受众的小范围播送单元”就专门为参与式影像提供一个平台。年会针对一些与贫困边缘化弱势群体生活相关的问题，组织相关的观影活动，地方官员、公民代表、五人长老会（panchayat，印度的村务委员会）、非政府组织、记者等相关群体代表都参加会议，利用视听会议机制来促进社会关注，讨论解决办法，加强村民的能力建设。类似的参与经历将有助于减少草根民众过去在社会体验中形成的“无权感”，增强弱势群体的自信和自尊。

三、参与式影像的理论背景

1、发展范式的转换与传播观念的嬗变

二战后，西方发展理论从现代化范式、依附范式进入多元化范式阶段。相应的发展传播理论也从线性传播模式、创新扩散模式，发展到参与传播理论。作为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多元化范式的一种，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关键点是“赋权”（empowerment）。赋权的核心是增加社区和边缘群体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使他们充分认同并接受发展决策与选择，把外来支持变

成自己内在的发展动力。赋权的前提是草根声音的畅达，因此传播在参与式发展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参与式传播理论认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的单向、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它漠视民众的智慧，创造力和地方性知识，导致许多宏大的发展计划最终失败。因此必须将传播实践从一种单一的、与社区分离的垂直信息传送模式转变为将草根民众的参与纳入其中的横向和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使传播更倾向于多元化、小规模、当地化、非体制化，加强传受者的意见交换以及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水平传播，通过民众自愿参与的互动方式，使传播产生过去大众媒介无法产生的效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本土媒介和小众传播工具逐渐被纳入发展传播的视野中，影像、广播等现代传播媒介即是其中之一。

2、理想言语场景理论与解放的教育观

参与式传播建立在一个理论预设之上，即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所关心的社区事务和行动办法的话，人民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Robert B. Scott,1997）。[3]这个假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同时代的哈贝马斯（Habermas）和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开放的传播渠道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社会成员需要民主的传播论坛来解决社会冲突，产生共识，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性的理想言语情景，允许成员自由讨论和交换意见，并因此提出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四个条件：易理解性，真诚陈述，真实性，合乎规则的正当性(Habermas 1984；p.23)。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理想言语场景显然不可能存在于官方与商业操控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中。与之类似，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被压抑者的教育学》中提出了“解放教育观”，认为对话是弱势群体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在交流中有两个前提很重要：一是要真实地表达思想；二是要积极地参与交流。公众只有在交流中学习，交流中觉悟，学会思考产生批判意识，才可望获得“解放”。因此要塑造理想的言语场景，就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自由发声和促成对话的媒介，将传统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模式向平行的、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转移。由于影像对落后地区识字率低的民众来说不存在传播障碍，加之操作简单，便宜、轻便，容易复制、回放和传播，更适应于具有丰富口头文化而不是书写文化传统的乡村，因此逐渐成为一种理想的信息生产、传播工具，逐渐在参与式发展传播中脱颖而出。

四、参与式影像在中国乡村传播中的独特价值

没有传播就没有发展。中国的发展实践令世界瞩目，但是中国的媒介构成与发展传播的内在要求却存在结构性错位。发展传播的实践证明，自上而下的扩散型大众传播方式只是发展传播的一个重要支持系统，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的发展理念下，更需要参与性、地方化、横向和自下而上的传播系统，在中国媒介体制存在结构性缺失的情况下，参与式影像的适时进入，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1、中国的扶贫开发有待乡村传播系统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缩减到2000万左右，进入了一个穷人缓慢减少，并略有回升的相持发展阶段。现阶段我国的贫困问题表现为：一是贫困人口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格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高寒山区、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沙化地区；二是脱贫难度明显加大。受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多重因素约束，单一措施已难以奏效，必须从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措施，实行综合治理加以解决（王国良等，2003；p.72）。因此必须构建新的反贫困机制，新传播系统的构建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扶贫开发战略从最初的“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逐渐过渡到“扶贫工作到村到户”阶段。其中，“小额信贷”和“参与式社区发展”是“扶贫到户”的两个重点，其基础则是建立反贫困参与机制。反贫困参与机制最根本的构成要素就是参与式扶贫，即贫困人口参与扶贫开发的全过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被动受益者的身份参与反贫困决策、管理、实施、协调和监测，把过去完全“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外部组织干预为主的方法转向农民自发组织及利用“乡土组织系统”，通过识别农民的“乡土知识”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创造可持续的“适宜技术”，从而有别于主导的单纯技术转移模式，来达到扶贫效益的可持续性（王国良等，2003；p.86）。这时，如何构建农民的“乡土组织系统”，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成为发展的关键问题，参与式发展传播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其价值日益凸显。

