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23:25:23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1篇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语 介词框架 考察 概述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211-02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词汇也不断变化。作为汉语词汇成员之一的介词也在不断地消长更迭,由其构成的介词短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历来成为语言学界研究的对象,成果丰硕,而对于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却不多。汉语“介词框架”的提法和命名及较早研究见之于陈昌来(2002a)一书。该书中对汉语介词框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并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其做了宏观的概括和分析。
而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形成和成熟具有前因性和过程性,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研究具有系统性、适用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语法化等理论和方法,对汉语介词框架进行一个概略性考察,以期能够补充或推进汉语介词框架的进一步研究。
1 20世纪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研究概述
汉语介词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但到《马氏文通》(1898)时才有马建忠从语法学角度确立的“介字”一类。《马氏文通》(1898)奠定了汉语介词的基本格局,也影响了后人对介词的认识,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对介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专题研究。直到《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的出版,才真正标志了汉语介词研究的开始。此后,《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研究论著相继出版,介词被分别称为“副动词”、“准动词”、“受导词”、“次动词”,但“介词”这一名称却没有被确定下来。
到了20世纪中期,张志公(1953)提出设立介词的主张,影响颇大。《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后,介词的身份讨论和纷争得到了统一,以后的语法书和教科书以及研究论述中基本上都肯定了介词的存在。此后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金昌吉(1996)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第一次对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概述,对后世的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可参考的资料。随后,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论文和论著逐年增多。诸如:《近代汉语介词》(马贝加1999)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介词的特点、形成过程及原因的专著;刘丹青(2002)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了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即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目前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也对介词和介词短语进行了一定说明。他们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介词的来源、性质、分类、内部差异、句法功能、语义功能、与介词有关的句式(如“被”字句、“把”字句、“在”字句、“从”字句等)等方面上。
2 汉语介词框架在汉语介词短语研究中的初步讨论
“在……上/中/下、在……的时候、在……以前/后、除(了)……以外、对(于)……来说、从……到……等等”,这些介词性结构都是由介词同一些方位词、连词、助词、准助词等词语前后搭配使用而形成的固定格式。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汉语学界没有系统地考察过这类结构,也没有给它们一个特定的称谓。
而前人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忽略了这类结构,语法学者在研究介词及介词短语的过程中也曾注意到了这些结构并对它们做出过一些说明。《马氏文通》(1898)注意到了“自……至……”、“自……以下/以上/以南/以来/以往”一类的结构。黎锦熙(1924)认为时地介词与其所介引的词有时连着其他词而构成一种“副词语”,来表示一定范围的充实性(如“在……以内/以后”)、表示“所从”而“所经”的连续性(如“从……以/而……”)、表示“所从”至“所到”的起讫关系(如“从……到……”)等。高名凯(1948)认为“在……上、于……之上”等是由受导词加名词功能的词组成的,并对结构层次进行了分析。张寿康(1978)在《说“结构”》一文中,也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结构了,他将其命名为“复合的介词结构”。崔希亮(1996)把不属于介词性结构的“在……呢”叫做“框架”。詹卫东(1998)在研究“N的V”结构时,把“在……下/上/中”称为“介词槽”。可见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语言中的一些前后搭配结构,且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有了类似于框架的概念,只是缺乏对它们的专题研究。
21世纪以来,汉语介词框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新编现代汉语》(张斌主编2002)中提到“在・・・・・・上/中/下”是一种固定格式,只是没有明确说明其为汉语介词框架。
吴福祥(2003)在《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籴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中提及“用……来”是一个可以填入有限词语构成逻辑关系的框架。葛婷(2004)认为:“X上”和“X里”框架格式相通交叉甚多。通过深入考察各种文本,发现了两者不仅在单纯的空间方位上有相通之处,而且在隐喻的概念范畴中,也有相通之处。该文作者尝试从隐喻角度说明和解释了这种框架现象。刘兵(2005)在探讨研究汉语中介词的隐现及介词省略时的功能替换手段问题时发现:框式介词的前项一般可以省略;标识处所、源点、终点、时间、原因、目的等论元的框式介词中的前项省略后,框式介词的标识功能就全部转移到了后项上。曾传禄(2005)谈到:汉语方位词“里、中、内、外”组成的框式词组在时间、范围、数量、状态和地位关系五个目标域中具有鲜明的表现形式和隐喻意义,其背后反映了人们的认知习惯和模式。吕兆格(2005)指出:介词与“里”、“外”组成的框式介词短语是汉语中常见的两个固定格式,它们的用法灵活多样并表现出不对称性。杨丽姣(2006)分析了介词激活其附着言语成分主题性的四种情况,其中包括框式介词的主题标志功能。讨论了介词主题标志功能的语用、语义以及句法动因。黄芳(2007)认为:汉语方位标“里”、“内”、“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方位标“里”、“内”、“中”使用的纠结现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时演变特征,造成了“×里”、“×内”、“×中”介词结构在使用上纠结的原因。
以上列举,都只是在汉语介词或介词短语研究中涉及到介词框架研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但他们对当时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对汉语介词框架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
3 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概况
21世纪初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汉语介词框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刘丹青(2002)提及与介词框架类似的内容:“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即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该文通过比较其它语言的框式介词等类似现象,从共时角度分析了框式介词中前置词和后置词各自的句法范域(domain),指出了范域大小与语义抽象度的关系,并指出框式介词本质上是一种句法组合现象,而不是一种词汇现象。所以,其专著《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2003)将其定义为框式介词,认为这是一种句法概念,而不是词类概念,通常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临时搭配而成,多半不属于固定词项。框式介词可根据句法特点分成下面几类:(1)双重赋元框式介词,如:“在……上;为……起见”等。(2)词汇性框式介词,如“对……来说”等。(3)强化式框式介词,如“比……来得、为……所”等。(4)连接式框式介词,如“因……而、通过……去”等。
直接提出“介词框架”这一说法的是陈昌来。陈昌来(2002a)认为:“介词框架”是介词在前,其他词语在后,介词所介引的对象被夹在中间,形成一个框架的固定格式。这个提法的影响颇大。姚莉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评介》中认为:“《介词与介引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介词的功能。该书立足于三个平面理论,区分介词的三种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这构成了对介词语法功能的全面认知。尤其对介词在语义结构中所起的语义功能以及介词的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介词的语法特点,介词的范围和类别,介词跟动词和连词的区分,介词短语的构成和句法功能,介词的分布,介词的内部差异等传统课题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显示现代汉语介词的源流和特点,该书还把现代汉语介词跟古代汉语介词、近代汉语介词、现代汉语方言介词进行了比较,涉及到介词的发展和语法化问题。该书的贡献在于:a.全面区分了介词的三种语法功能;b.从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系统性角度对汉语介词做了全新分类;c.具体讨论了每一个介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分布位置,进而指出现代汉语的介词短语只能充当状语和定语,从而认定介词短语是典型的加词性短语;d.首次对由介词构成的“介词框架”给予了详细描写和分析;e.考察了汉语介词的源流和发展,讨论了介词语法化问题语用功能。”
