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与参与

——关于一些地方村民消极对待村级选举的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当前的中国农村具有推进直接选举的社会基础，农民有参与村务管理的现实要求。但是，在具体的选举过程中，村民的态度行为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存在一种消极逃避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原因很多，突出的制约来自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本身。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选举 近几年，特别是去年以来，基层民主建设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主要标志是，1998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通知》，首次以专门文件的方式部署基层民主建设工作。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八部分专门论述“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主要讲了四个全面推进，即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全面推进村级民主决策、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监督。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颁布了修改后的村委会组织法。应该说，提出农村基层工作中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并不是从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开始。时期就反复提出过“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的要求，显然，这样的民主并没有真正得到过落实。原因可以说出若干条，最重要的一条是的基本制度框架本身不包容这样的民主，或者说，制度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它的高度强制。农村改革以来，制度废除，建立乡政府，尤其是1987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试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才获得了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在基层工作中，民主制度建设的实践高潮出现在90年代中期，一些县市甚至省政府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作为密切农村干群关系、维持农村稳定的战略措施给以高度重视，有的省委省政府直接命名为化解干群矛盾的“鱼水工程”。这种令人鼓舞的变化源起于农村中基层组织和农民的冲突增加，基层组织在农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失落。农民对于乡村事务的参与要求日益强烈、参与热情不断增长。一些地方领导清醒地看到，如果不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整合农村社会中的诸方面矛盾，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将会进一步滋长，一些基层组织权力的合法性将会产生严重的危机。由此可以说，在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首先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来使用的。 1999年初夏，本人在北京站广场主持一项民工抽样调查，遇到了这样两个人：一位是在北京打工的山东青年，正准备登车回乡，说是要赶回家参加村委员会主任的竞选，因为他们那里真的在搞村民民主选举了，言谈话语中颇显振奋，很有几分英雄逢时的感慨；一位是安徽淮北的中年农民，本来在吉林打工，忽然家乡来电说是他已当选村委员会主任。他说还没有决定是否上任，要回村看看，主要考察一下村的书记是否好合作。我们在问卷调查中，有少量受访者回答本村干部威信近两年有所提高。解释的原因是，干部是村民们自己选的，所以在村里威信比过去的干部威信高。由此可见，村级民主的启动确实鼓舞了农民，扩大了基层组织的民意基础。