2、参与式影像有助于缓解中国乡村传播媒介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在中国的媒介结构中，政治性与商业性的大众媒介成长迅猛，而公共媒介和另类小众媒介则发育不足。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大众传媒体制的构建是以城市为中心，在覆盖范围、受众定位、传播内容、信息来源上，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化、精英化、市场化取向。主流的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系统一方面对广大农村关注不足，另一方面这种单向的传播系统也缺乏针对性，结果导致传播内容的不适合，传播方式的不适应，传播效果的不如意。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的诸多调查中一再得到了验证（刘仁圣等，2001；方晓红，2003；闵阳，2006；张明新等，2006）。

落后地区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村民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政治参与，对扶贫开发计划的社会经济参与，贫困农户和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小范围运作的信息生产、传播和基层民众的参与工具，非常适合中国“大分散、小集中”的老、少、边、穷地区特点。这些地区文盲、半文盲率高达35%，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文盲率更在65%以上。印度经验显示，“文盲率高的社区可以非常出色地运用影像来进行自我表达和与外界交流”。[4]参与式影像既可以与具体的发展援助项目相配合，作为参与式发展评估的一个工作手段，也可以独立成为一种地方性的草根媒介弥补乡村信息传播的不足（如印度Video Volunteers的“社区影像杂志”）。农村的这种草根传播活动，让村民自己来记录和表达，同时在乡村社区中进行教育、对话与沟通，有助于填补农村草根媒介发育不足的空缺，培植融洽的社会关系，成为村民塑造自我文化身份，构建社区认同的一种文化方式，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较好的媒介基础。

五、中国参与式影像的发展态势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即被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引进中国。1991年，福特基金会在云南资助了一个名为“照片之声”（photo voice）的项目，53位农村妇女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诉求，以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此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进行的参与式影像实践逐渐推开。2001年，欧盟与中国合作开展了“中国村庄可持续前景”项目，并在陕西姜家寨、河北北苏闸、云南三元村展开了村民参与式DV 影片的拍摄。项目组对挑选的男女村民进行DV 拍摄技巧培训，他们分别以妇女权益、老人赡养、农民增收、环境保护、

村民价值体系以及如何实现村庄的现代化等为主题，记录村民的想法，制作了名为《北苏闸》《姜家寨》《三元》的三个参与式影像系列，并在公共场所给村民们放映，反响良好。2004年，英国Insight基金会与中、印、巴三国政府和NGO在克什米尔、喜马拉雅高原地区开展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Insight与中国“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和“起步高原”等环保组织在青海治多县开展合作，在当地牧民中开展参与式影像培训，让当地牧民和环保人士直接向科学家、政府决策者、援助机构表达他们对项目的意见和看法，共完成4部参与式影像作品。这些村民拍摄的影像被送到英国、澳大利亚的多个国际会议放映，目前该项目仍在进行中。