陈昌来(2002a)在对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描写中认为:汉语的介词框架是汉语介词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古代汉语中,尤其是上古汉语中没有介词框架;到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中,才开始出现介词框架;现代汉语中介词框架得以大量使用。构成现代汉语介词框架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词语都可以进入介词框架。根据现代汉语介词框架后部词语的情况可以分为四个类型:(1)后部是方位词的。单音节方位词和双音节方位词都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起/以后/以来、在……之前/之后/同时”等。(2)后部是名词性词语的。“时、时候/的时候、期间、方面”等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当……的时候、在……的时候、待/等/到……的时候”等。(3)后部是连词、动词、介词的。连词“而”、动词和介词“到、往、向”可以跟部分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到/往/向、打/打从……到”等。(4)后部是准助词的。“按、据、依着、对于、就、拿”等介词在介引事理、情理、话题范围、施事或主体、目的等对象时,往往采用介词框架,后部用“说、来说、说来、看、看来、来讲、想来、起见”等与之搭配。
陈昌来(2002a)最后还认为:汉语中存在两类不同类型、不同结构层次的介词框架,其表现复杂,形式多样,意义灵活,很值得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此后,关于介词框架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陈昌来(2003b)、付琨(2004)、王萌(2006)、朱峰(2006)、陈全静(2006)、段佳佳(2007)等。
目前,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尤其是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正蓬勃发展,态势良好,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到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中来,共同推进其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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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3篇
1963年，马庆株在中学执教，1978年考取了北京大学汉语专业研究生，1980年评为北大优秀研究生，后来到南开大学任教。北大中文系1990年底推荐他为1981～1990届现代汉语、汉语史、语言学、古典文献4个专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唯一候选人，北大中文系王理嘉副主任曾亲自到南开大学调其回北大任教。几十年来，马教授形成了他独特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和特色。一些语言学专家评论说，他的论文具有一种内在的“理性前冲力和穿透力”、能“透过现代汉语形态贫乏的表层，深刻揭示出其内在的规律”、“使人感受到语法研究作为一门科学所应有的品位和美质”。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要规范化、信息化、国际化、外语教育语种多样化以培养多语种对外汉语师资”，这是马庆株教授对汉语国际化的主张，他认为汉语的国际传播要创新思维，他主张完善汉语拼写工具，建立汉字声旁与特殊拼法的关系，整合提出区分同音词的办法，反映词与词甚至词素与词素之间的差别，提出了汉语拼写方案，既能记录口语，也能记录书面语，这样教学就可以提高3倍的效率，可以有效解决境外华人母语保持问题。
马庆株教授研究汉语言文字和语言规划，倡导语义功能语法，提出语义解释型变换，给汉语教学和语言工程以有力的学术支撑。他著有论文《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拟声词研究》、《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等。尤其前两篇，提出划分现代汉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的语法标准，列举两类动词对立的多种语法表现，并进一步分析非自主动词和持续性动词内部的语法差异，得到了两个动词分类系统。同时，他得出结论，即汉语动词由语义上自主与非自主、持续非持续的对立形成了两对语法范畴，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对语法结构有重大的影响，是汉语动词的基本类别。他的这些成果得到学界的认可，《资助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获得了北大王力语言学奖。
马庆株教授的著作有《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和《忧乐斋文存》等，主编了《语法研究入门》、《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精选》、《修辞语用探索――语言表达与得体性》和《现代汉语》等。
其中，论文集《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堪称当代中国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书中提出并界定了许多对语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新概念、新术语。许多术语都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语库宝贵的新财富。2000年，评选著名中年语言学家，他是全国高校中唯一全票当选者。日本学者古川裕在致东方书店出版部部长朝浩一的信中，称赞马庆株在“老辈大家退休后将是下一代领导中国语言学界的第一人。”马庆株教授为我国汉语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有志于汉语研究的年轻一代身先士卒，做出表率。
人物简介：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4篇
与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的系统性、丰富性相比,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就显得相对单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和方法。学者们对古代汉语各个时期的方位词有过研究,而且有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如唐启运《论古代汉语的处所方位名词》[1]、张世禄《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魏丽君《从〈史记〉一书看方位词在古汉语中的用法》、侯兰生《〈世说新语〉中的方位词》、王yīng@①《唐诗方位词使用情况考察》等。不过,这些文章对方位词的分类、方位词语法功能的研究、方位词词义特点的把握基本上还是现代汉语的一套系统和方法。当然,不容否认,古代汉语方位词与现代汉语方位词是一脉相承的,借用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系统和方法来研究古代汉语的方位词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毕竟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两个不同时期的语言,如果能根据古代汉语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寻求更多的研究切入点,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就会更加深入,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影响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没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仍有不少学者根据古代汉语词类活用较多的特点,研究方位词的活用现象,如余心乐《方位词在古汉语中的动词功能》,张军、王述峰《论古汉语方位词用如动词》;也有一些学者从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特点入手,提出适合于古代汉语方位词划类的标准(如上文提到的唐文和侯文),这些研究都考虑到了古代汉语方位词自身的特点,应该说还是颇有见地的。
2.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做得不多,每一个方位词发展的历史脉络还不明晰,古代汉语方位词的整体状况目前还未弄清楚。