但是，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农民，对于家乡的基层民主评价不高，认为状况并无改变甚至更糟，在他们的对话中，流露出一种对于村庄事务的哀怨，特别是对于村级政治的危机感。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本文试图运用首都大学生回村调查的个案材料，分析农民为什么对于村级选举持消极态度和负面评价，并进一步提出对于村民自治社会环境和制约因素的看法。 一、村民对于选举的逃避态度 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选举和公开已经成为基层农村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广为知悉的政策规定。在我们对于818名外出就业农民的抽样调查中（本次调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与管理”课题组组织，抽样地点在北京站和北京西客站。调查为非概率抽样，采用持卷访谈方式。15名调查员在6天时间里，共访谈873名外出农民，形成有效问卷818份。调查样本的限定条件是：以外出就业为目的、年满20岁、1998年和1997年分别在村里生活两个月以上的农村人口。818个样本来自22个省（其中数量较多者依此是河南省174人、四川省142人、安徽省114人、江苏省65人、山东省58人、湖北省54人、河北省53人），434个县、436乡的779个村。问卷内容以政策态度为主，包括人口流动、土地承包、农民负担、村务管理、计划生育等多项问题。本次调查的数据分析已经刊出专门研究报告。），“是否知道村委会必须经过选举产生才合法”，88?9%的受访者回答“知道”，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是很高的；不知者只有11.1%。相比较而言，受访者对于具体的新出台的村委会组织法知道的少一些，41.7%知道国家新公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受访者所在村的村干部的产生方式，21.5%回答是“村民选举的”；57.1%回答“上级定了，选举只是走形式”；15.6%回答是“直接由上级定的”；有2.8%回答是“花钱买的”。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不少村民对村级选举往往态度消极。他们对于自己的消极态度，有充分的理由和解释。 村民对选举并不关心，许多村民认为谁当干部都差不多，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并没有瓜葛。在让长村和天姆山村，为了调动村民选举的积极性，村委会给选民一元钱的误工费。在让长村，我调查时发现许多村民都不知道村主任是谁，由此也可以看到村民对选举并不关心。 （周建平，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本科生，《村委会的选举调查》，浙江） 村民为什么对于选举缺乏热情，一个大学生调查后的解释是：很多村民对选举村委主任并不感兴趣，一是由于村里不仅收入很少，还有债务，当了干部也没有意思；二是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印象很坏，很多人不愿得罪太多的人；三是选了村委主任也不管用，因为村里全部事情均由书记说了算。 （姜其，清华大学法律系硕士生，《细木村调查》，湖南） 但在更多情况下，村民对于选举活动的消极抵抗，还来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乡村政治的理解，他们天然地认为选举是无用的，大可不必当真。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享受过真正的选举，他们看过了太多的真戏假作的所谓“民主”。 很多村民对村自治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认为选举无非是换换人，谁当都一样。当我对村自治做了简单介绍后，说明将要进行的选举将采取怎样的民主程序时，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有很大顾虑。村团支书（党员）的话有代表意义，他说：“大队里这么穷，又有镇上的问题，谁也不当的”。 （高兴松，北京大学社会发展所硕士生，《农民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山东） 在农民眼中，干部是专吃公粮，专管老百姓的，只管开会、收费、发文件；农民只管种地、交粮和生活，根本谈不上有多少共同的活动领域。这几年，由于地方搞行政改革，各村都有了联村干部，看起来似乎是将二者关系拉近了，而实际上那些干部也不是长驻村里的，所干的工作也大都是听听汇报，发发文件之类的，有交往的实际上也就几个村组长… （陈志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本科生，《从我村看当前农村的几个问题》，河南） 村民对于选举的消极行为表现得比较广泛。