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信息共享众口难调

由文化部和财政部牵头启动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建设5年，累计投资7亿元。时至今日，该工程到底满足了农民的哪些需求？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效果怎样？运作机制如何？

调查采访显示，在基本的农业实用信息基础之上，各地农民的需求各具特色，要做出“符合每个小众口味的菜肴”是对文化共享工程的最大考验。

在山西祁县昭馀镇丰泽村，村民权勇的家里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的基层服务点。“村里的人常常到我这里上网，查资料。去年，他们就上网了解到了收购辣椒的市场行情，避免了前年由于不知道行情而被商贩低价收购的情况。”权勇说。

“毋庸置疑，文化共享工程已经深入到基层，在普及科学知识、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石焕发说。

但另一方面，“在基层试点中，究竟每周点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在用，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负责文化共享工程的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中心”）主任张彦博说：“虽然目前可以覆盖1亿人群，但是，我们正在摸索更有效传播资源的方式，希望能够针对特定地区投放特定资源。”

已经建设了5年的文化共享工程正在寻求资源有效利用、机制保障的解决之道。

文化共享工程是从2002年起，由文化部、财政部牵头启动的。到今年为止，已累计投入7亿元（中央财政投入2.4亿元，地方投入4.6亿元），后续5年将总共投入24.7亿元。这项投资浩大的信息共享工程有两大发起初衷: 一是要占领基层文化阵地，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满足广大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二是要弥合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数字鸿沟，让更多地区享受到文化成果。

文化共享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孙承鉴说：“这个信息化项目最难的不是硬件设施和资源建设，而是资源怎么用起来。”那么，在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地域需求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投巨资建设的文化共享工程如何满足这种差异化需求？怎样切实让农民体会到文化带来的改变？

需求特色：农民需要什么？

“尽管这台电脑在4月初才搬进来，可我已经在上面找到很多需要的资料了。”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负责广播和文化站工作的王大姐说：“以前我要找一些适合播放的资源，要翻阅报纸或者到网吧上网。现在好了，针对农民的需求，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在文化共享工程的机器上找到，还包括音频、视频的，资料非常齐全。”

当然，王大姐也毫不避讳地提到了一些不足之处：“如果再增加一些针对本地特色的资源，譬如柿子树种植、山坡养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就更好了。”

“文化共享工程要做到的就像是餐厅大厨，要针对每一位顾客的口味，做出他们喜欢的佳肴。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搞清楚他们的需求。” 张彦博说。目前，文化共享工程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农民，由于我国南北差距太大，农民需求又不尽相同，要满足各地区农民的需求，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农民的文化需求大致可分为两大层次: 一是最基本的农业需求，他们大都希望从文化共享工程上获得农业方面的知识，帮助他们科技种田、网络营销、市场供求等实用的信息；二是特色需求，在基本的农业需求之上，他们会根据地域发展的不同，需要一些有针对性的信息资源。比如，外出人员较多的农村，就需要务工信息和礼仪培训方面的知识; 而在老年人和妇女比较集中的农村，更需要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所以，如何针对这些特定人群的特殊需求，制作、传播信息资源，成为文化共享工程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据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图书馆馆长郑海保介绍，当地农民喜欢看的节目是农业科技、戏剧小品等，比如沼气池的建设和使用、西红柿的种植等实用信息，但是点播电子图书的并不多。农民更喜欢视频这种方式，他们需要权威的专家指导; 同时，当地农民还希望有一些形象礼仪、家政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而在山西省祁县，情况却完全不同。祁县图书馆下发资源也是采用光盘的形式，还依靠当地热心的农民。比如在禽流感时期，一个热爱文化的退休工人张风山，就印刷了400多份资料送到农村，很受当地农民欢迎。祁县图书馆馆长杨文龙认为，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需要一些健康保健、卫生环保等方面的知识。

2006年，祁县图书馆利用文化共享工程的资源，免费播放了50多场电影，包括各类教育、农业知识等，大都是在附近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前来观看。

张彦博说，制作“符合每个小众口味的菜肴”，能够资源互动，这是国家中心在制作资源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信息质量：怎样挑出有用的资源？