学者们对方位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王力《汉语史稿》、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等专着都有专节论及一些方位词的历史面貌;同时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刘坚、江蓝生主编《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白维国编《金瓶梅词典》、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等词典也或多或少地收录了一些方位词的词条;还有一些论文也专门研究某一时期方位词的状况(如上文提及的对先秦、汉代《史记》、南北朝《世说新语》、唐代唐诗中的方位词的研究)。不过,从整体上讨论古代汉语方位词全貌的目前只看到《论古代汉语的处所方位名词》这一篇,其将讨论范围限定在“表示处所的方向和位置”的“处所方位名词”,并从表义特点、语法功能的角度提出划归“处所方位名词”的标准,并根据此标准确定了古代汉语方位词的部分成员。尽管唐文论述周密,但连唐文自己也认为“古代汉语处所方位名词究竟有多少?看来这是一个还值得研究的问题”,由此可见,古代汉语方位词成员数量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呢?这实际上与古代汉语个体方位词的历史发展研究得不够充分有直接关系。目前,单纯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已经有一些成果,有不少文章对“东、西、南、北、中、里、外”等单纯方位词的来源进行了追溯,如蒋逸雪《释四方》、周晓陆《释东、西、南、北与中——兼说子、午》;杨伯奎《说“中”》、胡念耕《唐兰释“中”补苴》、田树生《释“中”》、钟如雄《“里”义探源》、汪维辉《方位词“里”考源》、张玉春《说“外”》等;一些汉语史的着作也对某些单纯方位词的来源进行了举例性的分析。不过,每个单纯方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法尚未弄清楚。同时,相对于单纯方位词来说,合成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基本上没有专文论及,即使有,也是散见于各种词典、汉语史的相关着作。既然方位词这个集合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轨迹都尚未弄清,那么各个历史时期方位词的整体面貌自然就无法明晰,这样一来,要弄清古代汉语方位词成员的数量自然也是难上加难的。同时,在对古代汉语方位词的成员进行界定的时候,有的学者并未将古今一脉相承的方位词与古有今无的方位词区分开来,所谓“古代汉语方位词”是应该涵盖古今一脉相承与古有今无这两种情况呢?还是只指“古有今无”这一种情况呢?还要再进行界定。
综上所述,如果说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已经处于或正在处于成熟期的话,那么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发展期。语言学界应该在继续深化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的同时,将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
第二,如上所述,50年来,普通话方位词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与之相比,方言方位词的研究恐怕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早在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就为调查河北省方言编写了《方言词汇调查表》,这个调查表到1981年正式发表在《方言》第3期上,成为方言学界进行词汇、语法调查的依据。该表“大致按意义分类排比”,其中有一类就是“位置”类,表中列举了一些合成方位词(如“上头、下头、左边、右边、中间、里面、外面、前边、后边、旁边”)、一部分方位指示词(如“哪儿、什么地方”)、表处所的方位结构(如“路上、手里、乡下”)、时间词(如“以前、后来”)。从该表选词的原则来看,归入“位置”这个义类的词应该是“常用的”、“方言中有异同的”、“意义单纯范围确定的”一类词,显然归入这一类的方位词也具有此类特征。也就是说,至迟在20世纪80年代,方言学界就开始将方位词作为一种常用的、有方言特色的词来关注了。20年来,方言学界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方位词的原始材料,不过,这些材料大部分侧重于方言方位词的列举和释义,对方言方位词的形式特点、语法功能研究得还不充分。
从方言学的专着来看,将方位词作为专章或专节来研究的并不多,大都是将方位词置于分类词表中的一个义类(“方位”或“位置”)之下,进行方言方位词词汇形式的列举。不过,近几年有些专着也对方位词进行过专题研究。如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就专门用了一节(第七章第三节)来分析福州方言方位词的形式特点,只是这样的专着较少。
从方言学的论文来看,以方言方位词为论题的论文并不太多。目前笔者收集到的有5篇,较早的一篇要算20世纪60年代金有景《苏州方言的方位指示词》(注:另外,严格地来说“方位指示词”现在一般归入代词中,不过在六七十年代有一些语言学家将这类词也归入方位词。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就将“这里(儿)、哪里(儿)、那里(儿)”看作双语素方位词。),接下来到了90代,《方言》上刊载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一篇是李锡梅《江津方言词尾“头”和方位词“高”》;另一篇是郑懿德《福州方言的方位词》[2];还有其他一些杂志也刊载了这方面的论文,如柏恕斌、丁振芳《鲁南方言“的”“的个”及方位词的特殊用法》、何天祥《兰州方言里的“上”与“下”》。这些文章中以郑懿德的研究较为全面,她在较为详尽列举福州方言方位词的基础上,从方位词的内部结构、语法功能(主要是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方位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及重叠后的语法功能(主要是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等方
面对福州方言方位词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方言方位词的论述,一般都是研究某一方言语法的文章中的一部分而未独立成篇,如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中,陕西华县、四川江津、云南玉溪、浙江宁波、上海这5处的方言方位词的研究资料就取自研究这些方言语法的文章。这其中以许宝华、汤珍珠对上海话方位词的描写较为系统,他们不仅列出了上海话方位词总表,而且还对上海话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方位词作了区分,同时分析了新老派在使用方位词上的异同。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尽管进行方言方位词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较为丰富,也有一些学者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总体来说,从研究的深度、广度来看,与普通话方位词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二
从研究角度来看,从形式入手研究方位词的较多,从概念表达和方位词文化内涵入手研究方位词的不多。
第一,如上所述,50年来学者从空间、时间概念表达的角度研究方位词的不多。
较早注意从空间概念表达的角度研究方位词的是吕叔湘,早在20世纪40代他就在《中国文法要略?重印题记(1982)》中提出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语法,一个是“从听和读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形式(结构,语序,虚词等)为纲,说明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一个是“从说和写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意义(各种范畴,各种关系)为纲,说明所依赖的语法形式”,并且在此书中用“词句论”和“表达论”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对汉语的特点进行描写,而且将方位词作为表达“方所”这个范畴的一种重要形式来研究。该书的这种“先立意义(观念)范畴,再论述每个范畴的表达形式”的研究视角可以说是从空间概念表达的角度研究方位词的先导(注:尽管《中国文法要略》是以文言和白话作为分析对象的,但其列举的方位词与现代汉语的方位词基本一致:上、下、左、右、前、后、内、外、中、旁、东、西、上头、底下、前头、头里、后头、面前、背后、里头、外头、左边、右边、旁边、东边、西边。)。
吕氏的这种思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房玉清的《实用汉语语法》中得到继承发展:一方面,在研究观念上房氏除了认同吕氏的两个研究角度外,还针对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实际情况,认为外国学生“要解决听懂和读懂的问题,必须对汉语的句法结构进行从形式到意义的分析和学习;要解决用汉语表达的问题,必须了解汉语某些特有的语法范畴及其表达形式,必须对汉语的某些语法范畴进行从意义到形式的分析和学习”;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房氏认识到“空间”、“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空间”和“时间”放在同一个范畴——“时空范畴”中研究,在第十八章“时空范畴”中,除了从空间概念表达的角度说明方位词的特点外,还注意到方位词在表达时间概念上的重要作用,并明确提出“用方位词表示时空概念,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注:《中国文法要略》将方位词放在“方所”范畴中研究,在“时间”范畴中并未说明方位词在构成时间词上的功能,只是列举了一些有方位语素的时间词,如“前天”、“后天”。)。可以说在《实用汉语语法》中,从表达时空概念的角度研究方位词的观念已经十分明确了。
如果吕、房二氏还是从概念如何用方位词表达这种表层的意义与形式的关系研究方位词的话,那么刘宁生则是从“汉语看待物体空间关系的方式这一角度,联系认知过程说明汉语为什么用这些方位词表达这些特定的意义,为什么另一些说法在科学性上是有根据的甚至是惟一正确的,而在日常语言中却是尽力避免的”[3]。显然,后者借助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认知语言学是“一个以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感知这个世界并将其概念化的方法、策略作为基础和依据进行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学派”[4],如果从美国加州大学语言学教授Ronald W.Langacker1976创建“认知语法”开始算起,该学派至少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不过,国内对这个学派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引进国外语言学的窗口”,《国外语言学》从1990-1999年陆续发表了不少译介的文章,对认知语言学功能主义的语言观、非客观主义的认知观、认知语言学的经验基础以及认知语言学的一些核心问题如范畴化理论、隐喻系统、意象和意象图式、句法的象似性等等都作了详细深入的译介。