在选举过程中，这种缺乏积极性的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都表现出对于选举的逃避态度。 在这里，选举工作有很大的难度，村民很少有人很乐意地去投那神圣的一票。认为去参加选举是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要是碰上农忙，他们就更不愿意去了。大部分村民认为无论谁当这个官都与自己无关，他们还得去种地。在他们眼中，村干部整天无所事事，却要老百姓凑钱给其当工资，他们因而忿忿不平。但上面却规定非要投票选举，最后的情况是村民们拗不过村干部的“三顾茅庐”，一搬打发一个老人或一个小孩去代选。一般老人不识字，就胡乱地把几张全家的选票乱勾上了。小孩子是识字的，其实他们并没有选举权，就看谁的名字有意思就选了谁。偶尔也会来几个念过几句书的年轻小伙子，他们这时却玩起了游戏：把手中的选票填得平平均均，加起来几个候选人都一样，说是怕少选了谁得罪人。这样一来，真正有效的选票不多。村书记说，“有些地方的选票都是村干部全办，自己在家里填好上交完事，我也很想这样干，但良心会不安，公众选举虽然问题很多，但别人无话可说。” （赵国庆，北京师范大学电子系本科生，《村支部书记访谈录》，安徽） 农村的情况差别很大，农民对于村级选举的态度也并不一样。从政策的设计和解释看，当然可以说选举对于农民是非常好的，但问题在于，即便非常好的东西，农民也未必会非常热衷地参与。更何况，在历史上，“民主”并没有象宣传的那样落实到农民的头上，在现实中，一些怀揣某种动机的上级领导或者村干部本人还往往在选举中做点手脚，使得农民比较多地看到了民主过程的消极方面，因而，他们对于选举的逃避甚至抵制行为，并不是一种乡村中的个别现象。但这并不是农民本身的问题，更不能成为一些人士坚持中国农村不可以实行直接民主的理由。 二、规则被选举的组织者所破坏 如果说既往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中国农村缺乏民主传统所形成的心理积淀，是村民对于选举采取冷漠态度的历史原因的话，那么，在现实的村级选举过程中，选举的组织者对于选举规则本身的活生生的破坏，则是农民消极态度的直接原因。当他们看到，上级领导们并没有真的把选举认真对待时，特别是当他们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出这种选举只是认认真真安排的仪式时，他们的明智选择，或者退避三舍，或者逢场作戏。 从村民的角度看，破坏选举规则的选举组织者，主要是村组干部。较多情况是破坏选举程序。 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村支书和村长一手遮天。用村民的话说，“他们吃不饱是不会下去的”。上边的政策是村民公开投票选举，他们却无法无天，随便找几个人把名单一填上报，村支书和村长当然是他们本人，其他村委由其指定，有村长带队挨户问：“选我当村长，有没有意见。”百姓们可真是敢怒不敢言，稍有不顺便招来扯不断的麻烦，有的村支书一干就二三十年，虽然年年村里被他搞的穷的叮当响，可他就是下不了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佟卫军，中央民族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乡村干部们干什么》，湖南） 村支书由乡里或扶贫工作组定，村委的选举由支书一手安排：村支书提名候选人，支书做工作。最要命的是唱票的也是支书选定的人。所以群众对选举普遍抱有一种消极思想，选也白选，不如不去，所以我村的这次选举只出席了30几个人。有一个很关键的票叫流动票，即那些外地务工的，不识字的，老头老太的票，能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一，这就足以控制选举结果，所以基本上是支书想让谁当就是谁。 （李年长，清华大学本科生，《长坡村的选举》，四川） 对于选举程序的破坏，有些情况下表现为可以直接控制选举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并不仅仅在村组干部方面，乡镇干部扮演的幕后角色更为重要。认真推究起来，几乎每一起选举问题都有乡镇干部的责任。因为所有的村级选举都是由乡镇甚至县级派员指导组织的。 1999年1月15日上午，洞口村举行换届选举大会：在本次会上，将选举镇人民代表1名，这名代表同时担任新一届的村长。会议在老村长孙欢的主持下进行。在9个生产队都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以后，老村长孙欢指定八队的李云风与自己一起参加最后的选举。参加选举大会本来应该是全体村民到齐，结果由于许多青壮年外出打工未归，又有一些人未参加会议，叫别人帮忙代选，实到人数比应到人数少了许多，各生产队长只是随便地虚报了一个数。会上总共发了960张选票，回收到912张选票。