中国学者主持的参与式影像实践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山地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2000年，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净，在云南藏族地区开展了类似于巴西Kayapo人的参与式影像制作方式――“社区影视教育”，即通过影像生产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传给后人。该项目成员请村民拍摄他们自己的生活，让村民用摄像机表达心声，然后做成VCD，由当地人自己开展关于本土文化的教育。2006年，中国的参与式影像实践开始走出国境，云南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云南和越南社区影像讲习班”，开始跨国影像合作。2007年，另一个更大的参与式项目“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在中国西南地区启动。这个由环保组织“保护国际”资助的项目将支持6个来自、青海、四川、云南的乡村社区拍摄自己的短片，帮助当地人用自己的视角，记录西南山地乡村传统的文化与自然保护模式、面对的冲击和变化，以及村民如何通过参与式的方法进行讨论。项目希望以此建立乡村影像交流传播的平台，让相关乡村社区得到启示及自我教育，重视保护与发展并存的重要价值。目前中国的参与式影像实践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尤其与西南地区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相结合，主要关注领域包括倡导环保、社区发展、扶贫解困、社会监督、维护环境权益、推进基层民主、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

六、中国参与式影像实践的存在问题与解决之道

1、基础薄弱，人才稀缺，操作理念、工作流程尚待规范

拉美学者A.G. Dagron曾谈到发展传播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拉丁美洲有300多所高校开设传播学专业，培训了超过12万学生，但都是为大众传媒、广告、公共关系提供的职业教育，而很少提供发展传播、科学传播或教育传播的专业训练。而这个地区急需的正是这样的人才（A.G.Dagron，2001：pp.9-10）。在中国，类似情况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理论研究上，中国的参与式影像研究尚未起步；在实践操作上，参与式影像的培训人员非常稀缺。目前参与式影像的参与者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类是发展项目的推动者，一类是纪录片人。他们对参与式影像的规范流程和操作方式存在各自的理解，缺乏参与式影像的理论指导和实际操作经验。以“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为例。2005年和2007年，社区影像单元的参展作品分别是27部和31部。但严格说来，其中的多数仍然是纪录片、专题片，影像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和参与工具并没有进入项目的具体内容实践当中，真正参与式的影像生产较少。

此外，在参与式影像的具体操作中，某些项目也有不太完善之处。以2005年纪录片人吴文光策划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为例。该计划在全国公开征集十个农民志愿者，用DV记录自己所生长的农村，内容涉及村务公开、村民自治、土地流转、农民维权等问题。该项目虽然意识到草根村民“发声”的重要性，但依然承袭了传统纪录片的生产方式，即重点在于产品而非拍摄过程，也没有在拍摄过程中激发更大规模的群众参与，与真正的参与式影像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其实参与式影像并不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而是一种具有较严格操作程序的影像生产过程。正如Nich所言，“简单将摄像机交到草根民众手里并不是参与式影像”（Nich and ChrisLunch，2006：p.4）。参与式影像的重点在于参与过程中草根民众的参与、发声、赋权，通过与决策者、利益相关者、项目推动者的互动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上述这种简单的草根拍摄方式很难对当地的村民自治行为产生真正意义的推动。拍摄完成后7位学者、艺术家和评论家组成的专家评委的评奖方式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知识分子式解读对村民有无意义”的质疑。十部短片完成后，参加了香港、新加坡和瑞士多个电影节，却从未在当地放映过。Ken Marsh曾说过，“如果参与式影像节目不能被当地人很好地收看，那么参与式影像的概念就是短路的”（Ken Marsh，1977）。[5]由于这种传统的纪录片操作的“拍摄-参展程序”与“福古程序”的参与式传播方式存在较大距离，自然也不大可能产生“福古程式”的效果。

2、中国参与式影像的合法化问题亟待解决

2007年4月，中国参与式影像的主要展示交流平台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即将开幕之际突然被有关部门要求“缓办”，这给正在推广中的参与式影像蒙上一层阴影。虽然这次禁令并非主要是针对参与式影像而来，但这实际上也触及了其推广中的诸多合法化问题。