由于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是客观现实、人的生理基础、认知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5],因此,其研究语言不再从形式结构入手,而是从概念结构入手,“从认知上对语言结构作出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严格的而不是随意的合理解释”[6]。这种新的研究思路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响应,因此,出现了一批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汉语方位词与空间表达关系的论着,刘宁生的这篇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外,李宇明《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考察》,运用认知语言学隐喻的认知观,对空间隐喻的两种类型——时间的空间隐喻和社会的空间隐喻进行了研究,认定“空间图式是一种能产性极强的认知图式,人们习惯于把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上,借以把握各种各样的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这一研究对汉语方位词既能表示空间又能表示时间、等级的表义功能作出了一定的解释;张炼强《时空的表达和修辞》将表示空间概念的词语用于表达时间概念归因于人类的认知特点(认知时间要以某种客观标志为中介,而这一中介又和空间以及人们的视觉行为相联系),从另一个角度为方位词既能表示空间又能表示时间提供了解释;龙治芳《试论多维空间词汇意义的认知原则》认为,不同方位词或同一方位词表示的不同方位义受制于人们观察多维空间物体的基本认识规律和原则(注:即定向原则(人在观察自然时所处的位置对时间、空间和间和物体的认识的作用。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物体会对它们产生不同的印象)和格式塔原则(物体受本身结结构决定的外部形态对时间、空间和物体的认识的作用),它们都是观察自然和形成概念的方法。),并从认知的角度对方位词词义产生的原因做了分析;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参考点》、《空间方位词和方位参考点》[7]以及方经民《现代汉语方位参照聚合类型》都是从时空概念表达的方面说明方位词在描写某一物体所处的空间、时间上的作用,并且以此来给方位词做新的归类。
尽管八九十年代语言学界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从概念表达与方位词关系的角度对方位词的形式和意义做出了一些新的阐释,不过,这种阐释还主要集中在方位词表示时空概念这两种表义功能上,对方位词的其它表义功能尚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由于“认知”本身是抽象的、主观的,因此,认知语言学的解释也有一定的主观化倾向。因此,目前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来对方位词进行系统的研究还要慎重。
第二,从文化内涵来研究方位词的材料也不多。 除了一些方位词溯源的论着中有少量提及外,目前见到的专篇论文有张德鑫《方位词的文化考察》[8]、周前方《方位称谓词的语言文化分析》、蔡培桂《说“东”——谈谈“殷人东渡美洲的问题”》、李启文《论古人是如何看待方位的》、范
庆华《“东、西、南、北”及其文化内涵》等5篇。 其中张文从古代方位词的多种表达形式、方位词的文化象征、文化色彩等方面对方位词的文化内涵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周文则选取有方位语素的称谓词作为研究对象,对方位语素应用于这类称谓词的文化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蔡文则将“东”的起源与移民史联系起来,提出了“‘东’字字形的起源与殷人东渡美洲有直接关系”的独到论断;李文将方位概念的产生及其所指与古人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宇宙观联系起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探究出方位概念产生的文化根源。范文从“东、西、南、北”四方组合的顺序、四方的词义、词义演变、词语运用等方面探究出中国的某些社会制度和习俗。这些文章都注重将方位词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底蕴联系起来,有不少新的发现。不过,这样的研究比起方位词的形式研究来说,数量显然还是偏少。所以,如何更进一步研究方位词的文化内涵、方位词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应该是今后方位词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
从研究方法来看,方位词的个体研究较多,方位词的比较研究较少。50年来,单个方位词的研究不在少数,现代汉语内部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注:目前见到的有:罗日新《“里、中、内”辨义》;[日本]高桥弥守彦《是用“上”还是用“里”》;郭振华《方位词“内”和“里”》;邓永红《“在X下”格式及与“在X上”之比较》。)、古代汉语方位词与现代汉语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普通话方位词与方言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方言间的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汉语与英语以及其它外国语的方位词的比较研究都不多(注:目前见到的有陈满华《从外国学生的病句看方位词的用法》。)。
“比较”一直是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对于“比较”的重要性,不少语言大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如吕叔湘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9]中指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李荣在《关于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指出:“比较是研究词汇的好办法。”
同时,语言学界运用比较的方法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李如龙在《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未刊稿)中,就提出“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起家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法学界也注重普通话与方言、现代汉语与古代、近代汉语的比较研究,如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等,尤其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邢福义明确提出“普(现代汉语共同语)——方(现代汉语方言)——古(古代、近代汉语)”“大三角”的研究方法,使语法学的研究“越来越接触到汉语语法特点的本质”[10]。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5篇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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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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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编辑部1982《中国语文》三十年，中国语文，4期。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述宾短语 述语 宾语 研究综述
引言
现代汉语述宾短语的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逐步发展,本文力图勾勒出述宾短语研究的发展轨迹,以及研究中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收集,《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论文约有5篇,建国后至约40篇,大部分论文都出现在后至今的几十年来约有千余篇。由此可见,述宾短语的研究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述宾短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及其在句中的地位
《马氏文通》指出了句子的基本结构模式:“起词――语词――止词”。其中“语词”大多由“动字”充当,动字又可分为“内动字”和“外动字”,“外动字”相当于述语,外动字之后是止词,止词近似于现代汉语的宾语。《国文法之研究》里把述语称为“外动词(Transitive verb)”,把宾语称为“客词(object)”,这两项都包含在“表词”中,并认为“客词”“必在特种动词之下而后有”,所以不是“表词”的主体,只是一种附属品。《新著国语文法》最早使用“述语”,“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宾语”是“述语”的连带成分,是外动词后面一定要带的一种实体词,吕叔湘认为“宾语”这个名称是通过《新著国语文法》得到广泛流传的。《中国文法要略》围绕动词把动作的止点称为“止词”,这与《马氏文通》止词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现代文法》认为及物动词可以带目的位者,即把述语认为是及物动词,宾语为“目的位”。
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和含义在这一时期是不统一的,与我们现代的名称也是有区别的。如《马氏文通》和《中国文法要略》都把宾语称为“止词”,但前者认为“止词”是“外动字”所及者,后者认为“止词”是动作的止点;述语都认为主要由“外动词”即及物动词充当,但各家的称谓又有所不同。对于述语和宾语的地位,大都认为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然而宾语的地位各家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独立的,如马建忠;有的认为是附属于述语的,如金兆梓、黎锦熙。
(二)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
《马氏文通》中认为止词位于外动字之后并又说“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词”。这就从语义关系和语序关系两个方面对止词下了定义:首先止词的位置应该在动词之后,其次止词是动作的受事。《中国现代语法》称短语为“仂语”,述宾短语被归在主从仂语里,王力认为主从仂语是一种修饰关系,修饰是对于意义范围的限制。《汉语语法论》中把述宾关系描述为“引导关系”,“当两个有关系的词语放在一起时,如果其中的一个表示一个事物,而这事物是历程所归止的方向”,分为“引导者”和“受导者”,“引导者必得是一个具有名词功能的词语,相当于一般语法学家所谓的宾语”。