在唱票过程中，唱票人有意将李小雷的部分选票念成是孙欢的选票，被前来观看的小学生当场点破就有4次，结果驻村干部宣布这4张选票作废。即使是这样，李小雷仍然以10张的优势获胜。本次选举大会在中午便结束了。按理说应当李云风当选，但结果报到镇里，镇里以“票数不过半”为由，下令重选。当日下午、七点钟，镇里派人来到洞口村孙欢家，坚持说选举结果必须在今天定下来。但是他们并不是抓紧时间吃过晚饭去搞重选工作，而是在孙欢家吃招待，直到晚上11点才搞重选。那个时候大多数都已睡下，他们就挨家挨户把人叫醒，叫他们重新选过。社员们已经睡下了，懒得起来，便在屋里告诉他们要选谁，又怕他们在门外记了自己不利，就选了孙欢；但还是有许多社员坚持说：我们就按今天白天选的，如果你们一定要重选的话就随便你们选哪个好了。镇里的人只是象征性地走了一小部分人家，有好几个生产队他们根本都没有；即使是到过生产队，也只是走了几户人家。但就这样他们就得出了结果。结果是孙欢获得620多张选票，李小雷只获得了220多张选票，村长仍然由孙欢来做。可是，每个社员心里明白，这个选举结果是假的，他们的选举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李云风不服气，到镇里去找镇委书记评理，可是镇委书记并不重视这件事情，反而说：“你想当干部，这很好嘛。以后我们开会叫你就是了。多一个同志为人民服务，我们非常欢迎。你先回去。”此后，李云风到县里找书记解决，书记答应调查；他也到重庆市去反映此事，但是，直到我2月22日离家返校之日，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眉目。 （马乐宽，北京大学环境系本科生，《奇怪的当选》，福建） 选举的组织者对于选举规则的破坏，表现在几个方面或者说几个环节：一是候选人的产生，比如由一个候选人指定另一个候选人，就显然不符合规则；二是投票过程中违犯规则，让没有选举权的人去投票，甚至让候选人去直接代填选票；三是计票过程违犯规则，唱票人和画票人都可以被某一个候选人所左右，甚至直接篡改投票结果；四是选举结果直接被上级所否定甚至改变，民主在一些领导手里完全成为“玩偶”；五是村干部的产生已经与选举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连形式上的合法性也不需要。从全国来看，我们无法准确说出这种情况有多大的普遍性，但是对于这一个一个有问题的村庄来说，这些程序和规则败坏的选举，就是村民们所看到的“民主”。民主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这样被破坏的。 据队长、会计还有许多村民介绍，村委会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是这样办的：村上把每个人的选票都发给队长，由队长一个人或找几个人帮忙填好了就是了。在当地调查选举情况时，让我吃惊的是许多人连选票也没见过。之后问队长和会计，原来选举由队长一人或几人“代劳”了。在我们村里，选举形式还是有的，但许多村民都不愿参加，村上还规定过，有选举权不参加者罚款。许多人都这样说：“选哪个当都一样，选不选都一样，早定好了的，去选还不如我去挖地。” （梁云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农村的问题》，四川） 村级干部的产生，或者说村级选举的成败绩效，在目前的农村，主要受制于乡镇领导人的态度。乡镇政府对于选举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关系选举的成功与否，同时也关系村民对于选举的评价和参与方式。可以说，对于选举规则的破坏，作用最大的是乡镇领导。如果一个乡镇的领导无意组织一次真正的村级选举，甚至乡镇政府在组织工作中的用人方面出现哪怕是小的偏差，那么，这个村的选举断无成功的可能。 乡镇政府同村委会先研究有限的候选人名单，这其中没有村民参与。结果如何呢？所确定的候选人全部都是党员。也就是说能否当候选人的标准就是是否是党员。而党员又是如何发展来的呢？原来的老党员除外，现在新发展的党员绝大部分是现任村干部的儿子辈，侄子辈。如：现任村支书的儿子、侄子、儿媳妇，上一任村长的儿子等。这样一代代下去和世袭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变相罢了。 （刘丽，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生，《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山东） 在我们那里，村民们没有村委会的概念，仍然称村主任为大队长。寒假回乡时，大队长刚换了不久，口碑并不好。关于他的上任，村民中流行的看法是交易的产物。他的一位本家是在邻县搞建筑的“头头”之一，颇有财产，有意让他上任，“镇上”（村民的说法）也就顺其意了。当再问及，村民如何知道他上任的消息时，他们的回答是：“收钱的人变了，我们才知道，人家现在已经是大队长了。”至于问及具体是什么时候当上的，回答则是：“那谁知道？”在村里人看来，大队长完全是一个替上级催粮、催款的工具，而在其他如村内公务及代表农民利益上则无一用处。