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汉语定语后置问题研究综述

时间:2022-09-15 06:24:50

现代汉语汉语定语后置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汉语定语后置说自提出至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是却一直争议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各家之说,就定语后置理论是否成立的争议,定语后置常见的类别以及其功能几方面分作阐释。

关键词:定语后置;类别;功能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118-01

1956年,杨伯峻先生在《文言语法》中提出了“定语后置”一说。此后,汉语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定语后置”作为古代汉语的一种语言现象,基本定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定语后置”被纳人中学语文教材。溯其理论根源应该是《马氏文通》的“加语”,滥觞于黎锦熙《比较文法》的“后附的形容词附加语”。近二三十年现代汉语定语后置问题也受到重视,研究也有所突破。

一、定语后置理论是否成立

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定语一般都位于中心语之前,这是一条公认的语法规则。但是定语是否可以易位?更进一步,定语是否可以后置,学者们众说纷纭。所以,定语后置这一理论能否够成立,语法学界至今争议颇大。汉语中究竟是否存在“定语后置”现象呢?有完全相反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有,一种认为无,长期以来相持不下。

定语后置的问题可以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角度去考察。

从古代汉语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编撰的全日制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有《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一文,文章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概括说:“文言里定语一般放在中心词的前面……有时也放在中心词的后面。” 王瑛(2004)认为,定语后置的现象在古汉语中确实不多,但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并推测这是原始汉藏语在汉语中留下的残迹。梓宜承认汉语中名词定语、形容词定语和数词定语确实存在后置现象,但是对“者”字结构定语后置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张其昀(1981)完全支持定语后置说。李金(1997)认为,定语和中心语的组合结构的表达重点必须是中心语,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定语都是在中心语之前的,由此二因他认定定语后置说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他也承认数量词作定语可以后置。徐光烈(1993)撰文《对文言“定语后置”说的质疑与检讨》反对定语后置说。

从现代汉语角度看,以黎锦熙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汉语的定语可以后置。黎锦熙(1982)认为,凡实体词用作形容附加语,常常在实体前面,但因修辞上的必要,也可改附后面。这里的后附形容附加语就是后来的定语后置。符达维(1984)通过对名词作主语或宾语时定语位置的考察,认为在“俺租种地主魏同昌的地十三亩”、“我买了一个本子三十二页”、“她有希望成为音乐家”这三类语言结构中存在后置定语。邵敬敏(1987)认为真正的后置定语很少,主要出现在书面语中,只能由“的”构成的一部分具有“排谓性”语法特点的典型体词性结构充当。范晓(1996)认为定语后置在静态短语中不存在,但在动态句子中,特别是口语句子中,定语后置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邢福义(1998)也认为定语可后置,不过只限于数量定语用于宾语部分时,且后置定语可以自由地恢复成前置定语。温锁林(2000)认为定语后移要严格遵守“可复位性”和“唯定性”的标准。崔应贤(2002)认为后置定语多是宾语的定语,且应直接附着在中心语的后面,与中心语之间有标点符号(多为逗号)隔开;在后置定语后面,仍附着有助词“的”字;在不增加任何别的词语的情况下,可恢复到中心语前面的位置上。

综上,汉语中确实存在定语后置的现象,这一点各家基本都承认。其实,有争论的实际上是可以后置的有哪些定语。

二、“定语后置”的类别

“定语后置”首先分为有标记和无标记两大类,即隐性结构和显性结构两种。

(一)隐性结构关系,指没有任何标记的定语后置情况,中心语和定语结合得很紧密。比较典型的莫属“大名冠小名”和数词定语后置两种。

首先,关于“大名冠小名”结构。王兴业的《古汉语定语后置探源》列举了大量材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王瑛在《古汉语定语后置问题的再讨论》也从构词法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为古代汉语的定语后置这一语法理论提供了不可撼动的语源基础。

其次,关于数词定语。李金(1997)质疑汉语定语后置说的合理性,但是他在文章最后,还是承认数词定语确实是存在后置情况的。梓宜排除了“者”字结构定语后置的情况,对数词定语后置没有任何疑问。

总的来说,对于“大名冠小名”和数词定语后置的情况各家都是持有肯定的态度的。

(二)显性结构关系,指中心语和定语带有标志的定语后置情况,中心语和定语结合得不是很紧密,不容易被察觉。这种情况是定语后置说最有争议的地方。符达维认为“她有个儿子在朝鲜”中的“在朝鲜”是“儿子”的定语,“她又希望成为音乐家”中的“成为音乐家”是“希望”的定语。而否定“农民们,老的、少的、愁眉不展地清理着破烂的东西”、“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和“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三种情况。张其昀(1981)认为“马之千里者”和“人有卖骏马者”都是定语后置式。李金(1997)认为“马之千里者”的表达重点是“千里者”,所以中心语应该是“千里者”而非“马”。庞玉奇在《古汉语定语后置例谈》中认为应该从语意目的出发去研究定语后置现象。是否后置,二者的重心不同,“定语后置的重心在后,即在定语方面。为突出定语所修饰、描绘的部分,突出其特殊性。使陈述的中心词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清晰、确切。”

总的来说,从定语后置说提出至今,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一说法的学者,对于结合较紧密的“大名冠小名”和数词定语中存在的定语后置现象基本无异议。而对有标记的定语后置情况反倒争议很大。对此,还期待专家学者们再继续深入研究,早日解决这些争议。

三、“定语后置”的功能

偏正关系,不是位置先后决定的,是由定语和中心词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决定的。汉语定语后置,构成了正偏关系,但是定语对中心词的限制、修饰、描绘作用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突出了定语的作用。所以定语后置,并未改变定语的作用,只是语序的变更、位移,有时还突出中心词的作用。

定语后置归根到底是属于语序的范围,而语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制约语序的因素更是复杂多样,反观学界对定语语序的研究,可以将制约定语语序的因素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制约定语语序的内部因素也可称为是语言因素,包括语义因素、语用因素、语音因素和语法因素。刘宁生(1995)认为,汉语中修饰语位于中心语之前,是由汉语中“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认知原则决定的。马洪海(1997)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排列顺序,是由汉民族“从外到内”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决定的。那么定语后置又是出于何因呢?

关于定语后置的作用问题,纵观诸家之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有时为突出和强调定语,常把定语移到中心语后面。”(许威汉《古汉语语法十讲》)

其次,文言的特点是简洁流畅,较长的定语加在中心语之上是不习惯的。杨伯峻《文言语法》提出两点:一是使文句简洁流畅, 二是古人不习惯。冗长的定语修饰仅由一个名词充当中心语,头重脚轻,念起来颇拗口。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约定俗成,从古汉语史的角度观察,古人是不习惯的。

再次,定语后置带有补充说明陈述性质,上例三个动词性词组本身即带有浓厚的陈述性质, 再加上助词“者”,用以煞尾, 更强化了陈述语意。

最后,增强语势,使其波澜壮阔。马建忠在《马氏丈通》中谈到句法成分移位的作用时指出“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学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 。句成分倒置就在于使句势意度波澜起伏,避免平铺直叙,同时亦相应地调整了音节,便于诵读,给读者以清晰深刻之印象。

整体看来,均属于说话者使用语言的艺术所造成的结果,故定语后置隶属语用平面。说话者有意峰句成分移位,变换语序,造成重点转移到后置的定语上来,使文句的风格色彩起了变化。而深层语义关系不变,又是保证定语后移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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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瑛.古汉语定语后置问题的再讨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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