首先是参与式影像的身份及管理归属问题。1997年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单位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参与式影像并非普通的电视节目，而是参与式发展传播的一种工作方式和促进社会变革的工具，是由发展项目实施者和民众共同制作的参与式互动的影像产品。其行为主体并非广电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而是实施发展项目的非营利组织、社区团体以及个人。因此参与式影像在现行管理框架内不具有合法的播放资格。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管理的通知》规定，个人拍摄、传播DV片，要向省级以上广播电视部门提出申请并经过审查。这无疑增加了参与式影像的操作难度。参与式影像具有其特有的操作方式和传播模式，显然不能与电视剧、DV片等普通电视节目的管理办法类同。在印度，著名参与式影像的培训单位Roopkala Kendro隶属于印度西孟加拉帮政府的信息和文化事务部，而非广电部门管理。该组织指导制作了大量参与式影像，并且每年举办一次“国际社会传播影像会议”。在中国，是否效仿类似管理方式值得考虑，如果参与式影像仍划归广电部门管理，势必需要与其他影视节目有所区别并进行相应的管理制度设计。

其次，参与式影像的公开传播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受到极大限制。半个世纪的发展传播的两条成功经验，“一是受惠于依赖大众媒介的大规模的行动，另一个就是通过小规模计划以及小媒介的使用来促进草根传播（也称社区传播）”（Guy Bessette,2004:14）。而在中国，影像草根媒体（如影像杂志、社区电视台等）基本未发育。在基层的传播渠道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则规定，“乡、镇设立的广播电视站不得自办电视节目”。2004年起施行的《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也规定“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不得自行播放电视节目”。上述条例实际上将参与式影像的传播排斥在社区有线系统之外，在广大农村，包括“村村通”在内的有线电视网络也将难以为参与式影像所利用并发挥效用。因此参与式影像在中国的生产与传播的合法化问题如果不能得以解决，其推广将难以有较大作为。

近年来对中国农村信息传播情况的批评不绝于耳，然而提出的诸多解决办法仍未能跳出自上而下的主流传播范式，如希望新闻媒体“增加涉农报道的内容”，“加大对农传播的力度”，乃至呼吁“传媒下乡”等等。由于大众媒体对农民的遗弃并非个别媒体主观视角上的忽视，而是在市场和资本逻辑下的一种集体自然选择，因此这种希望难免有一厢情愿、缘木求鱼之嫌。解决农民作为农村舆论主体日益贫困化、弱势化和边缘化的问题，必须突破现有的媒介思维框架。参与式影像作为草根民众的一种利益表达手段，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注释：

[1]Accelerat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Video，www.省略/

[2]Lars Johansson and Dominick De Waal, Engaging Participation：The use of Video as A Tool in Rural Development,Katja Jassey ed. 1996. p25

[3]Robert B. Scott, Principle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in Practice: The Saint John Project, www.省略/Papers/Democracy/BOB_SCOTT.HTM

[4]Satheesh, P.V. An Alternative to Literacy ：Is it possible for community video and radio to play this role?Rehabilitation Review Vol. 11, No. 1, January 2000

[5]Ken Marsh, Community Video: An Inner Look, Videoscope, Vol. 1, No. 2,1977,

参考文献：

[1]Alfonso Gumucio Dagron, Making Waves: Storie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ublished by The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2001

[2]Jackie Shaw and Clive Robertson, Participatory video: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using Community video creatively ingroup development work. London: Routledge, 1997.

[3]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London:Heinemann. 1984Nich and Chris Lunch . Participatory Video: A Handbook For the Field, Insight,2006.

[4]Pamela Brooke, Kedar Sharma, General Guidelines for Using Community Video in Community Forest User Group SocialMobilization. July 10,1997

[5]Shirley A. White.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Working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New Delhi: SagePublications.1994

[6]Thomas Jacobson,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The Relevance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Actio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27, No. 1, 2003

[7]王国良，李小云：《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