在北京市，像怀柔区桥梓镇文化站的王大姐这样享受到文化共享工程好处的基层人员不在少

数。2006年，北京市财政为“北京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追加了1136万元的经费支持，总经费达到1200万元。

而在山西，则不像北京那样大范围地铺开试点。由于经济实力薄弱，文化基础也相对薄弱，目前，山西全省所建设的各种类型的试点总共有131个。每一个试点地区都配备了基本型设备: 一台电脑、一套卫星接收器、播放所需要的幕布等。

“由于东西部地区的差异，经济基础好的地方，文化建设也相对好一些; 而那些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一点的地区，则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也是 ‘十一五’期间国家财政重点扶持的项目之一。” 国家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刘刚介绍说。截止到今年4月，文化共享工程各级（国家、省、市、区/县）中心和乡村基层服务点等共达到8188个。

截至今年1月，文化共享工程的数字资源量已经从34TB猛增到58TB，这些资源的表现形式是文化共享工程的网站，目前已设有45个栏目、5个分版（农村版、社区版、少年版、企业版、军营版）、45个专题库。内容包含舞台艺术精品、农村新戏、电子书刊、专题知识讲座以及影视作品。

国家中心每天都要通过卫星，投放4G容量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往往被束之高阁，有些则不知如何处理。石焕发说: “山西省图书馆每天要接收4G的资源，乃至于我们现在的硬盘全部满了，却不知道哪些内容该删除，哪些内容该保留。省里的情况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市、县、区的资源使用情况了。”事实上，石焕发所说的情况在各地方都普遍存在，有些地方索性不完全接收，而是根据资源节目表下载。

对于文化资源而言，如果资源太少，显然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而太多没有针对性的文化资源，对于基层服务点而言又是浪费。这是一对很难平衡和化解的矛盾，当务之急是提高信息的针对性。

机制保障：如何送到农民手中？

各地利用文化共享工程的情况不同，基本上是资金充裕、人员好、有所保障的地区，应用情况好。比如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图书馆是山西省的试点县之一，由于当地领导对文化的重视，该地区图书馆配有60多台电脑，拥有投影机、数字设备（数码相机、DV）和一些网络设备。郑海保说：“文化共享资源就放在局域网中供读者浏览，每小时2元（周边网吧3元）。而且还结合文化下乡工程，将一些数字资源刻成光盘，免费送到农村，覆盖了286个行政村，去年下发了800多张光盘。”

在山西省图书馆的东楼空地中，每周都会免费播放一些主旋律的电影，如此已经坚持了几年，深受附近老百姓的欢迎；每逢周日，图书馆还开办网上课堂，定期做一些专项资源，供市民浏览; 在每年两次的“黄金周”期间，他们还送图书下乡，组织当地图书馆召开现场会议，从而广泛地普及知识。

“但是，有些图书送到农村后，都不曾打开包装，就是害怕搞坏，害怕承担责任。数字资源也是如此，有些地区的电脑放在村干部家里或者村委会大院里，农民看不到、摸不着，怎么达到文化共享的目的？”石焕发对此也很头疼。

采访中，记者有幸遇到了两位文化战线上的“个人英雄”，他们分别是山西祁县昭馀镇丰泽村的权勇、山西左权县麻田镇上马田村的张小宝。这两个人都热爱文化，都愿意为普及文化、宣传科技知识做出贡献，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乃至于家庭的人力都搭进来了。

权勇的妻子帮他照顾文化大院的事情，大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帮忙操作电脑。“我没有固定收入，只靠捡垃圾补贴家里开支。自从有了电脑，我每个月的电费加上网费快要200元了。我也想搞一个收费的图书阅览室，可我又是省里的人大代表，不好开头啊。”权勇述说着自己的想法。

张小宝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山西省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他们换了卫星的天线，重新做了系统，因为张小宝和他的儿子都不怎么精通电脑。“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距离省图书馆太远，我们不可能为了‘重启电脑’这类简单的问题就要跑一趟，我们的人手也紧张。”文化共享工程山西省级分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贾酉全说。

