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的参与式预算

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对于关注中国预算改革和基层民主建设的朋友们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两年前我就在自己编撰的教材中介绍了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对此，我不陌生。

近日，《新理财》杂志邀请我撰写一篇关于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文字，我却颇为踌躇。主要是面对国内各类相关报道和学术文章，我总有些“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不过，好在我曾因机缘巧合，分别在2007和2009年两次到过温岭，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他们的预算改革进程。我想将这两次亲历亲为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思，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或许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温岭乃至国内其他试点地区参与式预算改革的理解。

初探温岭

2007年初，北京的一家研究机构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温岭一行。由于此前一直对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比较关注，我遂欣然应邀前往。

不过，在抵达温岭之前，我还是有些困惑。因为在此之前，致力于温岭参与式预算问题的研究者，主要是基于政治学背景的，他们关注的焦点也是参与式预算与基层民主的关系等话题。而预算圈内的朋友都知道，基于曾经在省级财政预算部门工作过的经历和兴趣所致，我在预算领域内的研究重点在于公共预算的相关技术问题。他们为什么请我这样一个不擅鼓吹预算民主的技术专家去，我当时确实有些搞不明白。

到达温岭后才知道，原来2007年温岭某乡镇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有些波折。由于某些缘故，在当年1月份的镇人大会议上，既没有采用民主恳谈的方式，也没有采取参与式预算的形式，而是用以前的老方法，审议通过了财政预算草案。春节过后，当各路人马准备就参与式预算进行深度报道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人家在没有搞“参与式”的情况下，就已经把预算搞定了。

后来，我们在温岭停留的几天中，经过反复斟酌权衡，终于在技术方案上达成了共识，选择了启动预算调整法定程序，重启参与式预算的具体操作方案。并于2007年晚些时候，再次召开镇人民代表大会，采用民主恳谈和参与式预算的形式，重新审议调整后的预算草案。“事了拂衣去”，我没有参加此后的预算民主恳谈活动，对于后面的故事，也就没有更多的话语权。

但是，此次温岭之行仍旧使我感触良多。为什么在后来众多媒体对于这一年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报道中，对于缘何采用预算调整方案进行二次预算审议的背景，大多介绍得语焉不详？为什么乡镇人大和政府对于搞参与式预算，在当时给我的感觉，似乎并不那么积极，反倒是我们这些从事研究工作的“剃头挑子一头热”？这次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波折，和此前该乡镇相关领导的岗位调整是否存在着因果联系？如果存在某种关联的话，不仅在温岭，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参与式预算试点，是否存在着“人亡政息”的可能？几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再探温岭

谈起2009年3月的第二次温岭之行，之于我或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难免要多说几句。原因之一是，2009年3月2日，温岭市人大邀请我，给参加温岭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就如何解读和审查公共预算进行培训。就中国的参与式预算改革问题，说出了一些我多年来一直想说的话。原因之二是，恰恰在2009年3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工作。此次温岭之行，是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的身份，从事的最后一次预算知识培训讲座。从而，为我近年来奔波达20多个省，从厅局级领导干部一直到普通农民，进行的数十场预算知识培训，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圆满句号。

更为重要的是，时隔两年，再临温岭，我又看到他们在参与式预算改革上取得的长足进步。从温岭市新河和泽国等个别乡镇的参与式预算试点，走到约70%的乡镇开始了参与式预算实践，进而将参与式预算引入温岭市本级预算的审查监督之中。在2009年温岭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专门安排了7场专题审议会，其中审议政府职能部门预算的就有3场，主要是对人口和计生局、建设规划局和科技局。参与式预算在温岭，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确实值得纪念与回味。

在2009年的温岭之行中，我也第一次向温岭的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温岭的参与式预算作为国内的第一个成功试点，这是毋庸置疑的。经过了多年的探索，我们是否可以尝试提炼出一个参与式预算的“温岭模式”呢？

我对参与式预算“温岭模式”的理解，至今也还不是很成熟。但似乎如下的一些基本判断，仍旧是可以成立的。

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是一种本土化的自主性改革创新，并不是从巴西等国拿来的“舶来品”。甚至在当初搞这项改革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就叫“参与式预算”。而是后来研究者发现巴西有个“参与式预算”，于是就给温岭的这一本土化制度创新，贴上了一个“洋标签”。实际上，就内涵而言，巴西等西方国家的参与式预算和温岭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温岭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试点也不大一样。在浙江温岭他们的参与式预算是基于温岭这片土壤而产生的，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加期待着下一次温岭之行。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勾画出参与式预算“温岭模式”的基本轮廓。

（作者供职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