因为如果不能发挥他们作为工具的价值，那么他很显然是干不长久的，在村里早流传“交票子（钱），保帽子”的顺口溜，村长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往往先贷款缴上了上级下达的任务然后再慢慢地向农民收上来。 （李文华，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生，《村民眼中的大队长》，江西） 从一些案例可以看出，的组织管理体制，特别是的干部产生方式，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影响农民的理念，而且仍然直接影响基层政府领导对于村级组织的管理，包括干部的任用。当前，中国农村是在数千年专制传统的条件下搞民主，也是在几十年高度集权的基础上搞民主。很难设想，一个文件发下来，一个决定公布出去，犹如春风化雨，民主之花就会在一夜之间处处开遍。尽管村民们现在非常需要民主化的社区生活，但他们没有在既定的程序规则下建构民主生活的训练。

三、意欲问鼎权力者的角逐 大量村民对于选举的冷漠，并不以为意味着村级干部基本上是一个无人问津的领域。除了极个别的村子，村干部的位置已经似乎失去了任何魅力，如同调查中一个农民所说的，“我们村的干部，谁想当就可以当”。（在我们访问的700多个村的农民中，只此一例）。在绝大多数的村子，当村干部还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选择。不管是处于何种目的，村民们还是很看重甚至向往村干部职位的。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许多村民对于选举表现出冷漠和揶揄的同时，另一方面还有围绕村干部选举进行的激烈的权力角逐。 我村的村主任选举主要在赵某和尚某之间展开。二人都是女性，赵某50岁，是村里的老妇女主任，尚某30岁，是村民组长。赵某靠自己当村干部年数多，在村领导中熟人多的优势，通过请客拉过来了3／4的村组长。尚某娘家也是本村的，并且是大户，选举时自然她娘家人会选她。因此，赵某又想法把尚某娘家的1个妇女弄到了这9个候选人里，以此来减少尚某的票数。 选举那天，赵某还到她掌握的那几个组里游说，说尚某如何如何不好。选举后，她还通过改选票来减少尚某的选票数。得知此事是因为某村民说选举时他明明知道他周围的十几个人都选了尚某，那么，尚某至少应有十几票，但他们组里的统计结果却是尚某只有九票！当我就此事采访村民们时，他们还都说村里风传最后结果其实压了尚某二百多票。 了解了我村选举之后，我又问了一下邻近各村的情况，得知大多数村里搞的都不好。有的村上因为有人争当村干部而打起来，使选举无法进行；有的村上候选人用钱买选票；有的村上候选人私下和村民们谈话，说要是选了他，他给他们什么“好处”，当然，此种“好处”都是违法乱纪的事。当然，也有搞得好的村。有一个村因为是城郊，大家不稀罕当村干部，所以原班人马稳稳当当继续当下去；有一个村彻底改选是因为村民态度强硬，村干部不敢乱来。（房青，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本科生，《村委会选举的故事》，河南） 我们没有办法，假定所有想当干部的人都是为了张扬雷锋和孔繁森精神，在现实的乡村社会中，我们的调查员比较多地看到了村级权力斗争背后最真实的内容，即个人和家族的现实利益。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同学并不因为参与村干部争夺的是自己的本家伯父和堂哥而笔下留情，他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亲临其景的斗争内幕。 村里形成了不同的阵营，一是武家，一是李家。对村务感兴趣的村民便纷纷选择自己的阵营，准备“干到底”。当然对村务没兴趣的也形成了一个阵营，村里两派的得失只是他们饭后的谈资。当然并不是都以姓氏画线，武三却在李家的一派里，因为他跟武根全（现任书记）干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和我柳青伯站在了一起。根全那边看上去更像是在明处，做什么事都要盖上公章。那份证明我家先动手打人的材料就被盖上公章送到了县里。根全在台上做事用公章，送礼使大队的钱，我们这边一没钱二没权，只有一些还不够团结的本家人。 为什么会有斗骂呢？其实争权是虚，夺利是真！打我两个伯父时算起，早就有往自己家捞的了，只是那时还不算什么，村里的主要财物还是用在了村里建设上。我伯父在台上的时候，把院子统统翻修了，为他父亲办了个体面的八十寿庆。后来王小根当了村长，就从西头原来的灰砖小院搬出来，搬到了他在东头建的明三暗五宽敞院，不久又买了摩托车、农用三轮车。王小根下去后，我柳青伯上来了，他家就添了辆“一发”卡车。纺织袋厂建成后，武好上台，这次更明显，买机器的时候，他在发票上做了手脚，到手10万左右，由于大队干部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还引发了一场事，武好下了台。武根全便在这当子买通了镇里和县里上了台。 