由此看出,对于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也是各持一词,从不同的角度对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进行了分类:马建忠认为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为施受关系,王力把它归在修饰关系里,而高明凯将它放到引导关系中,宾语是引导者。
(三)主语宾语判定标准
吕叔湘(1946)《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就对主语和宾语的辨别标准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和印欧语相比,汉语判别主语和宾语的标准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项,但这两项标准分析出的结果却不总是一致的。通过十几种句式的分析,讨论了各种分析方法后,作者没有下最后的结论,在文章最后提出确定主宾语的最好标准是“简明、具体、容易依据。还要有些弹性,能辨别句子的多种类型”[1]。
二、建国至时期的研究
建国初期,国内语法研究深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建立了新的语法体系,述宾短语的研究也随着潮流建立了新的体系。
(一)《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研究
1952年至1953年连载于《中国语文》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把述宾短语称为动宾结构,认为动宾结构属于句法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动词后头可以有宾语”“动词、次动词加宾语”是动宾结构,“拿位置作标准定主语和宾语”就可以解决问题。书中分析动词可以分为带宾语和不带宾语的,带宾语的动词也不总是带宾语,而次动词总是带宾语的。有时候动词还可以带双宾语。充当宾语的成分大多是名词和代词,另外还指出形容词、动词、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都可以作宾语。对于动词和宾语之间各种语义关系分出了很多种类[2]。
(二)主宾大讨论中的宾语研究
1955年7月到1956年4月,由《语文学习》编辑部发起了主宾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几十人,在关于如何确定宾语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偏重于意义,认为确定宾语应以意义为主。傅子东(1956)《主词和宾词》、王宗炎(1956)《怎样分辨主语和宾语》、颜景常(1956)《从意义与形式的关系上看汉语动句的主语和宾语》等人持这种观点,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岑麒祥(1955)《讨论主语宾语问题的几个原则》中也认为完全用位置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就否定了汉语的倒装句,取消了修辞学,把汉语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简单地列成了几条死板的规律。
第二种,偏重于形式,认为确定宾语应以形式为主。如徐仲华(1955)《分析句子应该从语法标志出发》中认为分析句子以语法标志为主要标准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施事受事,在动词前面就是主语,在动词后面就是宾语。另外还有陈庭珍(1955)《分析主语宾语应该根据结构》、唐启运(1955)《语法结构决定主语和宾语》等人倾向于这一观点。
第三种,意义和形式并重,胡附、文炼(1955)《谈宾语》、张志公《关于汉语句法的几点意见》、周祖谟(1955)《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曹伯韩(1956)《主语宾语问题随感》、高名凯(1956)《从语法与逻辑的关系说到主语和宾语》等认为不能绝对化看问题,结构和意义是统一的。胡附和文炼《谈宾语》还结合意义和形式分析了宾语,认为确定汉语中宾语的范围最好是先把动词的后置成分通过分析分成若干类,然后再确定其中哪些类是宾语。
主宾大讨论最后在确定宾语的标准上取得了一致,即兼取意义和形式,但偏重于形式,这使宾语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三、后至今的研究
如果说前的述宾短语研究提出了整体的框架和体系,那么后的研究就是在其基础上的充实和发展。
(一)视野不断扩大的述宾短语研究
视野的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体现主要为两方面:
一方面新的理论被不断引进,为述宾短语的研究开拓了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比如,配价理论的引进。动词作为述宾结构中述语的主要成分,配价理论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研究了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关系,包括和名词宾语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汉语语法事实。如周红(2003)《动宾式动词配价分析》运用配价理论对动宾式动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索了动宾式句法功能变化的内在原因。还有很多相关论文如张志英(2003)《从配价角度看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陈新义(2007)《二价动词组成的动宾结构》、张国宪和周国光(1997)《索取动词的配价研究》等。
还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如沈家煊(1995)《“有界”与“无界”》一文由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原因入手,从认知角度分析了“有界”与“无界”对动宾结构的影响。黄洁(2009)《动宾非常规搭配的转喻和隐喻透视》、张建理(2008)《单宾语句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吴为善(2007)《述宾两字组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等,这些论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揭示了述宾短语组合背后更深层的认知支配机制。
“空语类”理论是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课题,“空语类”在汉语中主要表现为“空主语”和“空宾语”,有许多专著和论文进行了空宾语的研究,如沈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徐烈炯的(1994)《与空语类有关的一些语法现象》,韩景泉(1997)《空语类理论与汉语空位宾语》。对空宾语出现的条件、形式、位置以及与英语中的空宾语的区别等进行了讨论,目前空宾语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
另一方面,开始同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如姚继中(1997)《日汉动宾结构比较研究》、田文琪(1992)《动宾关系的俄汉对比》、李永燧(1984)《试论哈尼语汉语动宾词序的异同》、袁焱(2008)《汉越述宾结构对比研究》等。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和不同语言的述宾短语的形式和内涵进行的深入研究,不仅弄清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关系,还为高层次的教学提供了资料,更主要的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综观这一时期,述宾短语的研究受外国理论的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将新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结合起来,与建国前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借鉴的国外经验的同时,更加理智和成熟,紧密结合汉语实际,促进了汉语的健康发展。不仅重视汉语本体的研究,更放眼世界,比较语言学的述宾短语研究也被人们所重视。
(二)不断加深的述宾短语研究
述宾短语研究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对述宾短语的句法、语义、语用的全方位考察,主要体现在专著对述宾短语进行的细致分析。如熙的《语法讲义》把述宾短语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述宾结构两种”,根据带宾语的情况对动词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并详尽地讨论了八类宾语[3]。徐枢的《宾语和补语》对述宾短语进行了论述,包括:什么是宾语、宾语的构成、从述宾的语义关系对宾语的分类、动词带宾语的情况、双宾语;在确定宾语时的一些问题、宾语的使用[4]。马庆株《动词和动词性结构》讨论了述宾短语的歧义,名词性宾语的类别,现代汉语双宾语构造等[5]。
另一方面,述宾短语中的小类研究不断深入。如“动宾式动词+宾语”是八十年代流行开来的,但对它的研究却相当充分,主要集中在它的结构特点,所带宾语的类型,动宾式动词的特点及带宾语的条件,流行的原因及规范化问题等。还有形容词带宾语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四种观点:带宾语的形容词就是动词,如吕叔湘(1966)《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王启龙(1995)《带宾形容词的统计分析》等;形容词带宾语是活用,如吕冀平(1984)《现代汉语的意动句式》、邢福义(1988)《关于形容词短语》等;形容词带宾语后仍是形容词,范晓(1983)《关于形容词带宾语问题》、沈锡伦(1984)《关于形容词的宾语》等;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汉语的特点,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动形兼类:许德楠和董浩(1980)《谈形容词带宾语的几个问题》等。
述宾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不少问题达成了共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对于述宾的名称及界定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如述语的内涵,述语的名称,宾语的位置。对于述宾的关系的类别仍处于开放状态,目前还很难将其遍举,语义关系千差万别,难以进行穷尽式描写。注重述宾共时的描写,忽视了历时和比较的研究。重视语法语义研究,忽视语用研究。述宾研究还有待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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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二四四"会简介