北大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认为: “单纯依靠这些个体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省里没有给他们一分钱的投入，并且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整个家庭基本上都围绕这些事情转。要让基层发挥作用，必须要从制度上解决，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让他们每个月有生活来源，安心做好服务工作。”

张彦博说，像山西这种依靠“个人英雄”搞的基层建设属于少数，现在的基层建设主要是依托文化部的网络，将资源建设到县城文化站、村文化室，由基层人员负责文化共享工程的运行。据了解，在南方的文化室，大都是大学生志愿者或者当地兼职人员在负责，“由于没有资金的激励机制，我们也不能保障地方资源的播放和使用情况，这也是我们最近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

张彦博说的这些保障机制，在北京周边地区已经得到了证实。北京怀柔近年来有很多大学生“村官”，他们在共享资源的硬件维护、资源下载等方面都有技术能力，在对周围农民服务的过程中，也相应地降低了门槛，发挥了文化共享工程良好的作用。

王子舟教授认为，要发挥基层图书馆的作用，必须改变现行体制上的一些做法，不能让基层图书馆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安置闲人的地方，也不能让基层图书馆成为地方政府的“下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要保障基层图书馆的投入，保障他们的人力和技术力量，基层图书馆才能发挥作用，文化共享工程才有立足之地。

解决之道：加大力度支持基层

针对需求不清晰，信息资源缺乏针对性以及机制保障等问题，国家中心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国家中心正委托北大资源管理系的几位教授做调研工作，希望能够有目的性地开发一些资源。除了实地调研考察之外，国家中心更着重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能够上传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去年，国家中心给7个省配套资金共300多万元，让地方开发一些特色资源，如重庆的“红色旅游”资源、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等。“国家中心希望通过上传和下载，挖掘地方特色。”张彦博说。

同时，国家中心还有针对性地购买各种数据库，各个分中心也可以根据地域特性购买资源。北京的做法是与农科院合作，拥有涉及农业技术和农村生活的200余个数据库、农业多媒体课件库1000个，还有电子期刊近7000余种，电子图书、报刊资料7万余册等，已经建成了“北京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张彦博提到了一种新型播放器，体积类似于移动硬盘，有200G的容量（大约可播放300小时的视频节目），加入了一些播放功能，可以利用遥控器播放。张彦博介绍说: “这个移动硬盘有望解决体制上的一些问题，由于具有便携性和可操作性，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农民可以轻易掌握，这就不需要基层人员太多的技术实力。”

孙承鉴说，“简易型移动播放器”可以直接接入电视、投影仪，基层群众使用遥控器就可以操作播放，具有操作简单、易于携带、存储容量大、可更新内容、价格低廉、可自动记载工作日志等特点，为基层站点提供了一种灵活方便的全新服务模式。

针对基层的实力以及保障机制等问题，张彦博透露说，国家有可能加大力度扶持基层文化站的工作。前不久，针对文化共享工程，财政部和文化部两个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下一步决议：2007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将投入24.7亿元重点支持文化共享工程中西部地区的县级支中心、村级基层服务点和数字资源建设。

这24.7亿元的支出方案是，在中部地区，中央和地方的资金比例为5:5；而在西部，中央和地方的资金比例则为8:2，中央重点支持西部发展。并且，每一个基层服务点的投入是68万元，包括电脑、卫星接收设备、投影机、数字设备等。

张彦博认为，现在文化共享工程是在做“大文化”概念，不仅仅要输入传统知识层面的文化，还要输入信息层面的知识，包括法律常识、务工信息、农业科技等。他说，从去年开始，文化共享工程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达成合作关系，文化共享工程依托对方的平台，将资源放在对方的卫星频道上下放; 同样，也和教育部达成了合作关系，每年定期给教育部的远程教育提供资源。

数字说话

截至2006年年底，文化共享工程已建成各级中心和基层服务点6700个，包括1个国家级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1775个市/县级支中心，2085个乡镇、街道基层服务点，2806个村、社区基层服务点；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分别达到19.7万和18.1万个，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近5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2.4亿元，地方累计投入4.6亿元。数字资源量达到58TB（1TB数据量相当于25万册电子图书或926个小时视频节目）。计划到201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资源总量达到100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