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将会是李家丧失自己在村中的地位不说，以后要划分宅基地，批准在路边摆摊都有可能不会顺利。我玉欣哥说：“村里是一块生存的地方呀！是自己发展的大本营，哪儿能在这儿受人气”。 我玉欣堂哥说，“哥早就想当官了，以后用个钱有多方便”。郭根儿也早已做好了当村干部的准备，头发梳得忒光，远望去派头很大。这些人他们现在各人操各人的心，只是当前形势才把他聚到了一块儿。就算是来全那边的“大队干部们”也一样，我妈说，“这是现在是这样，过不了年关，他们就要狗咬狗”。 有人觉得反正不管谁上台都一样，都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操那份心，用那份劲干啥？”我妈就说，“咱家穷，那些坐江山的也不会哪一天就看上咱，反正不管谁上台，办事都一样难。再说了，不管谁拿章子，还管得了咱在马路边打烧饼，他们公款吃喝也不会把咱们的烧饼买走。妈还是加紧干，供出你这大学生算了。”村东头都快地震了，村西头还安安静静的。（李小福，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生，《台上台下》，河南） 这个案例的告诉给我们的很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需要去解读，尤其值得注意的事，如果一个村落内部的权力配置不是在合理公正的的制度框架下进行，那么，将要展开的人际纷争和利益的倾轧将是激烈的、无序的。 实际上，不论参与还是没有参与纷争的农民，他们都需要以有秩序有规则的方式进入。可以设想，如果失去了基层政府的正确主导，一般情况下的村级选举很容易演变为乡间势力人士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可能以家族宗族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以乡村恶势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可能以黑金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村支书因为年老多病，去年决定退休，但他并不把权力交给别人，而是指派他二儿子担任大队书记。他二儿子基本上是个文盲，什么也做不成，当时入党都是他父亲一手安排的。原大队会计干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公布过帐目，不干以后，把位置让给了他三弟弟。” “村里多年来没有公布过帐目，每年村里的提留款那么多，也不知去向。国家因公众设施征用我村西土地1080亩，每亩地国家补偿650块给群众。钱被乡里和大队拿走了，共70多万块钱，就是去掉村里修两条水泥路40多万，余下的几十万也不知到那里去了。乡里欠解庄的20多万不知还了没有。但是对于群众要求公布帐目的要求，村里领导根本不理睬，群众由失望变得愤怒。” “出于维护群众的利益，我和其他的几个小队队长商量后，决定组织群众和他们讲理。那时他们正在催大伙交公粮。我们得到全村人民的支持，签定了一个《全民要求》，内容是：”全村人民一致要求公布多年来的帐目，改造村里的领导班子，建立村理财小组和理事会，只有解决以上问题，才交纳公粮。“签定好以后，我们给他们送去了一份。 群众对村民委员会更加不满，决定不能让这样一伙人继续干下去，要根据中央颁布的《村民组织法》重新选举。我们向乡党委请示，乡党委却说：“这是你们的权力，你们要选就选吧，我们不阻止。”于是解庄群众在1998年7月5日根据《村民组织法》进行了选举。我为村长，当时乡党委也派人到场监督指导，除老支书一伙外，全村人都到了。但是当我们把选举结果上报给乡党委，他们不予承认，不批准，接着就派出民警传唤我们6个代表，大伙都知道有去无回，就都没有去。村民也都很气愤，认为自己的权力没有得到重视，没有被承认，更加听代表的话，响应并支持代表们。 （孙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本科生，《俺只想为群众做点事情》，安徽）这是农民撇开基层政府的直接掌握而进行选举的案例。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冲突，即农民自己选举的干部，虽然在村民中有合法性，但是在乡镇政府领导那里却没有合法性，而乡镇政府认可的干部人选，由于多数村民的反对无法当选，我们称这种情况为村级选举中的“合法性冲突”。在农村，这种冲突现象有增加的趋势，探索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解决这种冲突，是当前基层民主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村级选举与社会环境 我们认为，选举一经启动，民主就开始成长。不论这样的选举如何混乱，不论这样的选举有多少“名堂”，有选举比没有选举能带给村民和村干部一些新的民主理念。