汉语"学习策略"的描述性研究与介入性研究 吴勇毅
'2002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征集论文
日本学生书写汉语汉字的讹误及其产生原因 陈绂
高级汉语学习者话语中的简约与繁复现象 郭茜
论现代汉语功能句型 温云水
课堂上的网络和网络上的课堂--从现代教育技术看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郑艳群
深切悼念胡裕树先生
试谈多媒体在商业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洪玮
评《汉语口语词典》 谢红华
拉波夫和社会语言学 胡明扬
世纪之交的语言随想--摘自一个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的手记 陈原
近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几个热点 陈章太
社会语言学创始人拉波夫
美国历史句法学家柯罗克
韵律词与科学理论的构建 冯胜利
工具主语和工具宾语异议 陈昌来
并列短语的句法作用 朱晓亚
《现代中国语研究》在日本创刊
现代汉语重动句的分类 唐翠菊
建立汉语中介语语音语料库的基本设想 王韫佳，李吉梅
对外汉语听力教学研究述评 刘颂浩
读《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 李开
普通话元音的再分析 石锋
也谈约量时间词 殷志平
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征集论文提要
试析名词的语义结构 施春宏
析特提式联合短语"A特别是B" 吴凌云，范开泰
韩国留学生汉语句式习得的个案研究 施家炜
中外学生词汇和汉字学习对比分析 王又民
第12届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年会暨第2届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征集论文
对留学生口语词汇和笔语词汇的调查 余文青
词汇量测试研究初探 钱旭菁
三类口语考试题型的评分研究 王佶旻
邓守信教授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授课
字、词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及教学策略 任瑚琏
深切悼念林杏光教授
对外汉语教材语法项目排序的原则及策略 吕文华
汉语作为外语的口语教学新议 徐子亮
首届"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优秀教师奖"颁奖
错综复杂的背后是简单清晰--《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简评 郭继懋
大胆选篇小心编排--介绍《中国视点--中级汉语教程》 王飙
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 储泽祥，谢晓明
现代汉语的语义属性系统 周国光
"V双N1的N2"格式转化粘合式偏正结构的制约因素 刘云，李晋霞
副词"还"的基本义 高增霞
汉语与韩语量词比较 金珍我
汉、英同义反复现象之比较 高明乐
日本学习者感知和产生普通话鼻音韵母的实验研究 王韫佳
"把"字句位移图式心理现实性的实验研究 高立群
母语为英语者习得"再"、"又"的考察 李晓琪
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 肖奚强
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 蔡整莹，曹文
2002"语言学的理论和应用"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
交际策略与口语测试 刘颂浩，钱旭菁，汪燕
谈成绩测试的科学化 陈若凡
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发展中的问题 陈章太
语言学术语译名商兑 胡明扬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刘丹青
"量词重叠+(都)+VP"的句式语义及其动因 杨凯荣
汉语内部视点体的聚焦度与主观性 陈前瑞
进行体、持续体的否定及相关问题 高顺全
试说"不免"的隐含义 金朝霞
字化与汉语限定关系字组的编码机制 宋作艳
提取公因子造词法初探 易正中
跨文化能力与文化教学的新目标 祖晓梅
留学生偏误合成词的统计分析 邢红兵
口语分班测试题型研究 李海燕，蔡云凌，刘颂浩
"实用中文文书测试"的系统设计与操作 刘壮，陈宏
理雅各与牛津大学最早的汉语教学 岳峰
评葛本仪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学》 苏新春
1987～2001年《世界汉语教学》引文分析 宋若云
世界汉语教学的新形势与新举措 严美华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国际汉语教学--全球化时代的汉语传播趋势 王路江
近年来新问世的语言学连续出版物简介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若干建议 马庆株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沈家煊
一套汉语动词论元角色的语法指标 袁毓林
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的位置问题补议 郭春贵
概念整合的层级性与动宾结构的熟语化 张云秋，王馥芳
准确率标准和初现率标准略谈 张燕吟
儿童空间维度形容词发展顺序的理论解释 胡德明
汉语拼音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运用 柯彼德
关于修订《(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的若干意见 赵金铭，张博，程娟
形动构造奇偶组配的语义·句法理据 张国宪
"别"字句语法意义及其对否定项的选择 邵敬敏，罗晓英
嵌入"用"字短语的把字句 刘培玉
外国语教学电子期刊开通
致使性重动句的量变图式 孙红玲
HSK单双音同义动词研究 程娟，许晓华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阿汉词汇中的体现 朱立才
对外汉语学习理论研究二十年 徐子亮
边注和查词典等输入调整对留学生伴随性词汇学习的作用 朱勇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刍议 郑定欧
试论结构型语言教学大纲--兼论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分级排序问题 唐曙霞
对外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综述 张旺熹
教材改革创精品有突破--读《多文体,精泛结合--高级汉语教程》 吴勇毅
格鲁吉亚汉学发展与汉语教学 玛琳娜·吉布拉泽
带处所宾语的"把"字句中V后格标的脱落 齐沪扬，唐依力
兼表被动和处置的"给"的语法化 石毓智
"起去"的语法化未完成及其认知动因 王灿龙
论中动句的句法构造特点 曹宏
现代汉语动量词的借用 刘街生，蔡闻哲
日本学习者对汉语普通话不送气/送气辅音的加工 王韫佳，上官雪娜
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目的研究 王志刚，倪传斌，王际平，姜孟
海外华人社会中汉语(华语)教学的若干问题--以新加坡为例 郭熙
教师行动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 崔永华
课堂教学中怎么进行近义词语用法对比 杨寄洲
明清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史的开篇之作--评《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 杨慧玲
日本"汉语交际能力考试"介绍 宋燕
词的复现率和字的复现率对非汉字圈学生双字词学习的影响 江新，JIANG Xin
日本所用汉字的汉语"转型"初探 史有为，SHI Youwei
"又"、"也"的辩驳语气用法及其语法化 史金生，SHI Jinsheng
现代汉语连词联系项的多能性 刘贤俊，LIU Xianjun
汉语篇章中后时连接成分的隐现 金晓艳，彭爽
"你这个NP!"的表达功能研究 张新华，ZHANG Xinhua
菲律宾华文教师对华文教育态度的调查研究 徐茗，XU Ming
日本的大学汉语教育问题 郭春贵，KAKU Haruki
法兰克福大学的汉学研究与汉语教学 耿有权
韩国仁济大学的中文教学 杨浩亮
《汉语札记》对世界汉语教学史的贡献 李真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简评 郭作飞
增强学科意识,发展对外汉语教学 陆俭明
论"对外汉语"的学科性 潘文国
汉语否定句的语义确定性 戴耀晶
对外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征集论文
"外人"模式与"人家"的语义特点 郭继懋，沈红丹
学习难度的测定和考察 周小兵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习得研究 黄月圆，杨素英
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书写错误研究 江新，柳燕梅
HSK等级分数问题 张凯
关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的思考 姜德梧
过程写作的实践与理论 杨俐
北京语言大学成立对外汉语教材研发中心
美国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王晓钧
何谓中华文化,且由学生自己品评--推荐一部对外文化系列教材 胡明扬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8篇
"怎么"的语法意义及"方式""原因"和"情状"的关系 郭继懋
"干嘛"与"干吗" 董锋
关于汉语的语序问题(二) 范晓
"吗"可以与"能否"配合使用? 邹以思
关联成分的套用及其省略机制 周刚
副词位置变化与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 赵彦春
概数词"来"的语义调查和研究 王改改
句式"好+数量+V" 黄佩文
节奏与停顿 安英姬
"意思"还是"意义"? 芜崧
词的微观变体产生的原因和途径 金钟太
汉语双宾动词与日语相关动词的比较 王健
谈泛化、分化及其有关的练习样式 李绍林
娱乐杂志栏目标题语言小议 喻江
《现代汉语语用平面研究》序 胡裕树
从"管约论"的标句词看汉语话题句 刘道英
"处处"能用在补语位置吗? 芜崧
体标记"下来"、"下去"补议 高顺全
体词性的"X1的X2"的时体问题 杭丽滨
"一A'不A"句式 黄佩文
从认知角度谈汉语广告语篇中对固化成语的偏离使用 白红爱，郑成虎
补语的可能式研究综述 郝维
中韩缩略语比较 郑阳寿
汉英语言无标志受事主语句对比研究 李青
"包涵"与"包含" 杨树民
汉语"W死+了"与韩语"W死+(ゑと)"比较 边桂贤
比喻对语言文化的贡献 史锡尧
是"重叠"不是"重迭" 邹哲承
"心"义文化探索 侯玲文
日本汉语教材及分析 张英
关于汉字教学法研究的思考与探索--兼论利用汉字"字族理论"进行汉字教学 陈曦
"有着"与"具有" 刘贤俊
现代汉语兼语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游汝杰