即便一个干部通过贿选上台，也说明他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了村民手中选票的重要性。因此，在以后的职务活动中，他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基层民众会有何种反映。退一步说，即便村干部去买了村民的选票，也比直接去买通上级干部获得上台要有积极意义。我们不应当因为选举中存在这样那样的混乱就轻易否定选举对于基层民主的直接推动。在乡村民主的初建阶段，某种程度的混乱失序不可避免。如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然伴随某些方面的秩序混乱一样，民主制度在中国农村的建立，也必须经过这样一种过渡。认为民主就一定要有条不紊地展开、否则就是农民素质不够因而不配民主的观点，或者是理想化地对待民主，或者就是直接反对这种民主。目前，农村已经有推进民主的利益基础，农民有参与社区管理的现实要求，不等于农民能够自然而然地操作民主的进程。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政权只到县级，乡村主要是士绅统治。从没有国家直接统治的角度讲，士绅统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治。但是，士绅统治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治，或者说它只能是一种权威性自治，体现的是有身份有财富的士绅们的权力。现代自治是一种代表性自治，或者说民主基础上的自治，体现的是每个社区成员的公民权力。在习惯了历史上长期专制统治的土地上，建构这样一种基于公民权力基础的村民自治，其复杂和曲折是不难想象的。村民自治还面临一些现实的体制层面的制约。纵观近几年的大量研究成果，一个突出的印象是，研究者比较多的注重选举过程本身的规则和程序，选举的技术性问题总结探讨很丰富。毫无疑问，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我认为，构成对于选举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影响的，还有一些非选举本身的问题，即选举活动的社会情景。这种情景不是一般意义的环境，而是有较多的人为因素，核心是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领导人的态度。乡镇领导人往往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考虑决定是组织一次真正意义的竞争性选举，还是组织一次形式主义的假选举。政府领导人的选择，主要是从本级政府自身的目标出发，这种目标的核心，是政府要村里办的事情必须能办下去，想向村里要的东西必须能要上来，这是他们选择干部首先要考虑的。显然，政府的标准并不总是与农民的目标一致。为了这个目标，政府领导有时不得不启用乡村社会中的刁蛮顽劣之徒，出现人们所说的村中痞子流氓掌权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乡镇领导人来说，村民本身的要求是次要的。除非村民的利益表达方式非常强硬，否则没有办法将村民目标摆上重要地位。如果把问题提的更尖锐些，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是否意愿真正推动村级民主。换句话说，如果村级选举有利于自身目标的完成，那么，他将积极地组织村级的民主进程。他们的担心在于（这种担心在有些情况下是一种现实），政府对于村级干部的直接控制一旦退出，必定直接削弱基层政府对于村级的控制，甚至直接危及乡镇政府的目标实现和政府运行本身。因此，他们对于基层民主的积极支持是有条件的，于是便有了基层选举和管理活动中种种违反选举规则的事情。规则一旦被践踏，“民主”就被参了水，农民看到了假东西，进一步导致了他们的政治冷漠。这可能是当前推动基层民主的最大障碍。在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如果没有农民的自发参与，一切都在基层组织的控制之下，来自干部的限制就会很多，农民的参与就不可能切实和顺畅。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自发参与被视为闹事，并且受到打压，引发了特殊形式的参与危机。如果这种情景不改变，基层民主本身会成为基层政府手中的“橡皮泥”。更重要的是，在政策设计中，有一种想法是试图通过选举等民主方式来解决干群关系问题，来化解基层矛盾。但是，由于基层政府领导在操作中的行为变异，引发了农民的更多不满，甚至引发农民对于这种变形“民主”的漠视。其结果，不仅没有缓和基层矛盾，而且也制约了民主的成长。现在看来，村级选举的真正成功，还必须考虑需要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基层政府体系本身要有改革和调整；二是要培育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