"那"的避讳用法 郭圣林
语义特征及其分析的客观基础 王红旗
现代汉语回声拷贝结构分析 王灿龙
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征集论文提要
不能成句的主谓短语 殷志平
试论"来"的替代条件 潘文，申敬善
双宾结构层次分析之佐证 宋玉柱
"一面p一面q"与相近格式的意义纠缠 王弘宇
"一+N1+N2"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 刘顺
关于"真"与"真的"作状语情况的考察 宫下尚子
借代造成语研究 史锡尧
韩汉语比较句对比 柳英绿
汉语认知语法研究动态 周红
"一直"与"一向"的多角度分析 邓小宁
这些句子中的"而且"都应改为"反而" 徐逢春
汉语口语体口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立与量化 郭颖雯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语素法"的几个问题 肖贤彬
日本留学生拟亲称呼语偏误分析 陈佩秋
略论"民汉"双语教学 包双喜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跋 马庆株
"花儿"中的"儿"是变词语素吗? 刘卓
汉语句子的文意不足和结构省略 袁毓林
论成事及其相关动词 陈昌来
选择问的选项不能错位 徐逢春
为NLP创立模式,用HNC研究汉语 林杏光
"泥石流"是主谓式,还是偏正式? 邹哲承
"一直""总""老"的比较研究 关键
汉语的焦点和"得"字句 张豫峰
"这样"的用法分析 吴春仙
现代汉语隐现句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周芳，刘富华
"非A不B"与"不X不Y"格式的比较 李卫中
"了2"类析 燕燕
"比"、"兴"不是比喻 于春海
汉英S+V+O1+O2句式对比及汉语教学 全裕慧
谈中级精读课教学注重培养口头交际意识的意义与措施 杨嘉敏
从HSK到民族汉考--民族汉考刍议 姜德梧
试析连词"与"的分界功能 薛健
在HSK考试中如何保证试题的公平性 任杰
四音格词在汉藏语研究中的价值 戴庆厦，孙艳
语义功能语法与词汇语法的比较 袁明军，张慧晶
词及语素单位认知之我见 刘桂芳，王如辰
“现代汉语虚词与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 姚占龙
“纪念”、“诞辰”、“一百周年”在组合时发生的问题 刘大为
单个动词作主语的语义语法考察 朴重奎
为什么不能说“于南京大学前身毕业” 郭圣林
异形词的定义 孙光贵
汉字音对韩国语辅音系统的影响--论塞音和塞擦音送气不送气的对立 申东月
略论双音节汉越词与汉语双音节词的异同 舒雅丽，阮福禄
信息论与语言研究 太平武
对外汉语教学课本中的“变调”符号问题 李无未，岳辉
汉字背景与汉语认知 徐子亮
说说“亲自” 乔秋颖
现代汉语叙事语篇中NP的省略 田然
也说括号的用法 刘旭超
汉语的根字和字族--面向知识处理的汉语基因工程 鲁川
黄廖本《现代汉语》词汇部分指瑕 王艾录
话语角色冲突的类型、原因及其消除 陈汝东
关于"广狭同词"现象的研讨 陈一
也说语义语法范畴--兼议语义功能语法 龙涛
"的士"及其相关词语的读音规范问题 刘中富
"词汇的构成"研究述论 谢永芳
韩国汉字音和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 任少英
试论汉语词语的文化附加义 张慧晶
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 李泉
汉语日常口语中打招呼的限制因素 黄河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统计方法运用状况调查 王若江
"别+V+了+NP"句式及相关问题 宋春阳，李琳
针对韩国人的汉语教学--"文字代沟"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全香兰
汉语句法结构认知研究的范例--读《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 周国光
汉语词缀的性质与汉语词法特点 董秀芳，DONG Xiu-fang
现代汉语频率副词的层级和语义研究 吴春相，丁淑娟，WU Chun-xiang，DING Shu-juan
"很多"和"很少"的句法意义与功能 岳中奇，YUE Zhong-qi
趋向动词的认知分析 马玉汴，MA Yu-bian
单音动词"得"的语法化过程 力量，解正明，LI Liang，XIE Zheng-ming
汉语致使问题研究动态 周红，ZHOU Hong
对外汉语的词典与词法 周上之，ZHOU Shang-zhi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分类及相关问题 钱玉莲，QIAN Yu-lian
《亚细亚言语集》与十九世纪日本中国语教育 陈珊珊，CHEN Shan-shan
从加拿大汉语教学现状看海外汉语教学 崔建新，CUI Jian-xin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9篇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15.王洪君：“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载《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16.王晓君：“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7年。
17.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8.杨树森：“论象声词与感叹词的差异性”，载《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
19.杨文娟：“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载《大同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0.姚洁青：“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载《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1.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象声词重叠式”，载《方言》1982年第3期。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现代汉语 教学 调研 思考
现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课程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修辞学等后续语言类课程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尤其对对外汉语专业来说,专业的性质决定了学生从业后要具备较高的语言素质,现代汉语基础知识不扎实,不仅语言能力得不到切实的提高,而且会严重影响其他专业主干课程,如外汉语教学法、文字学概要、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的学习。
一、调查问卷的动机与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各高校学生对现代汉语课都很难有较大的兴趣,很多教师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改进高校的现代汉语教学。从2002年起,在近十年的现代汉语执教过程中,我们发现,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对现代汉语的学习兴趣一直不太高,主动关注现代汉语教学的学生较少,甚至有少数学生在现代汉语课堂上提不起精神,毕业论文选语言类选题的也寥寥无几。而我院自2008年起新增对外汉语专业后,现代汉语课程便成为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两个专业的必修核心课程之一,同时也是我校着力建设的优秀课程之一。本课程教学内容多,授课时间长,教学难度大,并且课时量减少。为了适应独立学院培养实践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我们亟需加强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现行教学班中进行调研,了解学生对于现代汉语课程的真实学习心态,了解他们对现代汉语课程设置和教学的具体意见和要求,以便有的放矢地改进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现代汉语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
二、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
2009年1月,我们向我院08级汉语言文学和08级对外汉语专业三个教学班发放了98份问卷,实际回收问卷98份,有效率100%。其结果统计汇总如下:
1.你觉得《现代汉语》这门课难度如何?
A、难得受不了 B、比较难 C、能接受 D、很容易
分析: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学生心目中,现代汉语不是一门容易学习的专业课程,51%的学生认为现代汉语课程难度较大,18%的学生甚至认为难得让人受不了。这种畏难情绪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课程的学习。如何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地阐述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语言分析方法,是教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2.你对《现代汉语》课感兴趣吗?
A、很感兴趣 B、有一定兴趣 C、不太感兴趣 D、很讨厌
原因是:?摇 ?摇?摇。
分析:
事实上,并非如很多教师所说,学生对汉语毫无兴趣。从调查数据看,超过一半的学生对现代汉语感兴趣,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a.通过一个学期的现代汉语学习,逐渐认识到汉语的独特魅力;b.学好现代汉语是考研的基础;c.有助于今后从事文职工作;d.可以提高自身语言文化素质。
也有不少学生对现代汉语课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a.现代汉语的教学内容脱离现实社会,不能学以致用;b.课程考核方式死板,容易导致学生机械记忆;c.没有计算机和英语课程重要;d.汉语知识繁杂、琐碎,学习困难大;e.课余时间大多被英语和计算机考试挤占,没有更多时间学习。
总体来看,教学内容繁琐陈旧,考核方式僵化,是导致学生现代汉语学习兴趣不高的最主要原因。这提醒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重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改革教学内容,让学生觉得学习现代汉语有意义、有用;二是如何改革课程考核体系,使评价更为有效地发挥导向和激励功能。
3.你认为《现代汉语》课跟你所学习的中文专业其他课程相比,理论要求程度怎样?
A、理论要求比其他课程高,过于抽象 B、跟其他课程差不多 C、不如其他课程
分析:
绝大部分学生认为现代汉语课的理论程度很高,过于抽象,这其实反映出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即教师讲解过多,练习太少,拘泥于课本资料,缺乏语言实践活动。这一误区的实质是,过于重视现代汉语的理论性,而忽略了现代汉语的基础性和工具性。事实上,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来说,现代汉语课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培养学生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因此,如何以实践性教学为重点,将教学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转变为“以能力为本”,应是今后教学改革的重点所在。
4.你是否愿意选择现代汉语方向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选题?
A、愿意 B、勉强 C、不愿意 D、随便 E、不知道
分析:
从调查数据统计来看,从大一就有明确意向愿意选择现代汉语方向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选题的学生有29%,不多,也不算少。有24%的学生表示勉强,18%的学生没有明确的选择意向。这提醒我们,在一学年的现代汉语教学过程中,应当随时注意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设置有意义的调查研究项目,指导学生自主或小组合作进行分析研究,为今后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开展打好良好的基础。
5.你认为现代汉语课教哪些内容比较好?(多选)
A、以教材知识体系的学习为主 B、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 C、组织语言社会实践活动 D、介绍语言学研究最新动态 E、其他?摇 ?摇?摇。
分析:
从学生的回答可以看出,独立学院的学生非常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抽象的理论对他们没有多少吸引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需求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绝大部分学生希望教学内容能够跳出课本,关注现实生活;基础较差的学生满足于教材知识体系的介绍学习;学习程度好、有志于考研的学生则有了解语言学研究最新动态的需求。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花大力气系统整合教学内容,从“以教材为本”转变为“以生活为本”,注重知识的延伸和拓展,注意知识点的选择,注重选例的现实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言应用能力。
6.在教学过程中,你认为哪种方式教学比较好?(多选)
A、课堂授课 B、自学 C、小组学习 D、其他?摇 ?摇?摇。
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传统的“讲授式”(以老师讲授为主)。他们认为,经过老师的系统讲授,自己比较容易掌握现代汉语知识和分析方法,可以省去课外自学的大量时间。但同时,也有学生指出,讲授式不能上成“满堂灌”,学生完全被动地接受知识,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应当考虑学生的教学参与度,实现一定的课堂互动。
有20%的学生喜欢“小组学习”方式。这些学生大多思维活跃,学习积极性高。他们认为,小组学习这种研究性学习方式可以大大增强学习的主动性,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但是,使用小组学习的方式,教师必须考虑课时是否充分,因为准备材料和课堂讨论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适当采用小组学习方式是可行的,只是“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喜欢“自学”的学生占12%。这部分学生大多自学能力较强,他们认为教材内容基本上可以自学,不用老师详细讲解,老师要做的是在一些重点、难点或有学术争议处进行适当的点拨,或者安排固定的教师答疑时间即可。这就提醒老师,在教学中要做好充分准备,设置好问题,注意精讲,突出关键,不要面面俱到。
另外,还有个别学生提到了讲座、外出实践等形式的教学方法。运用这类教法,需注意的是操作是否方便,场所是否合适,经费是否充足,教学任务怎样落实到位。
7.你认为哪种教学媒体教学效果比较好?(多选)
A、黑板 B、投影仪 C、录像 D、图片 E、其他?摇 ?摇?摇。
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传统的板书、图片,以及目前各高校已经基本普及的PPT投影之外,学生对于视听材料--录像有较高的需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与单一的视觉材料板书、图片、PPT相比,录像能够充分调动人的视觉和听觉,图、文、声、像并茂,确实更有吸引力。这就要求我们精心选择多媒体教学资源,学习甚至掌握Flash、Cool 3D 和Photoshop等开发工具,将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等音频、视频信息融为一体,生动形象地将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启发学生自学。从现代汉语课程内容的角度看,抽象的语音演变、形体示意和一些语法现象是可以运用多媒体手段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学生的,这既能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又可以提高课时的利用率和教学质量。
8.下列哪些课堂活动是你希望并有兴趣参加的?(多选)
A、记笔记 B、做练习 C、讨论宣讲 D、阅读补充资料 E、撰写研究报告或学术小论文 F、其他?摇?摇 ?摇。
分析:
从学生的反馈看,他们感兴趣并愿意参加的课堂活动依次为:阅读补充资料>记笔记>做练习>讨论宣讲>撰写研究报告或学术小论文>其他。对照目前教学中的课堂活动情况,我们发现下面几点值得关注:(1)教师要精选课内阅读补充材料。由于课时有限,大部分情况下,教师都是在开学初或者每个章节结束时给学生提供一些课外阅读的参考文献,但一般不作具体明确的要求,也没有落实检查措施。课内活动则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讲解为主,忽略了学生对相关知识信息以及最新学术信息的需求。(2)需要加大配套练习的比重,做到讲练结合。(3)研究性学习有一定的需求。既然大一的学生就有这方面的需求,教师可以在一学年中适当布置一两次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小课题,引导学生撰写研究报告或学术小论文,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
9.下列哪些是你希望老师做的?(多选)
A、老师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 B、老师为学生提供研究课题 C、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 D、参加老师的研究课题 E、其他?摇?摇 ?摇。
分析:
从研究性学习的具体形式来看,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是传统的“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方式,这也是我们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环节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类推到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中来。有些方向不明确的学生,可能需要老师提供一些大小适合的研究课题,这要求教师在平时就注意观察、搜集;缺乏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学生,可能需要老师为其提供一些参考书目,逐步引导他们掌握学习方法,自主学习。此外,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也不失为一个简单便捷的方式。
10.请写下你对《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
分析:
从回收的问卷情况看,学生对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与实际社会中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注重实用;(2)比较难懂,希望能更生动些;(3)希望能在上课时多引入一些课外的东西,穿插资料;(4)希望精讲要点,讲透;(5)希望多开展一些与语言有关的实践活动;(6)希望为小论文或研究报告提供发表的园地或途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现代汉语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综合思考
这次调查问卷组织严密,回答时间宽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因此,我们认为达到了较好的预期效果,这些数据可以作为今后我院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依据。通过分析可知,目前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对独立学院来说,现代汉语这样的基础课程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急需作出策略调整,进行相关的教学改革。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生对课程性质的认识有偏差。有些学生没有认识到本课程的专业基础性地位,认为在当前的社会中,语言这种东西抽象理论、枯燥乏味,学了对就业没有立竿见影的帮助,不如学好英语、计算机有用。这与近年来社会上盛行的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等思想有关。
(2)由于课程内容的琐碎入微,语法规范的条框限制和对语言理论的过于重视,现代汉语本身蕴含的趣味和吸引力被理论的抽象性和教学中对实践的忽视所遮蔽,从而让学生望而生畏,难以产生学习兴趣。
(3)受到其他课程的冲击。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学习重点本应是专业课程,然而,学生们大量的课余时间却都用在了外语学习上。
2.教学改革的思路